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  清明永驻

    清明节大约起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清明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

    首先，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相传，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介子推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火燃久了要熄掉，重取新火，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熄灭旧火与重生新火所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息，意味着新的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时至唐代，上巳节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常在此日到水边嬉戏，去郊游踏青。后来，上巳节的踏青饮宴的特点被整合到了清明节的习俗之中。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见，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寓嬉乐于哀痛之中。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到了元代，不仅上巳节退出了节日传统，寒食节也已基本消亡。春节之后的大好春季只剩下了清明节。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些都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

    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的仪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现在我们过清明节，就是一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感悟和认同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扫墓祭祀等形式唤起后人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全面体现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确保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共同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节选自李荣启《感悟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删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慈。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程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馈。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莱封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①每年农历7月初7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即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媒体给予了相当热情的关注，商家也借此推出种种“情侣消费”，回归传统的热潮似乎在传统节日上找到了“灵魂附体”的感觉，人们也似乎感到了传统复苏的力量。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兴盛？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②人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热”的一个表现。和读经、穿汉服、讲国学、祭祖先等行为一样，过传统节日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存、延续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我们是谁”的困惑越来越多，而答案的寻找离不开回归传统。虽然，在近代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命运多舛——既被当作封建社会的“余孽”而遭排斥，也被认作旧时代的“象征”而受清算。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人们确立自我定位和民族认同的资源，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不会轻易消散。因而，当下对传统节日的倡导，重点不在于恢复一些旧有的仪式，而在于发现其中蕴涵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等可以塑造思维、行为模式和确定身份的“基因”。正如人们所言，通过具体的传统文化形式去宣扬其内在精神，这是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

    ③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含有一种尊重传统文化的心态。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应有较好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然而，现实中很多人把对某些具体文化形式的粗俗模仿当作尊重，甚至以尊重为名行谋利之实，破坏性极大。这几年，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怪象：一方面，一些地方或是大兴祭祀活动，或是争夺历史文化名人、神话传说的“产权”，传统文化热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却频遭破坏，悲剧一次次上演。一边是煞有其事的“保护”，一边是毫无顾忌的破坏，传统文化在利益图谋和责任缺失的夹击下，处境并不令人乐观。此外，传统文化热带来的商机也可能使文化活动变成商业秀，成为商家包装的“文化快餐”，非但不能起到滋养的作用，反而坏了人们的胃口。因而，传统文化由冷到热，固然有可喜之处，但里面的陷阱也着实不少。如果没有纯正的尊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度，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④通过“七夕”之类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转化历史文化传统，使之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这个过程不是一味呼吁回归传统或者抵御外来影响就能实现的，而恰恰是考验人们智慧和耐心的地方。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玛雅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深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经两千余年，在中华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的发展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多个阶段，呈现出多姿多样的发展面貌。

    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西汉文翁入蜀兴学，巴蜀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巴蜀文学刚刚起步时，就出现了以蜀中四贤为杰出代表的作家，掀起了文学高潮，中间没有酝酿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汉代巴蜀文学的代表是汉赋，这些辞赋辞采飞扬、体制宏伟，代表了汉帝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到了唐代，巴蜀文学重新又焕发出光彩，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如日月高悬，彪炳千秋。唐代两个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前者生长在蜀至二十四岁始离开四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四川，尤其是律诗名篇。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宋代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崇文轻武政策，加上五代末期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人才济济，导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昌盛。苏舜钦、三苏、文同、张孝祥等，都是宋代文坛上的名流。从元代到清代，四川遭受多次战争创伤，人口急剧减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遭到重创难以复原。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坛难以如唐宋时期辉煌，但也出现了元代虞集、明代杨慎、清代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等著名作家，成为巴蜀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抹余晖。

    巴蜀作家往往具有创新精神，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作品代表了整个文坛的最高成就。汉赋是在司马相如手中定型的，他的辞赋创作完成了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转变，为汉代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杰出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代表了盛唐诗创作成就。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与宋代李清照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女作家代表。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宋代巴蜀作家又一次引领风骚，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也有一些作家是入蜀后才声名渐显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初唐四杰”诸人皆曾入蜀，高适和岑参也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足迹踏遍蜀中各地，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陆游曾表示自己“心未尝一日忘蜀”，而且还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巴蜀文学也不乏女诗人，甚至代有其人。如汉代的卓文君，唐代的薛涛，五代的李舜弦、花蕊夫人、黄崇嘏，宋代的蒲芝、谢慧卿，明代的黄峨，清代的王淑昭、林颀、梁清芬等。巴蜀多女作家的一个前提是家族文学的兴旺，从宋代眉山三苏起，直到清代绵州三李，中间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此外，巴蜀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

（摘编自王永波《从时空维度看巴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