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襟胸怀

【美】贾莱斯·凯瑟·莱斯特

    “我从来就不恨北方佬，最可恨也最让人诅咒的就是那场战争……”我的姨妈贝蒂一讲起她的故事，总是用这句话开头。那时，尽管贝蒂姨妈快80岁了，但我可以想象到故事里她的容貌——刚刚20岁，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非常漂亮。

    贝蒂姨妈完全有理由憎恨内战——南北战争。她的兄弟中有一位在葛底斯堡战场上战死，另一位当了俘虏。随后，她年轻的丈夫詹姆斯——南部邦联的一名军官——也被俘虏，关到了某地的一所不为人知的战俘营里。

    9月下旬的一个热天，贝蒂家从前的奴隶郎纳来到贝蒂家，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他在查看离范·米特家半英里处的一家农舍的空房子时，听到屋里有人的低声呻吟声。他随着呻吟声来到阁楼上，发现那里有一名受伤的联邦政府士兵，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支步枪。

    贝蒂姨妈跟我讲起她第一次看到那个身穿污泥斑斑的蓝军服、长着胡子的人时，她总是说：“我简直就像是步入了一场噩梦之中；令人作呕的可怕的绷带，吓人的血腥气味。孩子，那就是战争的真实写照：没有军号，没有战旗，只有痛苦和污秽，无可救药与死亡。”

    贝蒂在阁楼上发现伤兵的证件，她从这些证件中得知，他是弗蒙特州的中尉亨利·比德尔，她很清楚应该把这位联邦政府军官的情况向南方邦联的军队报告。但是，她也明白自己不会那么做。她是这样向我解释的：“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妻子等着他。”由于贝蒂的精心护理和照料，重新点燃了亨利·比德尔身上奄奄一息的生命火花。

    当比德尔的体力有所恢复时，他给贝蒂讲起他在弗蒙特州韦斯·菲尔德的妻子和儿女。当贝蒂讲起她的两个兄弟和丈夫詹姆斯的情况时，比德尔也仔细地倾听着。

    在山谷地带，10月的夜晚变得越来越冷。骤降的气温加剧了比德尔伤口的感染。在一个黑夜里，贝蒂果断地将比德尔搬到她自家暖烘烘的厨房上面的一个秘密阁楼上。

    但在第二天，比德尔发起高烧来。贝蒂明白她必须求人帮助，否则他就会死去，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私人医生、多年朋友——格雷厄姆·奥斯本。奥斯本医生仔细地为比德尔做了检查，然后摇摇头说：“几乎没什么希望了，除非能弄得到合适的药品。”“那好，”贝蒂说，“我到哈珀斯渡口的北方军队那儿去弄。”

    医生惊讶地看着她说：“你简直是疯了！联邦政府军的司令部在二十英里之外。即使你去了，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你的话。”“我要带上证据，”贝蒂说着，从阁楼上取下一份血迹斑斑的、上面盖有战时统帅部官方大印的证件，“这是他最后一次晋升的记录，我让他们看看这个，他们就一定会相信的。”

    当她终于赶到哈珀斯渡口并找到联邦军司令官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史蒂文生将军听了她的叙述，仍不相信她的话。他说：“我们已经接到比德尔阵亡的消息。”

    “他还活着，”贝蒂坚持说，“但是如果他得不到清单上的这些药品，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好吧，”将军最后说，“我不想为了搞清这件事，而拿一个巡逻队的生命去冒险。”他转向一个下级军官说，“你负责让范·米特太太得到这些药品。”他并不怎么理会贝蒂的感谢，却说道，“不管你讲的是真是假，你都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有了贝蒂带回的药品，奥斯本医生将比德尔从垂危中拯救出来。“我不能再这样连累你了，”比德尔对贝蒂说，“我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够棒了，可以走了。”于是他们安排由贝蒂的朋友萨姆先生用他的运货马车送比德尔回驻守在哈珀斯渡口的联邦政府军司令部。

    比德尔被送往华盛顿。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向战时陆军部长斯坦顿作了汇报。斯坦顿给贝蒂写了一封感谢信，并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把詹姆斯·范·米特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有关文件记载，有个叫做詹姆斯·范·米特的曾经被送到俄亥俄州的一个战俘营。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被带到贝蒂面前时，詹姆斯却不在其中。接着又查了几个战俘营，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后来，在特拉华堡，在靠近一排战俘的末尾处，一个高个子的士兵从队伍中走出来，蹒跚着扑向贝蒂的怀里。贝蒂拥抱着他，泪流满面。

