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粱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中国文化形象的五个维度

    从国家文化形象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两类认知主体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一是“他者”，一是“自我”。一个国家在“他者”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一个国家在“自我”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众以怎样的自觉去对外展示、塑造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两类认知主体的存在及其同等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外一体、整体联动。不论从哪类认知主体角度讲，要形成清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有五个维度需要我们同时关注。

    一是根基。文化建设的全力推进是奠定国家文化形象的坚实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8%;互联网已经可以将文化信息送到村一级。这些数字折射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认清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着的文化建设，这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二是灵魂。文化形象的认知历程与文化体系的结构一致，以价值观为最深层的所在。只有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即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穿越种种文化现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国家的精确的文化形象。中华文化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浸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追求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追求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一部分。

    三是持守。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但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人曾经陷入迷茫。这里面既有一味埋头于历史的封闭自恋，也有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和不屑。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给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注于当下中华民族肌体中的精神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及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维度。

    四是创新。不容否认，从中华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保守性的材料，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创新的传统。“日新为道”的“日新”追求，“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意识，“去故取新”的更化勇气等，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突破保守性，不断超越，一路向前。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不能不聚焦创新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传播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也应当学会讲好当代中国创新与进步的故事。

    五是气度。中华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正是在和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互动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着自我，也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断申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强调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些主张，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心声，也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实践。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