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的“中国神探”

                                                                                     万玉凤

    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以国际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荣誉背后，是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个作息时间薛其坤保持了20年。

    在学生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和蔼，还经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对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薛老师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养成习惯，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说，不能让学生为了发文章、好找工作而来做实验，而是希望他们志在把某个科学问题搞清楚，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科研的基本技能，让他们学到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者的方法和路径。

    “练好‘童子功’，科研机会来了，你就能抓住它。”学生常翠祖就尝到了甜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凭借在薛其坤科研团队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帮助麻省理工重复实验并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要想真正进入科学殿堂，“童子功”只是第一步。薛其坤也是在国内做了5年基础研究，又在日本、美国留学，经历了近乎“魔鬼式”的科研训练之后，才渐入佳境。

    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0多年后，2013年3月，薛其坤带领的团队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这是中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效应，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薛其坤将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秘诀，归结为“团队攻关十高超的实验技术”，相比于积累了近20年的实验技术，他更看重团队攻关的力量。

    薛其坤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协同作战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实验物理领域，就像一台机器，只有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最大作用，才能运转良好。

    “这不仅要明晰大目标，还要确认每个人的攻关重点，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之基础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遭遇挫败。”薛其坤说。

    在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4年多里，除了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营造和谐的团队文化外，他还常常和团队成员一起“泡”在实验室，在生长和测量样品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怎么做高水平科研。

    可每次得奖，薛其坤却“往后缩”，把年轻人推上去，并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也只有薛其坤才能凝聚起这么多力量去做这项研究。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朱邦芬院士评价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总能找到顶级的合作伙伴，并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现在，我国在科研重大发现上，已经有了‘点’和‘线’的突破，下一步期待‘面’上的突破。”薛其坤认为，这离不开高校的人才培养。

    薛其坤说，我们曾经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像他这代人接受正规的系统科学训练已经很晚，所以需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弥补这个差距。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学生一代身上。

   “国家连续多年来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都大幅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传承下去，让研究少走弯路。”薛其坤说。

    他凭借自己对国际科研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在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划时，在交叉学科布局、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

但薛其坤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管做教授，还是做科研、管理科研，他都要求自己，“必须把功夫用到”。

回国十几年来，薛其坤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和周末，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人才培养也要循序渐进。”面对“钱学森之问”，薛其坤认为，解决的关键在时间，“中国科学大发展才搞了20多年，再有10年、20年，这个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了。”

                                          （摘编自2015年《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

 ①2012年10月12日晚10时35分，薛其坤院士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时刻。“我从实验室回家刚把车停好，就收到学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

 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终于在中国实验室里得以实现。为了这一刻，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薛其坤院士：微观世界里的魔术师》）

 ②回国十多年间，无论在中科院还是在清华，他都保持着“7 - ll”作息。清华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说：“我曾与其坤一起出差，晚上12点回到北京，他仍坚持要去实验室再看看。”（《“科研的快乐让我停不下来”》）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市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辗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后来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期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有删改）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曾这样叙述他与绘画的渊源。（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

① 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氏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

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阎肃：一位受欢迎的艺术家

余秋雨

    世上有些朋友，彼此交往既不长也不深，但一见就高兴，说个没完没了。我与阎肃先生，就是这样的朋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曾与阎肃先生一起担任评委很多届，从旁观察，反复思考，发现他被当代电视观众喜爱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他身上完全没有让人厌烦的架子。他从来不曾在公开讲评和私下聊天中，夹带一丝一毫有关自己的职位以及以前作品的信息，哪怕是暗示也没有。于是，他在观众和朋友面前，不再是官员，不再是老艺术家，不再是学者，甚至，也不再有军队背景，而只是一个单纯、轻松的普通人。于是，他成了一个似乎没有显赫履历、官位、成就的和蔼老人，这等于拆除了他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层层围墙、道道阻隔。观众面对他，并不需要穿越什么障碍，直接碰撞他诚恳的言辞和话语，倾听他毫无矜持地畅怀大笑。相比之下，那些喜欢抖搂“身份”的人可能一时让观众敬畏，却很难让观众融入，观众也就很快把他们冷落了，冷落在他们的那些“身份”中。

    阎肃先生对“身份”的自我卸除，不是出于一种谋略，而是出于本心。我了解他，他在内心也对种种外在的地位毫不在乎，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匆忙绕过，绝不留连。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真懂艺术。他的强项，是编剧、作词和音乐。他对剧本的要求，是干净而有力；他对唱词的要求，是流畅而典雅；他对音乐的要求，是浓烈而悠扬。正是出于这种等级，他即使应邀创作一首配合“打假行动”的歌词，也能写成“借我一双慧眼吧”这样高品位的流行歌曲而广泛流传。在艺术上，等级和品位是生命所在，这比题材重要。只要等级和品位高超，哪怕是处置一个平凡的社会题材，也能闪现出审美光亮。在我的观察中，阎肃先生对于一首歌词、一段音乐的点头、摇头，总是基本符合普遍而公平的艺术标尺。他可能说得比较客气，比较简单，但他对艺术的取舍、扬抑一清二楚。因此，请他来评审各种作品，就会显得很“内行”，社会各界都服气。

    艺术良知使阁肃坚守住了审美本位。所以，广大观众都看到了，不管他出现在什么电视节目中，总是温和如春，切实可行，毫无作秀嫌疑。邀请他，不会有什么让人尴尬的风险。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天真烂漫，好学不倦。他永远处于一种李白抬头看瀑布的惊喜状态。他不执着专业门户，不摆弄专家派头。他有很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但他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背诵名篇、甩弄典故，每次出来都是一副兴致勃勃、其乐融融的学习劲头。他像一个忘了年龄的“粉丝”，面对着各种新出现的艺术现象，天真而欣喜的表情是那么真诚。在讲评时，他没有教训口吻，更没有训斥语气，即使批评，也善良温和，让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乐于接受这种镜头态度，与他在生活中充满好奇的学习精神有关。在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合作中，他非常注意我的讲述，只要我提到一个他所不清楚的历史细节，或者他不明白的国外文化生态，等到休息时总会不断询问，认真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但从他的问题就知道，他其实对那些课题的背景并不陌生。我有时也会突然一愣，心想自己年轻时，他不曾经是我的崇拜偶像么！偶像为什么永远高大？因为他心胸开阔，不断充溢。

    阎肃先生的谦虚好学，使他每时每刻都对世界、对他人保持着一种新奇感。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他几乎喜欢一切给他带来任何审美愉悦和思维愉悦的人，因此他自己也让人喜欢了，没有人不喜欢他。

    说到这里，我想对阎肃先生做一个印象性的归纳。首先，他是一个稳稳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当代君子；其次，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天真艺术家；第三，他是一个直到晚年还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奇迹般老人。有此三点，此生足矣。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