    亨利·比德尔拄着拐杖站在一旁，此时，只见他正悄然垂泪……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有删改 )

远山

张世勤

    莽莽苍苍，四面青山。孤独的牛车，远远望去像一个小黑点，在大山深处移动。

    父亲刚逝，他的心情低沉而忧郁。今天天气放晴，他该出山，但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

    他和父亲在这深山里已经二十多年，习惯了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从未感觉到日子有丝毫的单调，现在，父亲不在了，从今天开始他得习惯一个人出山。

    山路崎岖，又是一个转弯，转过弯去就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然后再转弯。这条山路他早已烂熟于心，每到一处转弯，他都要提醒父亲：爹，转弯了。可他再也听不见父亲的回答，父亲的确是不在了！

    不知什么时候，车竟然停下了，停在了一个转弯处。这种情况从前还未有过， 他说，咱们赶路吧，牛却仍然未动。他抚着牛，竟看到牛眼里闪着迷惘。这头牛，当年是父亲接生的，难道它还记着父亲对它的好？他也再次想起父亲，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爹，转弯了。

    没想到，这一说，牛迈开步子，熟练地转过弯去。他终于明白，牛跟他一样， 都习惯了父亲坐在车上，习惯了每到转弯处的提醒，现在到了转弯处，他不说话， 牛就有些慌，不知该怎么办。也许，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明白过来之后，接下来的路就顺畅得多了。到转弯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父亲说一声：爹，转弯了。这么喊，又像是喊牛。望着老成持重的牛，他突然觉得把它看作父辈，似乎也没什么错。父亲和牛的秉性是一样的。

    过了些日子，他再次从山外回来的时候，牛车上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而是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红的上衣，充满着对大山的新奇。过去，出山进山，远远看去都是一个小黑点，而现在却是一抹鲜红。这抹红，在青山绿水之间，想掩映都掩映不住。

    年轻的女人是他在山外认识的。每次木柴装车后，他都要带上一种小山果，红红的，是他打柴时顺手摘下的，不为卖钱，只供人品尝。半品半尝之间，木柴也就卖出去了。后来年轻的女人就来了，问他，卖的？他说，不是，随便让人吃的。真的？真的。第二天，他刚摆下摊，一小堆红山果红红地映着。年轻女人又来了。她说，你怎么不卖呢？他说，山里有的是，不值钱。

    第三次来的时候，年轻的女人问，你叫什么？他说，叫青树。住在山里？是的。你不觉得枯燥吗？不枯燥，山里有山鸡、野兔，山树上有樱桃、山楂……什么都有。年轻的女人说，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他便问，你叫什么？年轻的女人说，我叫红苗。

    此后，每次红苗都很准时地来到青树的摊前，一边与青树拉呱，一边吃着红山果。青树觉得卖柴原来挺有意思，怎么过去就没觉得呢！

    红苗决计要跟着青树进山了。红苗坐在牛车上向大山深处走去。新鲜的空气裹挟着她，蓝天白云笼罩着她，她觉得天地一下子宽广了。她对青树说，我想告诉我爹。青树说，怎么告诉，他听不见。红苗说，我喊。绵延的群山让红苗柔软的心情无限地舒展。她两手打个弧放在嘴边：爹，我转弯了。

    牛听了红苗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就要转弯，青树忙抚着牛头，轻声说：不是喊你，是喊她爹的。牛似乎明白了青树的意思，不好意思地吧嗒了几下眼皮。第二天，青树要去打柴，红苗说今天不打柴了。今后也不打柴了。青树不解，红苗说我们可以种菜、卖山果。山果是山树自己结的，摘下来，是顺手的事，怎么可以拿去卖呢？红苗说树不也是自己长的吗？山果咱们也可以自己种啊。

    青树第一次驾着空空的牛车出山了，一路上，他不断地跟牛说转弯了，也像是给自己说。

    在这大山深处，青树知道，转一个弯，就能看到一片不一样的树，开一壁不一样的花。是不是过日子的路也要这样走，要不断地转个弯才好呢？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红苗像做窝的小鸟一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青树出山的牛车上，不再只是一些硬邦邦的木柴，而是瓜果梨枣，色彩缤纷。打这，去一趟山外，青树就会装回一袋子钱。

