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与奢华无关

梁文道

    ①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②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③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④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他们是这么说的：“×××的家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⑤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拭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算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它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这叫作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

    ⑥他的品位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⑦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⑧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酒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

    ⑨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地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闻，岂不可叹？

（选自《中华文摘》，有删改）

    中国传统美学是由三家组成的，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道家美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禅宗美学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正统地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突出一个“仁”字。“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讲和谐，儒家尤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是“入世”，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禅宗的思想是“遁世”。我们可以各列举一位唐代的诗人来说明。儒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圣”，因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因为他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禅宗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王维，王维被称为“诗佛”，因为他是典型的禅宗思想的代表人物。

    三种美学，在一代文人身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杜甫是以儒家为主，李白是以道家为主，王维是以禅宗为主，但并不是说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思想。杜甫身上也有道家的东西，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东西，王维身上也有儒家甚至道家的东西。比如，王维进朝做官肯定要按儒家的方式行事，上朝是儒家，退朝是禅宗。所以说，他们每个人身上三种美学都有，只不过是每个人更侧重哪一种。另外，一直讲“儒道互补，庄禅相通”，这八个字概括了三种美学、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大家去过青岛崂山，就能发现山上佛教的庙宇和道教的道观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宗教能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教派都能留下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分支，但是谁也不占统治地位。

    再一个是艺术作为精神的家园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刚才讲了儒家是“入世”，但是在历代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道家和禅宗往往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说中国画家中著名的“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全都是寄情于书画，在道家和禅宗里面尽情地遐想。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功成名就以后都自杀了，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19世纪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尼采自己就没有做完这场梦和演完这幕剧，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自杀了，因为他钻研越深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就是在拿了文学大奖以后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的，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生病导致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越写下去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而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精神的家园，失意后往往到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的精神家园中寻找寄托。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历史地名即史上实有、史籍中常见的地名。这类地名，属于古诗中最基础的写实层面，其作用是交代诗歌的写作场地，说明诗歌创作和地域的关系。进入文学作品以后，部分原样照搬，部分则经作者改造，被文学化。

    其文学化往往遵循三条基本路径：

    一是不全用实名而稍加改造，但仍以地名为中心词，如称某驿为孤驿，某馆为孤馆。这么做舍弃个别，突出一般，可以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

    二是改用代称，不用实名。如称越州为会稽，称镇江为京口之类。这种情况，稍具史地常识的都知道，没有的看看注释立即明白，无需特别说明。

    三是地名前加形容词，这个也容易理解。这里只谈第一种情况。不妨以唐诗中的驿馆为例。在这些诗词中，历史地名的文学化表现突出。一般做法是诗题中使用历史地名，而到诗中则改为文学化表达，进行局部改造。如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标题载明此诗作于石头驿，诗句却说它是座旅馆，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标题是交代地名的，必须如实道来，读者才能明白地理方位。正文以抒写羁思为主，讲求抒情含蓄，忌讳言事直露，故做这种处理，以与所写之情合拍。

    又如孟浩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也是诗题中标出驿名，而诗中则径称旅馆。我们知道，古代驿站都是官营的，旅馆则是私营的。

    为何称官驿为旅馆？这里就有个语体色彩和使用规范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称驿馆而举其正名，只有在史地文献中才会如此，这是因为史地文献以真实性为首要要求，所记必须合实，否则就失去了应有价值，不能取信于人。而诗题也是交代写作背景的，担负着说明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及人地关系的任务，也不能用代称、简称或泛称，而应如实记载驿馆真名。而作品中则不必如此，因为诗题既已如实道来，诗句中就须换一套写法。这么做，一则可以避免用词重复，二则文学作品中如果事事处处如实照搬，那也就混淆了历史地名和文学地名的界限。而且，具有实感的词语过多，也妨碍读者的审美接受。

    诗者抒情之物，写景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审美出发，诗词地名往往化实为虚，转直为曲，意内言外。前面所举唐人馆驿诗便有这样的特点，普通的地名也经过了有意的渲染，被文学化，以较虚、较曲的特质进入文学作品。历史地名入诗以后，由于有意略去了具体地点的特质，只保留表明事物性质类别的关键词，这样，作者的写作背景就被淡化，而情感则被强化。所以，多数偏于抒情的篇章，地理因素都被淡化。这样，它就由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实名变成作品中具有通性的审美意象，不同的读者都可越过具体的生活背景和地理障碍，找到生活和情感上的契合点。

    比如李白《送友人》，诗中的青山、北郭、白水、东城，原来都是生活中的实名，各有地理要素，但其中具体的地名信息都被诗人有意略去，只保留具有形象性的部分。这么做，更有利于表达作者和友人的情谊，并且，意象化的地名在诗中还和下面的浮云、游子互为映衬，形象性和感人度更强。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3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