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材料一：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

    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 新华网）

材料二：

    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 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

    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

    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祭祖传统起源于商朝。商人把鬼神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并且把人鬼（祖先）作为祭祀的主要对象。从孔子开始，儒家逐渐与鬼神信仰拉开距离。从根本上说，儒家并不反对服事鬼神，只是将对鬼神的祭祀放到整个道德教化的系统中去思考而已。

    中国人的祭祖信仰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饮水思源，追念祖先功德；二是祈求福祉，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这里，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生命关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看似高深的哲学追问，在中国人的祭祖仪式中得到自然而朴实的回答。这里，还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关联，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祖宗诉说，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乃至问题的解决。在祭祖的芸芸众生看来，祖宗虽然不在了，但并没有变成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在生命上与自己同在，在情感上与自己分享。冯友兰先生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种诗意的信仰、哲学的智慧，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魅力。

    家祭是祭祖信仰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但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这种家庭祭祖方式，有助于巩固以孝悌为纽带的家庭成员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定和睦，也是讲述家庭故事、传授优良家风，进行家庭教育的最佳场所，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西方人“教堂”的作用。

    宗祠祭祖分为春祭和秋祭，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春祭，气氛庄严而热烈。不少地方现在祭祖仪式加上一条，就是为本族优秀子弟发放奖学金、为困难子弟发放助学金。这种宗祠祭祖方式，有助于增进族群内部人们的感情联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现在有些地方，尝试引入祠堂管理委员会议事制度，协助当地村委会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调解村民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组织，欧美的企业，因为处在全民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中，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虑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广东东莞的一些企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专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本企业员工设立了“祖宗堂”。“祖宗堂”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以及本企业所有员工姓氏祖宗的牌位。“祖宗堂”平时开放，员工在家庭的重大纪念日，或者在思念家乡和亲人时，均可自行前往祭拜、上香。在春节和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则请出所有牌位，放置在企业大礼堂，组织本企业全体员工举行隆重的集体祭拜仪式。其祭拜程序参照农村宗祠祭祖仪式而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祝文则包含有本企业本年度发展成绩及前景展望等内容。在他们看来，教化员工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化的本质就是教做人，做人首先是行孝。把孝落实了，人的动力就出来了，能力就出来了，整个格局也就出来了。这种企业祭祖方式，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宗祠祭祖方式的继承和超越，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信仰需求，又增进了本企业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建设企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祭祖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祭祖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起点，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摘编自黎红雷《企业与社区如何祭祖》）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中国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繁荣期。网络文学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对于网络文学的属性、特质，研究界依然存在争议。

网络文学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属性与网络属性。传统文学亦具有商品与文学的属性，而网络文学的网络属性，除了网生性特质之外，也影响了文学的商品属性与文学属性。比如，网络文学比之传统纸媒出版，具有更低廉的成本，更有效的话语符号增值性(如IP经济集成策略)等特点。在文学属性上，中国网络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广义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审美愉悦，特别是通俗类型文学叙事艺术的故事性、幻想性、虚构性与代入性的重视。

就此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不是对“传统文学”的终结，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既有媒介转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有着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中国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也需要辨析和理性认识。

从古典文学传统来看，纵观中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儒家仁爱思想、道家浪漫想象，都表现于历史穿越文、玄幻奇幻文等很多门类的创作中。唐诗宋词与历代散文为代表的诗文传统，影响了网络文学言情、历史等文体的表现风格。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也较好地展现在网络文学之中，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历史现场感强，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

从文学类型与文类笔法上看，中国网络文学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主要表现在对既有类型的丰富与开拓，有的网络小说重写西游故事，赋予“西游神话”现代魅力与异彩纷呈的故事；有的作品将中华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的作品以丰富的收藏鉴宝知识、曲折紧张的故事吸引大批读者，也传递出对“金钱至上”的讽刺；网络武侠文学也从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为代表的华语现代武侠小说，发展为“国术技击流”“网络新武侠”“科技武侠”等亚类型。

我们还看到，网文的“文学传统继承性”，不仅表现在故事内容、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文体风格上，还表现为这些“中国传统元素”对中国文学时空观念的回归与拓展。任何文学形态，都有深刻的民族文化传统“语境性生成”的内在条件。从横向关系上讲，日韩动漫、游戏、电视剧，美国好莱坞电影，欧美奇幻、科幻与悬疑文学等，都影响到中国网络文学的发育。然而，从纵向继承关系上讲，中国网络文学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网络文学的繁荣，也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想象”与“中国故事”的发展。就表现时空领域来说，中国的科幻与玄幻小说，探究目光深入宇宙深处与人类起源，也创造了无数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表现了中国人的时空探索精神和灿烂的想象力。这种宏阔的“中国—世界—宇宙”时空观的再现，拓展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想象疆域，既是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继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产物。

网生环境的平等性、交互性，有利于形成真正阔大深邃、精彩纷呈的文学繁荣，从而扭转“现代文学”造成的文学日益逼仄与小众化的局面。这个任务，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传统，又在网络时代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而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房伟《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