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高速发展，网络语言蔚为大观，成为互联网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现今网络时代，网络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新兴语言形式，网络热词如“任性”、“点赞”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些词也成为近期全国“两会”上的高频词。在适应和满足网络交际需要的同时，具有戏谑、嘲讽、娱乐性质的网络语言充分展现了语言游戏功能的魅力，也给语言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网络语言包括网络语境下的各种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等，包括网络热词、网络言论、网络技术专业用语和网络文化词语等。当下，网络语言对社会的呈现与干预越来越显著，对社会的关切度日趋凸显。网络语言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的另一面镜子，体现了人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

    网络语言相关研究成果涵盖了从网络词语到网络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较好地揭示了建立在汉语文基础上的网络语言传播过程；研究观念从常用常新的语言描写，到顺应论、模因论，不断与时俱进。

    网络语言的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本体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语义学、语用学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语言系统内主要集中在网络语言中词语的构词理据及特点、语义色彩及风格、修辞效果、语体风格等；语言系统外则涉及社会文化、社会伦理、舆论传播、传媒影响、思维认知等方面。

    网络媒体的“公共话语空间”的特性和功能为“任性”的网络语言提供了创造和传播的平台，在其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常常引起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专家的共同关注，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成因和特点，甚至预测其走向，这无疑对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理论上说，网络语言将研究视角指向网络社会的人，弥补了现有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网络时代的不足。网络语言研究成果几乎可以应用于网络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此外，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如果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它就有生命力；反之，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网络语言的发展也符合这样的规律。新词新语诞生后要有一个自然选择过程，其中一部分可能会自生自灭，另外一部分将从网上走下来，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也是语言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一个途径。因而，面对蓬勃发展、内容上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的网络语言，决不能一味地追捧或棒打，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丰富的人文情怀以及多元化的视角，坚持“规范即是服务”的理念，科学、动态地分层次进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语言为社会语言生活服务。

    网络语言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包括网络话语评论体系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和意义，网络文体、语体、修辞表达与思维认知的关系，网络上不同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规范，网络语言和语言生活主客体的关系，网络语言的心理学分析，网络语言和其他媒体语言的多元比较等。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关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

美天文学家提出星光罩理念

    在搜寻太阳系外行星时，遇到的最主要阻碍不是太空光学望远镜有限的观测能力，而是恒星发出的强烈星光。它淹没了恒星周围行星的反射光，让人们无法观测行星。至今，在解决星光问题上，科学家采用的常规做法是在太空光学望远镜的镜头前安装遮光罩来遮挡星光。然而，遮光罩的方法存在局限性，部分原因是光线在遮光罩周围会产生衍射，从而影响对太阳系外行星的观测。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韦伯斯特·凯什宣称找到了解决星光问题的更好方法——将遮光罩从太空光学望远镜前取下，放置到太空中。据7月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介绍，凯什基于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菲涅耳创立的光学理论，设计出一种专门用来搜寻太阳系外行星的太空望远镜系统，这一系统由“恒星遮光板”和太空望远镜两部分组成，该星光罩呈花瓣形状，直径大约35米，安放在离太空光学望远镜2万公里的太空中，“花瓣”用来遮挡恒星的光芒，而“花朵”中间的孔洞可以供行星发出的微光通过。这不仅能够免去光线衍射现象，同时也能几乎完全阻挡住强烈的恒星星光。当天文学家要聚焦观测某个特殊的星系时，他们可以让星系、太空中的星光罩和太空光学望远镜处于三点一线，最终在没有星系星光干扰的情况下研究恒星附近的行星。

    凯什介绍说，他用计算机模拟和1/1000大小的模型对花瓣形状的星光罩进行了测试，两者的结果均显示星光罩能够极大地减少星光的干涉作用。如果将星光罩同先进的望远镜（如美国宇航局计划于2013年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相结合，天文学家就可以直接获得太阳系外行星的成像。凯什估计，星光罩和光学望远镜这种一前一后的设计能观测到远在100光年处的行星，因此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为100光年的宇宙天体中，那些类似太阳系的星系都可以是其研究的对象。

