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美神（节选）

梁衡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亦代代不绝。更何况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①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进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那首浓缩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是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真爱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册，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能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的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②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也” ， 李清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个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惶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风咏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③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姓孙的女子一般，不学什么词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尘拔俗。她总是清醒地坚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加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永远高悬于历史的星空。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诗人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中蕴涵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与真情大志；所以耐得人们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经如淡烟薄雾，可是当我们偶然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美神。

（节选自《十月》2003年第三期）

推销伦敦

尚之

    如今，约翰逊俨然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明星市长之一，连印度贫民窟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有着一头不羁金发的英国人喜欢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出现一改伦敦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严肃、刻板面孔，变得柔和、亲切，魅力四射。

    他的“营销术”其实很简单：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伦敦。

“最好的市长”

    金秋十月，约翰逊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城市招商引资，与其他商贸团来访不同，相关新闻竟出现在娱乐版块。在北京大学的留学推介会上，他说：“聪明的 北大学子们，你们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女朋友是谁吗?他把初吻献给了谁?没错，是张秋，一个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接着，他侃侃而谈，这样浪漫而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伦敦。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仿佛一道清新爽口的开胃菜，一下子吊足了年轻学子的胃口。

    如果说“套近乎”是约翰逊这些年为推销伦敦而刻意练就的本领，那么他的“英式幽默”和“自我调侃”则是与生俱来的DNA，融化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让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大出风头，一跃而为“明星市长”。

    当英国队终于夺得第一枚金牌后，他激动不已，跑到维多利亚公园玩了一把高空滑索。可杯具的是，他被卡在半空长达5分钟之久，且正好悬挂在人流最密集之 处的上空。约翰逊被困空中的照片遭网上“PS大神”恶搞：堂堂伦敦市长被挂在泰坦尼克沉船上、伦敦塔桥的五环上、大本钟的时针上，被大白鲨攻击，被长颈鹿 叼走，遭小猫咪调戏……按理说，这种囧事搁在任何一位政客身上都会颜面尽失，可约翰逊却收获了意外“笑果”，集攒了大量人气，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赞他是 “最好的市长”。

“非典型”政客

    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约翰逊绝对是一个异类。

    2001年，他开始 涉足政界，虽然也算年轻有为，但总好似在别人的大戏里跑龙套。这也难怪，像他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人，以传统眼光判断，怎么也不适合搞政治。 2008年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是作为保守党内第六号人选出战，属于“备胎的备胎”。要不是前面几位纷纷出了状况，这个重任绝对落不到他肩上。为防“言多 必失”，保守党请来的澳大利亚选举战略大师林顿·克洛斯比刻意减少主流印刷媒体对他的采访，代之以简单随意的电台访谈。工党显然没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对 其凌乱的发型、风流往事、电视搞笑节目极尽嘲讽。约翰逊也不介意自己“傻冒”的定位，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有啥说啥。

    结果，哀兵必胜的“自损”战术将他的所有短板变成优势，“错位”的政治形象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一场本无悬念的竞选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约翰逊以多出对手百万票数当选伦敦市长。

    对于自己的“意外”胜出，他说：“我不能做到特别‘政治正确’，所以我选择反映我看到的生活真实。”卡梅伦说：“虽然我和他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明白，我是在做自己。”

下一站，首相?

    很多人认为，他将取代卡梅伦成为保守党党魁，甚至成为未来首相。著名金融家彼得·霍尔如此评价约翰逊：“如果英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他将是合适的领导者，因为他身上表现出自信、乐观，拥有和丘吉尔一样鼓舞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众的热切期望，约翰逊显得十分冷静，称自己成为首相的几率“好比飞盘削掉脑袋，或者在火星上遇见猫王”。看起来，他似乎对首相之位没有奢望，但 这并不代表他对仕途没有野心，正如昔日一位同事所言：“他和所有政治家或记者一样，既多愁善感，又野心勃勃，希望尽一切可能达到顶峰。”

    从小，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弟弟妹妹们比赛乒乓球、玩智力游戏时，总要争第一。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要当世界之王。”了解他的人都 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被他的卡通形象和搞怪性格遮掩了光芒。他乐于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只“细嚼慢咽的熊猫”，可实际上他是一匹河马，在水 面上打着呵欠，在水底下拼命划水，奋力追赶那些大型猛兽。