    这天青树从山外回来，丰盛的菜肴让他想到了爹留下来的酒葫芦。喝了酒的青树抓着红苗的手，对着群山，高声大喊：爹。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青树喊：爹，我转弯了。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谁能让我忘记

侯德云

    说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怎么忘得了呢？

    高考结束了，我闲在家里，苦苦地等待。我在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哪个大学无所谓，只要肯录取我，它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很焦急。比焦急更让人闹心的，是无聊。那可真叫无聊，连小说也读不下去。心里有事嘛。

    现在我才知道，无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痛。

    那个命根子一样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我让自己的心情很尽兴地激动了一会儿，才慢馒打开那封金光闪闪的来信。

    信上没多少字，很严肃，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把信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又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周围没人，陪伴我的，是偶尔的几声鸟叫，几声蝉鸣，还有一株小白滴草，两株苍耳。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我踏实了，舒服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我将光芒万丈悬挂在刘家庄的上空了。

我没有急着回家。没有。我知道，我的父母也都在烟熏火燎地盼着这个好消息。我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已经盼了很久，再多盼一会儿也没关系。

    我走到村外，去看望那棵老槐树，我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默默地流泪。看见老槐树，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

    我听见了自己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声音，往日的声音。它们没有走远。它们有着露珠一样的鲜活和清亮。

    我不是看望老槐树。我是看望我自己，往日的自己。

    好消息传到家里，家里的气氛立刻就变了。

    爹放下饭碗，怔怔地看着他的儿子。那不是一般的看，是发了狠的，是用目光在拧。

    爹的目光把我的脸拧红了。爹自己的脸也红了，红烧肉一样闪着油光，他忘记了午睡的习惯，背着手，身子一挺一挺地出了家门。

    妈也放下了饭碗。她坐在坑沿上，一会儿撩起衣襟擦擦眼，一会儿又撩起衣襟擦擦眼。她说我的沙眼病又犯了。

    爹把他的唾沫星子喷遍了刘家庄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兴高采烈地接受着每一个角落里喷向他的唾沫星子。爹的得意忘形，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也不能全怪爹，刘家庄到地球上定居了上百年，什么时候长出过大学生？

    好在，两天以后，爹就清醒过来了。

    爹频频地到集市上卖西瓜。爹看西瓜的眼神很慈样，很博爱，也很无耻。那是他儿子的路费、学费和生活费，不好好看看，行么？

    我跟着爹，到集市上去卖过一次西瓜，仅仅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天很热，我的手指甲都冒汗了，集市上的人，却很少有来买西瓜的，好像吃了西瓜就会着凉似的，太可恨了。

    我脸上的沮丧像汗水一样欢快地流淌着。爹看见了，他皱了皱眉头，弯下腰，从筐里挑出一只最小的西瓜，一拳砸开，递给我。

    我说：”爹，你也吃。”

    爹说：“我不吃。我吃这东西拉肚子。你吃你吃。叫你吃你就吃，哈。”

    西瓜有点生，不甜，有一股尿躁味，我吃得很潦草，匆匆忙忙就打发了。扔掉的瓜皮上带着厚薄不均的一层或粉色的瓜瓤。

    爹根狠地扎了我一眼，走过去，将瓜皮一块一块捡起来。他用手指头弹弹瓜皮上的沙土，又轮流把他们压到嘴巴上，像刨子一样刨那些残留的瓜瓤。

    我的眼圈红了。

    那些日子，妈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很少说话。她喜欢盯着鸡屁股看。不光看，还经常去抠。抠得一挂不苟。好像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大学.而是鸡屁股。

    爹说：“别理她，你妈跟鸡屁股有仇。”

    妈的确跟鸡屁股有仇。那一天，她又去抠芦花鸡的屁股。按她的说法，这个挨千刀的货，屁股里夹了一只蛋，两天了，还没生下来。是锈住了么？妈很生气，她把自己的手指头变成了挖掘机，在芦花鸡的屁股上开工了。她成功地挖出了一泡黄水和几小片鸡蛋皮。