    对于凯什提出的方案，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太阳系外行星专家马克·库兹内表示，星光罩的概念没有得到相关的检验，因此可能会出现无法意料的技术问题。加州工学院的太空望远镜专家查尔斯·贝奇曼就认为，让星光罩精确地在某个位置稳定一定时间以便望远镜捕捉到行星图像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凯什表示，最新提出的设计方案比现有的方法具有更佳的光学特性，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凯什说，“恒星遮光板”可以让恒星发出的光芒衰减百亿倍，使太空望远镜能观测到行星，甚至辨认行星上大陆、极地和海洋等地貌特征，以及甲烷、氧气和水等可能与生命有关的物质。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法国作家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语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而言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所以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今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古希腊神庙到巴洛克教堂，以石构为主的欧洲建筑遗产蔚为壮观；相比之下，从先秦到明清，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遗产似乎乏善可陈。因此，自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存在于纸(文献)上，或干脆说实物等同于零局这种偏颇的看法曾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呼应，继而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洪流。迄今为止，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加工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大规模使用？梁思成曾经给出了一个大致不错的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中国人为什么“不着意于原物长存”，这依然是个问题。要接近最终答案，还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存在着适合作建筑材料的优良石材，其中最主要的是大理石。大理石原指产于云南大理的白底黑纹的石灰岩，剖面类似水墨山水画，古代常用来制作画屏或镶嵌画，后来泛指一切有花纹的石灰岩，连西方建筑和雕塑常用的白色石灰石也被称作大理石。大理石质感柔美，格调高雅，花色繁多，是建筑、装饰的理想材料，也是雕刻艺术的传统材料。我国大理石矿产资源品种众多，总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初步查明国产大理石品种近400个，其中按花色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纯白的有北京房山汉白玉、安徽怀宁白大理石、云南苍山白大理石等，纯黑的有广西桂林桂林黑、河南安阳墨豫黑、山东苍山墨玉、湖南邵阳黑大理石等，红色的有安徽灵璧红皖螺、四川南江南江红、河北涞水涞水红和阜平阜平红等，绿色的有辽宁丹东丹东绿、山东莱阳莱阳绿和安徽怀宁碧波等，彩色的则有云南的春花、秋花、水墨花以及浙江衢州的雪夜梅花等等。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可轻易取得。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秦代修建阿房宫，木材就是从四川运到陕西的。随着木材的不断砍伐，优良的大木也日渐稀少，后世华北主要地区很难找到可用之材，以至于要从长江流域搬运大量木材到北方。可见，古代建筑营造并非严格遵循“就地取材”的经济原则。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木材的使用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大木建造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较为淡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观念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的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要容易加工得多，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时更少。既然如此，花费大力气去建造石头房屋就没有多大必要。《礼记·檀弓上》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命人为自己制造石棺，加工三年尚未完成，这充分说明石材加工之不易。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和咒骂，说他这样奢侈浪费，还不如死了快点腐烂为好。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大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接受。但在西方古代社会，建筑既然服务于“神”，自当与神一样永恒，因此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无法满足西方人对建筑永恒纪念性的追求，坚固而不易腐蚀的石材才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中国传统哲学也未曾认真看待“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真正永恒的只有变化。这种“常变”和“循环”的观念，使得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成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严重的问题。建筑服务的主体是人，而人处在不断的繁衍更替之中。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对建筑有不同的需求，建筑也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恒不变。建筑物破旧了，后代自会修缮，倒塌了，后代自会重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推？，陈出新的自然过程。我们实在不必考虑过于久远的未来，能更好、更便利地满足当时人的需求更为重要。一条常见的禅宗偈语，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固有的中国观念：“佛法因缘生，缘灭法亦灭。”人生短暂，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所以，陵墓建筑在功能上提出了耐久的需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这里便成了中国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是十分理性的。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