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

                                                                                 “彩虹鱼”：中国深潜新利器

       国际上对海洋的深度区间是这样划分的：3500米至6500米为深海，6500米之11000米为深渊。要使中国在深潜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须尽快研制出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研制的基础上，“彩虹鱼”号向11000米深渊极限发起了挑战。

       根据“彩虹鱼”项目总体设计，探秘深渊将是协同作业：以“彩虹鱼”号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核心，配备1台无人潜水器，3台着陆器和1艘4800吨级的科考母船“张骞”号。这些科学设备共同构成全国海深的“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凭借这一世界领先的实验室，科学家可以对全球26条6500米以下的深渊海沟开展系统的科学普查，获取珍贵的深渊资源样本，建立深海生物DNA数据库，从而带动深渊生命科学、深渊地址与资源科学研究的开展。

       然而，探索万米以下的海底世界绝非易事。试想一下，下潜深度达到11000米是一种什么体验？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放在沟底，峰顶都不会露出水面。那里的海水寒冷刺骨，黑暗无边无际，还要承受约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足以摧毁大客部分科考设备。因此，“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需要克服压力巨大、深海低温和深海供氧等难题。

       正在研制的“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有望成为国际上首个作业型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与7000米级的“蛟龙”号相比，万米级“彩虹鱼”号再外形设计、 制造材料、 设备抗压能力、 电力系统等方面均需升级换代，提升各项性能，根据设计方案，与胖鲨鱼外形的“蛟龙”号在海里垂直下潜不同，“彩虹鱼”号呈瘦长的鱼雷状外形，在海里将采取45度倾斜下潜的方式。由于抗压能力要求高，“彩虹鱼”号载人舱的制造材料也与“蛟龙”号不同，需要使用优于目前常用的高强度钛合金的新型材料——马氏体镍钢。在稳定翼、舾装系统、声学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方面，“彩虹鱼”号均需提升相应的耐压性能。在电力系统方面，“彩虹鱼”号正在研制寿命更长、 动力更大的锂电子电池。

       2015年9月，“彩虹鱼”号万米级五仁潜水器和着陆器在南海海域完成海试，最大潜深为4328米，标志着我国探秘“万米深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按照设想，2016年，无人潜水器和着陆器将利用新的科考母船去冲击马里亚纳海沟；2018年，完成载人潜水器的研制；2019年，力争让中国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研究。

       万米级深渊科技流动实验室建成后，将具备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所没有的万米深渊作业功能，能够填补我国在深渊科技这一前沿科技领域的空白，提升我国开展大洋深海交叉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占领世界深渊科技研发的制高点。

                                                                                                                                                                          （取材于张欣、张建松等的相关文章）

    ①对于哲学来说，“自知无知”乃智慧之母。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就说到：自知自己的无知，乃是智慧的开端。中国先哲孔子也说“知之为如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同样强调“自如无知”作为智慧源头的重大意义。“自知无如”作为哲学智慧的开端，包含着如下两层最为重要的意蕴。第一，它给哲学的功能划定 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或者说为哲学颁布了一个“禁令”：哲学是人以人的眼光对凡与世界的一种追问和探索，而不能僭越为以神的目光来确立世界的终极原理，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原理的答案，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是哲学不可能提供的，它属于‘神学’而非“哲学’。自觉避免扮演先知或上帝的角色，这应成为哲学和哲学家基本的“自律”。第二，哲学不仅禁止自我僭越，而且把审查和批判一切“全知全觉”的先知或神的僭越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式和使命。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和市井中与“聪明人”的对话和辩难给哲学确立了典范：通过这种对话与辩唯，他使一切自诩拥有真理的人陷入了自相矛盾，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种怀疑、审查和否定的哲学反思批判活动中，任何把“有限之知”膨胀为“无限之知”的倾向都特显现其有限性，暴露其可疑性和内在困境。

    ②但是，在哲学的发展十中，上述本应作为智慧开端的对“无知”的自觉却恰恰最先被遗忘了。哲学变得趟来越自负和自大，它不但不再承认“无知”是人的本性和哲 学智慧之母，而且把“无如”视为人最大的耻辱并因此把哲学的使命定位于一劳永逸地摆脱和消灭无知。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上。

