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与中国独特价值观

李德顺

    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视野集中于世事人生、伦理政治，有一条人本主义的主线；西方文化则偏重于探求知识、科学及其应用，有一条科学主义的主线。理解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可以从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入手，其中“通变”就是一个着眼点。

    《周易》是凸显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气质的经典文献之一，其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易”。“易”即“通变”。《周易》所言，就是如何依靠“通变”来追求善治和人生平安幸福的经验与道理。《周易》认为，人世间的事，有变才有通，国家和人民才能生存发展，因此要“通变”。当然，变中有所不变，变是为了保持主体的地位及其根本目标的不变。为此，《周易》提出了两条价值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主张依天地之道，始终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根本目标，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也确实保持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通变”精神。

    拿语言文字形式来说，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历来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作为其统一公共形式的汉语，从甲骨文的字体和发音开始，经历了从象形到形意兼备、从篆隶体到行楷体、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等一系列演化，才形成现代汉语，且变化仍未结束。再拿汉语的文学形式来讲，从远古神话传说、《诗经》中的民谣，到接替兴起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白话文学，总是在推出一种又一种创新形式，引领一代又一代风骚，并没有一个终结。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动力，都来自人们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追求相适应。

    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如此，建筑、服饰、饮食、医药等生活领域以及生产、科技、军事、政治等社会领域，也无不如此。举凡为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事务，中国人都能以“为仁由己”“和而不同”的姿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在这些自我改变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固然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甚至充满凶险和动荡，但最终总能浴火重生、不断更新，赢得更广大的生长空间与更旺盛的生机活力。而这一切所显示出的，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而且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它让中华民族具有宽广、从容、务实、机敏的胸襟气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在变中求不变的经验、技巧和具体成果，包括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诸子百家学说、治政经验、礼仪风俗，到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和器物，以及中华先人传下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内容博大精深。但必须看到，它们毕竟多属时政、规范和技术层面的成果，都是变化演进过程中的具体收获，因此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并非终极不变的样式。唯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本身，才是中华民族特有且不可替代的文化“真身”。

    自古以来，我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怕改变自己，而是处变不惊，对内对外均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兼容并蓄成就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化才呈现出“马、中、西”汇通的新面貌。无论其中有多少得失曲折、有哪些未尽通达之处，“马、中、西”汇通都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被动变为主动，面向世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正常状态，也是新形势下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内在需要。

（选自《人民日报》2015-6-18）

互融：中西园林的趋势

王向荣

    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是世界园林体系中最重要的两大瑰宝，它们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各自独立，后来又相互影响，到了现在更是互相融合。

    中国是东方园林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方，幅员辽阔，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明悠久，人们对美丽神秘的自然充满了热爱与崇拜。根据古代传说，在昆仑之巅，有西王母的花园；在遥远的东海，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海岛。这些神话中展示的神秘山岳和美丽岛屿就成为中国园林的一种雏形。另一方面，中国大地秀美山川的景色无疑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自然，并成为中国园林模仿的对象，这种风景也被称为“山水”，中国园林试图以象征的手法展示这种自然的本质，追求“小中见大”，将大千世界的宏观景物微缩到小巧玲珑的“壶中天地”。中国传统园林从商周的“囿”、秦汉的宫苑，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盛期，并在宋朝发展成熟，一直到明清，其造园思想始终一脉相承，在园林创作过程中强调“意境”，追求诗情画意，寓情于景，寓意于物，以物比德，园林经常作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反映园主的情操和思想，展现心中的世外桃源。

    西方园林起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里干旱少雨，只有沿河的谷地是绿色丰饶的，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于灌溉，国土的风景也没有中国优美多样。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有着充分水源和灌溉系统的田园成为园林的蓝本，表达了“人间天堂”的理想。这些园林也多为实用性的园圃，如果树园、蔬菜园和葡萄园等，形式也是几何式的。

    随着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经由地中海传到欧洲大陆，西方园林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走向成熟。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西方园林与农业景观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式上也都是规则式的。到了l8世纪，英国的园林才开始由规则式转变为自然风景的形式，后来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林又影响到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园林艺术。

    18世纪开始，东西方园林有了非常广泛的交流。l8世纪英国风景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园林的影响。那时几乎欧洲所有重要的园林中都有中国园林的景致，一座塔、一座桥、一个亭或一组山石，在欧洲的园林中建造中国园林的片段曾是一种时尚。而在中国也出现了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子，圆明园中有西洋楼、颐和园中有石舫，广东的许多园林更是东西合璧的产物。

    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思想和技术都进一步融合，东西方园林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园林的发展必须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地和文化，传承优秀的园林传统，保持自己独特的鲜明个性和特征。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7日12版，有删改）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

    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vx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隶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楚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201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题；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基础，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之中。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逐渐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党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40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早非难题，“美好生活的向往”便应运而生。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和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以餐饮为例，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照抄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站、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埃德蒙·伯克、伯特兰·罗素，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缺陷，还在不断完善中。它充满生命力，西方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可以双赢；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且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面。西方不妨也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