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2016年11月26日11版）

    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 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满街杨柳绿似烟，画出清明三月天。”关于清明，《岁时百问》讲：“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三统历》云：“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明代张岱《夜航船》亦讲：“清明万物齐于巽。巽，洁也，齐也。清明取洁齐之义。”时至清明，已入深春，莺飞草长，清波粼粼，桃红柳绿，风清景明。

    清明作为节气，有起源于周朝之说。据张岱《夜航船·天文部·时令》讲：“周公始定二十四节，以合二十四气。”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冬至和清明。古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清明三候是：初候桐始华（华，即开花）；二候田鼠化为鴽，牡丹华；三候虹始见。这早在《逸周书·时训解》即有记载：“清明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鴽是鹌鹑一类的鸟，“田鼠化为鴽”，是古人的一种错误认识。

    “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说起清明，就不能不谈到寒食。据传说，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的贤人介子推的。春秋时晋文公（重耳）与介子推等诸臣逃亡去国十九载，返国后封赏功臣，独介子推无封无赏。子推作《龙蛇歌》而讽之：“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入深渊，得其所安；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子推遂偕母隐于绵山。文公悔悟，烧山逼令出仕，子推抱树焚死。时人为悼念子推，于其忌日禁火冷食。后相沿成俗，谓之寒食。

    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二日，亦有前三日之说。到了唐代，寒食与清明两节由于日期相近，便逐渐融为一体，几乎成为“同一个节日”。据唐代杜佑《通典》载：“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至此，寒食被作为“用展孝思”的“法定节日”确定下来。俗话说：“清明到，儿尽孝。”唐代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由于寒食禁火，故清明取火曰请新火。“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在清明这一天，皇帝亦将新火赐予近臣，以示恩赏。唐代韩翃《寒食》诗写的便是公侯大臣受皇宫赐火：“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清明成为“法定假日”，亦始于唐代。寒食一日，再加前后三日，共计七日假，相当于近年来的“黄金周”。“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由于唐代以后，寒食、清明既是“法定节日”，又是“法定假日”，所以除了祭祖扫墓而外，尚有春游、踏青、插柳、放风筝等风俗。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又云：“清明去踏青，不害脚疼病。”宋·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有句：“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因而清明或曰寒食庶几成为一个“旅游节”了。

（《寒食与清明（金台随感）》）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白《人民日报》）

材料一：

青年是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群体，青年的思想动态也直接映射出社会的前沿思潮。

从改革之初的迷茫，到满怀对高物质生活、高社会地位的向往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再到对职场的厌倦、对竞争的排斥，到今天寻找化解时代困境的途径，追求世俗眼光之外的人生价值，这一过程展示出青年正走向创新与变革，也从单纯的抱怨走向了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从表面上看，这是青年在面对激烈社会变迁时的应对策略；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些变化展现了中国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

青年集体情绪的形成与其面临的社会挑战有直接联系。虽然在一些时期内，青年的集体情绪中出现了“躺平”“佛系”等逃避心理，还出现了精神内耗的加重、“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等不良现象。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青年对时代的挑战并没有采取消极颓废的行为实践。其实，“佛系”与“躺平”更多是一种自我嘲讽和心理安慰，通过口头的摆烂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精神内耗”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在应对社会压力、寻求自我实现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突破困境限制的坚韧品质。当今的青年正在尝试平衡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既希望实现物质生活的提升，也很看重个人实现、事业和理想。

“集体情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形式，是指同一世代的社会群体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政策引导后，形成共同的、持续的、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心理反应，尤其是对个人发展、目标追求、人生价值的情绪表达。它与群体情绪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情绪是具有同质性或存在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群体，针对某一突发事件或历史事件，在时间爆发出的群体心理冲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因不同事件形成多个群体情绪；集体情绪则是一个世代群体的整体心理动态，能够维持较长时间，对孤立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更弱。

（摘编自陆士桢、蔡康鑫《改革开放以来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与政策因应——从寻求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的平衡》）

材料二：

“精神内耗”不能简单地跟抑郁、焦虑画等号，但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状态，没有及时觉察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法，就很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许多学者都以“疾风暴雨期”来比喻青春期，步入青春期之后，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高涨，其内在世界也开始丰富起来，容易产生自我冲突和矛盾心理。许多青少年对周围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对师长的言论有自己的判断，对各类社会现象有自己的思考。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的一些想法未必符合实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自现实的打击会让部分青少年看清自己想法的幼稚性，但也有可能让他们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结果在一次次与现实的碰撞中，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从而陷入自我怀疑，步入精神内耗的循环。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内耗体质的人，无法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一个人如果分不清这些，就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期待，把别人的情感当成自己的情感。而自我发展的标志，是能够分清你、我需求间的差别，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边界感，这就是课题分离。如果一些孩子过度看重同伴的想法，为了满足同伴意愿而不断猜测、一味迎合，就会让自己“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学会课题分离能帮助人们将认知资源分配在最应关注的问题上，集聚心理能量克服当下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即自我渴望达到的成就目标。目标的过于理想化，使得部分青少年想得太多而行动太少，脑海中的两个“小人”不断斗争陷入内耗。处于教育内卷的时代，青少年不但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还肩负着父母的高期待，但因为自身兴趣、能力的不匹配，他们或许始终无法满足家长的预期，不少孩子会因此被“无用感”包围。旁人可以用100%的专注力完成一件事，而他们先内耗了50%，行动力自然随之降低，而后在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疲惫。

反刍思维是一种慢性习惯，可以经由后天培养。积极的反刍思维分为两种情况：遇到开心的事时，享受快乐；面临烦心的事时，积极应对。一些青少年往往由种种原因诱发消极的反刍思维，在脑海中循环“播放”消极、负面的想法，一遍遍地回想，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懊悔。比如：奋进努力后考试失败的经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被父母忽视、不认可等。消极反刍思维会无限放大个体的焦虑、失败，让它们沉湎于过去的痛苦，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挑战。

精神内耗者要学习使用观察者心态处理内心的自我冲突，知道自己面对的问题很多都是被允许和接纳的。教育者也要提供相应支持，及时倾听青少年心声，帮助学生调整状态，引导其快速走出寒冷冬季，迎接春日暖阳。

（摘编自马地那·那司尔吾拉、杨东《“精神内耗”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以青少年群体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