    ③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表达着两层不断递进的野心：第一，它要成为统率一切具体学科和具体知识的超级学科；第二，它还要求成为统率一切哲学问题和哲学领域的基础和支点，也即是说，它不仅要成为“科学之科学”，还求成为“哲学之哲学”，不仅要求拥有对“知识”，还要求拥有对“思想”的最高立法权。很清楚，“第一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完全背弃了“无知是智慧之母”的信念而走向了另一与之完全不同的极端，即紧紧地拥抱“全如是智慧之母”的教条。这是哲学的最大妄想，也是它陷入不可摆脱的深刻困境的根源。

    ④哲学对“全知”的追求犹如一个人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实际上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企及和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代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戳穿了哲学的这一幻象，把哲学从这一幻象的迷梦和独断中唤醒过来。在此方面，康德无疑是先驱者，他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了这样的洞见：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性原理，实质上是把“有限”当成“无限”，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豪”和自相矛盾。康德的“理性批判”承认了人在把握“世界总体”上的无能，这使得哲学又一次回到“无知乃智慧之母”的思想原点。康德的谦逊比那些自负狂傲的自恋哲人们更加明智而深刻。虽然他被“全知论”哲学家指责为“不可知论”者，但其回归“自知自己无知”这一原始的哲学精神的观念影响至深。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家们指出传统形而上学所欲建构的“第一哲学”实际上是把语言和逻辑误用的结果，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传统哲学试图用理胜和逻辑的方式去获取“整个世界”的知识，根本谬误在于跨越了不应被跨越的边界，侵入了本应保持“沉默”的领域。唯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也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知主义的无根性与独断性。

（选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有改动）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第九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活起来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非遗是独特的。为大众熟悉的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选取特定材料，用传统技艺进行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信息和情感投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种独特性，恰好是这些非遗项目的市场价值所在。将这部分非遗资源转化为物态化的产品，既能为非遗的保护传承造血，也可以让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产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分享非遗文化蕴涵。传承保护得益于此，非遗的创新发展也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在不少地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用得当，无疑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多赢之举。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不是“开发”。所谓“生产性保护”，其核心依然是保护，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开发”文化遗产的表述，长期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对文化遗产而言，“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开发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让非遗走样，最终伤害的还是非遗本身。

    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融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要用机器大批量生产非遗产品。看到机器压的皮影、剪纸，机器印的年画，人们会有这样的困惑：这些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能叫非遗吗？一些号称非遗的产品，采用化工原料快速染制，低价卖给游客。游客多非专业人士，就是到此一游，图个便宜、买个新鲜，既不了解，也不会挑剔制作方法。

   殊不知，这种成本低、来钱快的好办法，却是在自我伤害。仅从生产技艺上看，机器生产不仅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生产效率、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如此竞争，真正的非遗产品自然吃亏，李逵也就打不过李鬼了。如此偷梁换柱，用工业文明替代了手工文明，非遗产品也就徒有其名了。

    这种现象的流行，当然与商家重利的投机心理有关，也与人们对手工价值的忽略有关。真正的非遗产品，且不说材料的难得，仅手工艺人的培训和制作过程，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一双内联升的手工纳底布鞋，恪守每平方寸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需要耗费1个熟练工人3天的劳动。这样的非遗产品怎么能与胶底布鞋或者运动鞋等价？

    优秀的手工作品，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价格，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全球公认的奢侈品品牌，无论汽车、手表还是皮具，在品牌文化之外，强调的都是稀有的材质和精良的手工。只有当优秀手工制作的价值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非遗鲜活起来、大放异彩的时候。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于艺术之范畴，必须具有艺木的终极属性，即诗性。诗性当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突出特征。小说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而反观当下的小说创作，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警惕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当然，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摘编自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有删改）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材料一

唐人徐坚所撰《初学记》卷三十引《任子》之语曰：“楩楠为众材之最，是物之贵也。”然则楠木为君子所贵之德何在？杨汝清的《天才地宝造化所钟：品味金丝楠》一文中做出了解释，“金丝楠的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正与中国传统文人之精神情趣沟通暗合——沉凝大气，华而不奢；从容优雅，含而不露；温润雍然，卓尔不群”。

