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殷嘱我重斯文

——记两弹元勋彭桓武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一布里斯班奖。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在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方面全面展开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地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最景仰之人物——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不顾自身安危，向慈禧太后进言，应购洋炮、买军舰、练新军，进行备战，建议慈禧太后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慈禧太后大怒，差点把他的“顶戴”给摘了。国难当头，朝廷腐败，张謇认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而不是写一些策论文章。于是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明确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决定回家乡南通创办实业。

    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当时从国外进口最多的就是棉铁，仅这两项，每年2亿两白银，比什么赔款都厉害。因此决定办纺织业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鉴于洋务运动以来大批贪官污吏从官办企业中聚敛私财，张謇又细致研究了欧美列强藏富于民的富国之策，他恳请两江总督张之洞让纱厂由原来的官办改为民间绅商自营，采取股份制，吸引商人入股，并采用土地入股的方法来缓解建厂购地的资金压力。选择厂址上，针对去上海建厂的主张，张謇力陈南通唐闸镇的近江滩涂是办厂的好地段：其一，滩涂地价低廉；其二，厂址周围村镇众多；其三，唐闸镇周边就是产棉区，原料可以就近取材；其四，此处濒临长江，周围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捷。事实证明张謇的见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农场工人，设置董事会。他的好友王怀咏说，张謇虽从未出过国门，竟能使用西人的公司制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全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他利用《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为“大生”，在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彰显救济民生之愿。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张謇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他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他带领民众，对南通的旧城进行合理的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南通新城区，他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重视景观打造——修建了五个公园，美化了城市环境。使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文化中心，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方山水。

    张謇一生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给自己取号叫“啬翁”。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许节省。”他的一双袜子缝补过七八次还舍不得扔，十几年中只做过两件长袍。一次，他在纱厂车间巡视时，看见一个纱工随手将两张纸扔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用手抹平，递给身后的襄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不能产生利润的公共事业上，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

    1922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评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他70岁。也正是这一年，棉纺织业危机，张謇寻求国内外资金支持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之后的兴国之梦。1926年，张謇辞世。

（摘编自曹靖生《张謇奋斗史》）

相关链接①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接近5万人。通扬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当年国外发行的中国地图，许多大城市都没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摘自《南通县图志》）②张謇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摘自胡适《南通张謇传记序》）

朱自清先生

冯至

    ①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途，而《雪朝》中的六位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②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谈些文学上问题，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③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④由虚心产生出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⑤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也就是回到北平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⑥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⑦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

    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施一公：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2008年2月，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40岁的施一公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放弃优厚的待遇，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施一公说，当时做出回国决定，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晚上。2008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复说，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2015年8月21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连续在线发表两篇施一公教授研究组中国科学家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著名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评价说，“我个人相信，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Y一分泌酶这一 “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获得Y﹣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起实验团队，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这个团队除导师施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27岁的年轻博士生马丹和26岁的卢培龙是夫妻，他们俩和远在伦敦求学的好友清华毕业生白晓晨一起，共同组成最核心的力量，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如今，面对众多赞誉之声，每一位成员都在强调团队的意义，“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协同创新才能有大的突破。”施公总是向学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秒。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引擎，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虽然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施一公在正常的科研和带研究生之外，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在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他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在研究上施一公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鼓励学生与他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他有不同意见时，他更会刻意表扬学生！

    多少年来，他一直为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正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不得了了。”

（摘编自2016年2月《中国人物传记》）

【相关链接】

①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

（施一公《大学的意义》）

②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施一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撒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