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

特立独行潘光旦

    潘光旦性格活跃，喜好运动。早年在清华学校念书时，一次跳高，他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因为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只好截肢。虽是独腿，但潘光旦不自卑、不气馁。相反，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架拐走路，到后来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周末郊游散步，几乎从不缺席。此外，他还经常和朋友一起进行野外调查。他的爱好是旅行。

    潘光旦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顾名思义，“胜残”就是要战胜残疾，“补阙”就是要弥补缺陷。好友闻一多特意为他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印章，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才智上的赞许。

对于做学问，潘光旦自己总结说：“除了需要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家，除了天资出众、勤奋过人之外，与他实事求是、独树一帜的治学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亲自实地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万公里，做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

    对于学生运动，当事人钱伟长回忆说：“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同类托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其孙旁听事宜，潘光旦认为这是“违例之举”，“于法绝对不妥”，并细数种种“不利”。其实，当时潘光旦已经不负责清华教务，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清华的制度，并且说服当事人，也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生活中的潘光旦具备“温、良、恭、俭、让”等诸多传统美德，但他不会畏首畏尾，不会明哲保身，不会趋利避害。

     1921年，清华辛酉级和壬戌级学生支持京城八校教员索薪，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便是一个积极分子。事后，清华校方勒令罢考学生一律上交“悔过书”，别人屈服了，潘光旦却坚决不写，宁愿为此丧失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光华学校教书时，潘光旦的同事罗隆基因在校外发表言论过多，学校当局要撤去罗的职务。潘光旦对此极为不满，强烈抗议光华大学校长的擅权恣肆，并愤然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当朝权贵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第75代孙。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客希望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潘光旦的答复却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要想让潘光旦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门儿都没有。

    潘光旦的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12个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

汪国真：触摸生命的极致

    他不是诗人，不是书法家，不是画家，不是作曲家，他是汪国真——一个触摸生命极致的勇者。“一代人的文化偶像”汪国真走了，享年59岁，青春成为诗人最后一个注脚！

    汪国真，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曾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名字曾与诗歌紧密相连，让我们忆及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特别的“时尚”。

    在大学期间，汪国真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汪国真一样，在诗集出版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到90年代，汪国真出了五六十种诗文集，研究赏析其诗歌作品的书多达十几种，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大卖，有人把这一年称为出版界的“汪国真年”。甚至有人把当时的热潮称为“风暴”。

    1985年开始进行诗歌的创作，至今坚持笔耕不辍二十余年，汪国真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

    积极、昂扬的诗歌主题，让汪国真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巨大影响，也让其作品带有启蒙意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诗刊》编辑、诗人彭敏说：“汪国真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他的诗歌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他把诗歌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其诗歌的社会启蒙意义超过了文学价值本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的诗，在一代人心中留下烙印，并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正如网友的悼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您的诗为我释怀。如今，夕阳涂满小路，荆棘已化杜鹃，您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您的温暖真诚继续伴我们风雨兼程。”

    细心人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报刊的一些栏目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真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曾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其实，汪国真从诗家到书法家，追根溯源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的字写得有“对不起观众”，他也不好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让汪国真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而今，汪国真的书法已高达每平尺万元。在《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上，竟也赫然列着汪国真的大名。

当书法小有所成，他又开始学绘画。这两年，汪国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在保利、瀚海等拍卖会上，成交价从数万到20多万元不等。最近的一次成交是1月24日的保利拍卖会，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卖到712.65万元。进入新世纪以来，汪国真又开始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对自己的音乐作品，汪国真这么评价：“再过10年，有可能，我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会超过诗歌。”这样的一生，何止“诗人”二字所能概括。

    汪国真的身体最早发出预警是在1999年前后。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

    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这让他感受很深。

    汪国真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张宝瑞用“他要掀起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来形容汪国真当时的状态——到处开办工作室、主持电视节目、作品越来越得到认同，“好像有一个收藏家一年要收藏他200幅作品”。汪国真还是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他就想重新来个‘汪国真热’”。

    汪国真的葬礼上，有副挽联来自书画家吴欢：“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

人生是一场漫长、没有终点的旅行，沿途的风景或许是悲凉的，或许是温暖的，或许是成功的、抑或是失败的。正如汪国真所说“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将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可能，才算不虚此生。褪去这些璀璨的光环，汪国真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影响一代人的又何止是他的诗歌。

钱穆：凤鸣高岗

邹金灿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试题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他们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好友陈梦家的鼓励和一再要求下，钱穆答应撰写一本通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曾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当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行。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钱穆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写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有些基础，不料听了钱穆几节课下来，不禁怅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世人尝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选自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如果只看钱穆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新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可爱梁宗岱  梅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广东新会，聪颖早慧。有一次，一群记者登门访问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梁宗岱，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小孩，问：“你们找谁?”“找你爸爸梁宗岱。”“我就是梁宗岱。”开门的小孩说。此时梁宗岱十六岁，还是个中学生呢。

    梁宗岱1923年被保送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赴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口中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梁宗岱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二十八岁。l941年至l944年受聘于复旦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

    梁宗岱性情放达可爱，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就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匕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哕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会“动武”。著名学者、教授、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l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梁宗岱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梁宗岱教授上课的时候，讲到忘我处，经常捋起衣袖，露出上臂肌肉，“炫耀”自己的强壮，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学生被他的这种亲切感染，整个课堂气氛让人如沐春风。

    1944年秋天，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刚刚完成一个学期的授课任务，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梁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梁宗岱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早年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咱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下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巧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召见”。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丈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