楠木坚劲刚贞。西晋周处所纂《风土记》中曰：“樟楠诸木，最为坚劲。”成百上千年之风雨霜露，练就了楠木之坚韧挺拔，极难为外物所动。《晋书》：“严霜识贞木。”《贾子·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

《贾子·谥法》：“清白守节曰贞。”由此可见，文人之爱楠，取其贞节之刚性。诗圣杜工部极爱楠木，于楠木多有吟咏，传世的就有《高楠》《枯楠》等多首。所谓“干排雷雨犹力争”，将楠木与雷雨奋力拼搏之状写得虎虎有生气，而这也正是杜工部百折不挠之坚韧精神的写照。

楠木光润和厚。西汉陆贾在《新语·资质》中对楠木极尽表彰之能事：“夫楩楠豫章，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并不因其“入地之坚强”而损其“在高之柔软”。楠木吮吸着天地间之和气，阴阳协调，上干云霄。楠木之亦刚亦柔，彰显着其深得天健地顺之灵气。

楠木安之若命。与孔子同时代之《子华子》有云：“豫章楩楠之可以大斫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岖峿之区。”楠木所生之地总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壑穹谷。唐人严武《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亦云：“楠木幽生赤崖背”“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数千丈之木需要数千年之生长，数千年后的今日方得诗人之青睐。“寂寞穷山”，其间滋味只自知：时乖命蹇，一直处于“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的状态，只能清明在躬了，此亦非具君子之德者不能为也。

正因为楠木坚劲刚贞而不失光润和厚，且有“纵使无人亦自芳”之君子德性，具备了“道在器中、天人合一、曲则有情、君子比德、和而不同、以虚致实、悬象示义等中国文化的大智慧”，才使得它于厅堂之中以器之美彰显木之德，实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深厚底蕴。

（摘编自萧伟光《传统家具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地，到了晚明，人性解放之风日渐觉醒，这也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文人开始徜徉于山水，漫步于园林，休用于酒茗，不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仅寄情于花鸟、山水来抒写胸中逸气，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的生活融合为一体，开始走向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在家具的设计层面上，文人的直接参与，为古老的家具工艺注入活力，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化意念融合在家具设计中，从而使家具设计在造型上以优美、简朴、稳重取胜，各个组件的比例与审美一致，讲求实用，装饰上则讲究淡而雅、少而精。而且，有些明式家具上还能留有文人墨客的题词钤印，更成为明式家具文人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时，很多文人还为家具撰写了大量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文章，论述之详尽，为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内中关于家具设计与审美的描述，为后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

明式家具肇兴于明代中期，却在晚明时期经由几代文人的直接参与与倡导，风格日趋成熟与稳定。这种独特的风格就是家具本身所选透露出的“文人气节”。因此，明式家具是晚明文人在设计造物上的意趣体现。

随着人们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简单的模仿已难以传承明式家具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也无法契合现代文人的精神气节，但明式家具中的文人气节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与发展，既有时代的延续性又有现代生活的创新性。

（摘编自王蒙《明式家具中文人气节的传承与发展》）

材料三

明式家具很早以前也给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明式家具是西方现代家具的鼻祖。那种不事雕琢的造型与线条。对西方现代家具的极简风格显然具有启蒙价值。四百年前的明式条案与今天西方现代家具的条案有着克隆般的惊人相似，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国古典家具独特的榫卯结构，更使中国古典家具在功能及纯粹的层面上出神入化。这种不必依靠钉和胶的组装结构，无疑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特殊贡献。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清末欧美列强入侵中国，使得中国优秀的硬木家具大量传入西方，开始了在海外的百年流传。现在，西方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黄花梨及紫檀家具的藏品，世界各地的藏家都以拥有明清古典家具为荣。百年以来，明清家具特别是黄花梨家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与中国的书法、绘画、陶瓷等比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一条不可缺少的分支，已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认知。

（摘编自海岩《中国家具艺术的诞生与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