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已过．但粽子包装过度的现象仍可一说。这很容易让人从中看见月饼包装的影子，其原因自然是利益驱使。首先，这是粽子所扮演角色发生变化后的结果。近年来，棕子渐成了一种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既然是礼品，就得讲究包装，你总不能把粽子放进塑料袋，然后提着走亲访友吧?其次，至少到目前为止，端午节只有粽子这一种时令食品。而且年复一年，在形式上、口味上并无多大变化．商家们也只能在包装上下功夫了。当然，不管端午节粽子走什么路线，最重要的还是质量要过关。面对让人眼花的“贵族粽子”，很多市民并不领情．绝大部分人还是钟情于“平民粽子”，认为粽子吃的是口味，包装是次要的，千万不要走月饼的老路。青岛香港中路一超市的销售人员说．买高档粽子的顾客大部分是送人的。传统节日市场消费的主角还是平民百姓，一厢情愿的奢华与市场越来越远，这粽子的“味道”能好吗?国家三令五申限制过度包装．今天出现了“贵族粽子”，明天又会冒出个“贵族××”来掏消费者的腰包，成为新的“包装污染”源。过度包装几时休?青岛市工商局有关人士则介绍说，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严厉查处在月饼、粽子、酒、保健品和营养品等商品中存在的过度包装、价格不符和搭售其他商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业内专家认为：无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还是从提倡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包括月饼在内的商品过度包装现象，并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市场上花架子式的包装将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卫生安全、方便实用的简单包装更受人欢迎。今年5月22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出台了国家粽子行业标准，该标准对粽子的产品分类、卫生指标、标签包装以及运输、储存和销售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据了解，“标准粽子”除了对外包装需有标“SB／T10377”标签外，还对粽子的含义作了明确界定，规定水、糯米等17类粽子的原辅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据青岛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该《标准》并不是国家强制性执行的标准，执行起来会有一定难度．但其对市场的规范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节选自《半岛都市报》)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楼宇烈

    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

    ②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要几秒钟全世界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

    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

    ④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艺”和“术”的层次出发，没有从“道”的文化层次去全面考虑。中医文化里面也不要只是宣传怎样治病，而是要让人不得病，中医文化的核心是养生文化。中国文化里的儒、佛、道、医、武都有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文化应该是融会贯通这五家文化的产物。得了病去治好，还是不得病好呢？当然是不得病好，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人类文明的两种知识

钟祥财

    ①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知识，又称思辨知识，是指人类为着知识自身而追求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等；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它是人类为着社会行为而追求的知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还有一种是创制知识，它是人类为着创建和制作而追求的知识，包括各种技术、工艺等。归结起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知识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知识，另一类是非技术性知识；前者是指工匠制造一件器物的确定知识，可教可学，后者是人们思考道德哲学等问题的更为复杂的知识，除了教育和交流，更需要通过体验、积累、感悟逐步掌握。

    ②古希腊人对知识怀有深深的敬畏。他们智力敏锐、生活从容，又如履如临、懂得自律。比如，他们对数学有精到的理解，但不会大胆地把数学作为改变生活方式、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在他们眼里，数学本身就是理念，是本质，是认识的极致，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它的外包装。如果把思辨知识降格为创制知识，无异于把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变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识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世界本身生活在一起，从而使自己也变成工具。不轻易品尝智慧之果 ， 是希腊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③依据技术知识而运行，社会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可以有数据证明的增长，但其中掩盖的问题、隐藏的风险，往往超出技术知识所能解决的范围。所以博尔丁警告说：“世界很复杂，如果我们非常欣赏数学模型的简单，认为世界的确像这些模型，真正的危险就会发生。”金融危机是经济学数理崇拜的代价，体制转型是对科学计划的矫正，而所走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④在环境方面，在怎样减少碳排放的问题上，各国的思路还是集中于替代能源和开征新税等，试图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人类需求和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地球负担显得不合时宜。在生活方面，转基因技术等正不可阻挡地走上百姓的餐桌，生物学界一再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必要的，但生态学家、伦理学者和普通民众仍心存疑虑，因为经验和理智告诫人们，当一种技术知识满足了人类一部分看得见的需求时，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看不见的，人类很可能得不偿失。

    ⑤100年前，马克思·韦伯在回答什么原因促进了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时，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可以与上面划分的两种知识相对应。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是技术性知识，它服务于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而体现价值理性的非技术性知识则不同，它以人类文明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紧密的观念习惯和普适价值为内涵，崇尚智慧、道德和正义，难以用技术性知识加以推理或证明。如果说技术性知识是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承认和满足，那么非技术性知识则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神引导和制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人类毕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术知识体现人的本质、尊严和价值。今天，延续人类文明急迫地需要技术知识和非技术知识发挥协同作用。知识不该仅仅能使人类富裕，而且要能使人类智慧和快乐。

（2011年11月21日《文汇报》，有改动）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难以忍受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虽有忧愁，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有删改）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资本论》）

材料二：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三：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城，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