    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天，可怜的芦花鸡死掉了。

    公共汽车开出很远了，我回过头。我没有看见爹妈，也没有看见刘家庄。我看见的，只是几块西瓜皮和一只死去的芦花鸡。

医　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

老 人

崔立

    ①老人真的是老了。

    ②有点迫不及待地老了。

    ③早上，阳光缓缓地照射在马路上，老人佝偻的背影，缓步地前行中。微风从老人的身边轻轻滑过，都像比老人的速度要快。老人，是要从人行道的一端，走到人行道的另一端。看起来，距离并不是很远，甚至用眼睛去看，应是触手可及的。但老人的眼睛，无法真切地触及到那里，只能迈开着她的脚步，艰难地往前走。有一个年轻人，急急地走过老人的身边。人行道并不宽，老人走在稍偏中间的位置。年轻人走过去时，带起了一阵风，也碰触了老人柔弱的肩膀一下，是风要刮倒了老人，还是年轻人撞到了老人。老人的身子踉跄地顺势往前仰了一下，像是要摔倒，摇摇晃晃地要倒下了，还是艰难地撑住了。老人很不容易地站在那里。匆匆而过的那个年轻人，在老人的眼睛里早已不见了踪影。

    ④又一天，老人走着同样的路，缓缓地，在那条人行道上蹒跚着步子。老人走得还是很慢，慢慢悠悠地，看起来像在走，看起来又不像在走。有阳光照射在老人的头上，照出一头黑白相间的老人的鬓发。老人缓缓行走在人行道的中间。一个女孩，原本是在离老人身后很远的距离，接着是越来越近，直至女孩已经到了老人的跟前。老人站在人行道的中间，挡住了女孩前行的路线，女孩几次想走过去，但空间太窄，还是走不过去。女孩咬了咬牙，想说什么，又憋了回去。反复犹豫，女孩终于是忍不住开了口。女孩说，阿姨，你能让我一下吗？有好几秒的停顿，老人缓缓转过了身，看向女孩。顺势地，女孩在老人转身时多出来的空档，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女孩真的是太匆忙了，连一声“谢谢”也忘记说出口，人已走出去好远。

    ⑤……

    ⑥再一天，老人还在那里行走，缓缓地，若你说她停在那里，其实也未尝不是真的。老人却是在行走，继续缓慢地行走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很漫长吗？老人披了一件外套，天是有些冷的，哪怕阳光是高高挂着的，也难以抵挡冬日的寒冷。老人的脖子上，是围着一条围巾的，围巾有些老旧，像老人漫长的年华。老人缓缓地在行走，不知不觉间，本来围得就有些松的围巾悄无声息地滑落。老人毫无察觉，老人丝毫感觉不到因围巾掉落后的寒冷，老人本来就很冷，冷与再冷之间差异不大。老人走了有几步路了，老人的那几步路，已经走了好久。老人在往前走时，身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已经到了老人的身旁。老人注意过，原来她身边是没有人的。女人喊了声：阿姨！老人听到了，老人是有几秒钟的停顿，老人缓缓地转过身，老人以为还是要让开路，然后有一个人会像阵风般匆匆忙忙地从她身边走过。这次，没有风，要是风，也是空气中的寒风。女人停在了老人面前，女人说，阿姨，这围巾，是您掉的吗？老人看到了女人手上的围巾，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脖子间空荡荡的。无疑，眼前的这条围巾是老人掉的。老人从女人手上接过了围巾，说，谢谢。老人轻轻地摸索着往脖子里围，老人围得很艰难。女人说，阿姨，我帮您围吧。女人为老人围上了围巾，围得很严实，让那寒风吹不进脖子里。女人还说，阿姨，您是要往前面走吗？我送您过去吧。老人脸上挂起笑容，说，谢谢你。女人扶着老人缓慢地往前走，天还是冷，冷中却跃动着一丝暖意。是春天快要到来的暖意。

    ⑦这是电视台做的一个节目，老人不是真的老人，老人是电视台请的一位知名演员。演员表演得很到位。演员在这条短短的人行道上行走了一个星期，没有人怀疑老人是假的老人。也没有人关注过老人。女人是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出现的。电视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了愿意帮助老人的女人。

    ⑧这个节目很快就在电视台播出了。

    ⑨同时播出的，是近期发生的一个诈骗故事：一个未经证实的儿童募捐，竟引发了全市高达数十万的捐款，若不是警方的及时介入，捐款数额还在不断地增长。为什么我们市民的防范意识是如此的薄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发出善心善念踊跃捐款呢？如果需要捐款的不是孩子，是老人呢？

    ⑩两个故事放在了一起播放，是刻意，还是无心之举？

    节目的末尾，还贴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寻人启事：一份是关于老人的，一份是关于孩子的。是对比，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

    这个节目什么都没表达，只是原生态地作了采集。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这个城市一下子多了许多主动帮扶老人的年轻志愿者们。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9日，第11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