    去年访问美国时他曾对记者抱怨：“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之于欧洲大陆就像纽约之于美国，这是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新建一个机场。我想获得英国最高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确保新机场的落成。”

    停了一会儿，他忽然意识到好像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把那段话登出去。”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乖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刺猬型的狐狸

刘子凌

    李健吾，常被看作狐狸。他是著名的文坛多面手作者，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格。

    李健吾的文学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他当时在北京寓居的解梁会馆，地近新开业的娱乐场所“新世界”。十余岁的少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的文明戏。由文明戏的“摆渡”，他又跨进话剧﹣﹣“一个真的，一个切近真实的人生”，又能满足他的“模仿本能”的“更好的东西”。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人拿“封建帽子”限制他，他投入了爱美剧运动，成为北京舞台上的女角专家。李健吾多年以后慨叹：“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可以叫一个小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演而优则作。1922年底，他与北师大附中同学蹇先艾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曦社”。在“曦社”主办的期刊《爝火》上，李健吾发表了他最早的剧本《出门之前》和《私生子》。两个剧本，故事情节都不复杂，但李健吾一出手就显示了他善于展示人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与剧本写作平行，李健吾也进行了小说写作的尝试。由于徐志摩和王统照等前贤的赏识，他的“小把戏”陆续不断地出现在《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等刊物上，也在文坛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赢取了朱自清的赞叹，《终条山的传说》则得到了鲁迅热诚的品题。

    与鲁迅相比，朱自清由于师生之谊，似乎更了解这位高徒。表面上看，李健吾的小说取材很广，主人公既有抑郁伤感的青年学生，也不乏丧子少妇、亡命之徒、估衣摊主、丘八大爷……这样的底层人物。他熟悉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不令人意外。但他的才华更在于，无论是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形式，他总能将底层人物的声口和举止加以惟妙惟肖的描述。虽然也许若干隔膜难以逾越。

    李健吾写小说跟写剧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作者不能进行过多的主观介入。相反，作者只有充分尊重角色的内面生活与主体性，把言行的权力充分下放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令人信服地活起来。若想进入角色内部，只能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这正是李健吾所说的“模仿”。

    这一点，提醒我们去仔细玩味他笔下的福楼拜：“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别的地方，反而成为一种习而不觉的矛盾。在这赤子的热怀里，是全部情绪的汹涌，一下子奔流过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来，是整个生命的期许，全部灵魂的撼动。一切形成凿枘的参差。他赋有外形的美丽，同时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体，同时里面布满了柔脆的神经。他从来一心相与；唯其一心相与，他容易受伤，也容易兴奋。他可以因为一粒微屑，怨天谩地；或者一声呼喊，欢天喜地。他在爱憎上，分不清大小轻重，甚至于轻重倒置；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是即是，非即非，绝无所谓的唯唯诺诺。”这位神经质的法国文豪，难道没有那个歌哭无端的北京少年的影子吗？

    在李健吾的散文集《希伯先生》中遍布这样的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学同学牛小山，竟然做了抗日的英烈（《匹夫》）；父亲信赖的风趣的老好人希伯先生，一个儿子被日本兵打死，他“被迫做了几天维持会的新贵，设法逃到外县”（《希伯先生》）；父亲的另一位悲歌慷慨的小伙伴史某，却令人扼腕地死于仇人之手，壮志未酬（《史某》）……他的无常之叹也是从自己指向他人的：“我宝贝我过去的生命，希伯先生是它一个寂寞的角落。他属于我的生命，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有谁说我不就是希伯先生呢？有谁说不是呢？”

    李健吾，也常被看作刺猬。他说：“我挣扎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极境，我接受唯有艺术可以完成精神的胜利。我用艺术和人生的参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心灵。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

【相关链接】①希伯先生一方面，身上有着明显的儒学印记，所持的处世哲学就是最明白的注脚；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也表示不满，对人生也抱有希望，但他是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自己只不过是“发两句无谓的牢骚”而已。这恰恰反映出国民的劣根性。

（李健吾《希伯先生》）

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论托尔斯泰时，借用古希腊诗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的说法，称“刺猬”型倾向于构建一个完备的体系，以其原理来诠释他的世界；“狐狸”型则往往追逐许多目标，捕捉各种不同的经验，而不是依靠原则来理解生活。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百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奋斗终生。我绝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动员他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林科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校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摘编自《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