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苍茫的黄昏

凌鼎年

    残阳如血，田野苍茫。

    闷热复闷热，晚风不知道藏匿在何处，树梢儿蔫蔫的，连聒噪不已的鸣蝉也无力吟唱，偶尔只能听见城外一两声凄凄厉厉的鸦叫。

    是年，清顺治二年闰六月，清兵围城已逾三日，围而不攻，蓄势以待。假如到太阳落山，娄城还不开城门迎降，那么攻城不可避免，一场血战就在眼前。

    清兵最后通牒的最后一行字“若攻城而入，无论老幼，格杀勿论”像一把剑悬挂在了娄城百姓头上。

    此时，衙门内外已乱成一锅粥，两派意见相持，互不相让。

    抗清派慷慨激昂：身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堂堂大明子民岂能屈膝事蛮夷，士可杀而不可辱，大丈夫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拼！拼也要拼他个玉石俱焚，鱼死网破。死也不做亡国奴！

    呼应者个个视死如归，将生命置之度外。

    降清派则苦口婆心哓于利害：史可法乃一代将帅之才，率精兵精甲尚抗不住锋芒正盛的清兵，娄城一弹丸小城，请问凭何拒敌于城门之外？扬州十日，尸横街头，血流成河，其状之惨，无以复加，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务请三思而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苦呢！尔等以一死博个慷慨多奇节，清史留名，娄城百姓呢？千万不能犹豫了……

    那声音带着哭腔。

    天平的一头是名节，一头是万余人的性命，孰重孰轻，决策者反复掂量，仍难以决断。

    时间已越来越紧迫，此时人们的眼光一齐集中在了尤竹庄身上，竹庄是有名的大诗人，又曾为朝廷命官。在娄城自然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话不说一言九鼎，至少举足轻重。

    竹庄已经这样默坐不睡三天三夜。这会，他微闭着眼，沉吟不语，但心细的人可观察到他面部肌肉在微微颤抖。

    终于，他睁开眼，缓缓说道：“弘光帝已被清兵所执，明王朝雪上加霜。我辈曾深受皇恩，本当为皇上歌哭，为皇上尽忠，然尽忠易，保民难。清廷已下剃发令，违者杀无赦，环顾江南各州，或降或抗。降者历史罪人，将万劫不复，然百姓可免杀戮；抗者令人肃然起敬，完节完名，不枉一死，然百姓因此生灵涂炭。唉，难呵，看来鱼和熊掌无法得兼。为求名节，置满城百姓生命于不顾，我于心何忍……”

    “还有一炷香时辰，清兵要攻城了！”

    有兵士急急来报。

    “娄城不能重蹈扬州之覆辙，开城门！一切罪孽，一干全由我来承担！”竹庄言罢，泪如雨下。

    当盛夏落日的最后一抹余辉即将隐去之际，娄城痛苦万分地开城门以降。他细碎的脚步触摸着小径的石子，背向斜阳，看着自己被拖得漫长而扭曲的影子，一步步地离开，离开血红色的夕阳，向着阴影更深处涉去，毫不迟疑，绝不回头。

    翌日，清将来找竹庄商议安民之计，不料竹庄已自缢于其宅第。他留下遗嘱云：“吾晚节不保，唯以死谢天下，无颜见列祖列宗，毋忘以白布覆吾脸，吾不配以明服陪葬，也不愿以清服下敛，可就于僧服，葬吾于娄江之侧，墓前一圆石，题诗人尤竹庄之墓即可，勿作祠堂，切切此记！”

（《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名篇欣赏》）

留余溯源

侯发山

    康百万发现，康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利润倒没怎么上升。通过调查，他发现大相公以及各个行当的相公、账房先生，都是按照他的旨意循规蹈矩地寻求利润最大化，恨不得一两纹银当成二两花，并没有投机取巧，更没有吃里爬外。原因出在哪里呢？

    这天后晌，康百万信步来到了神都山下，想散散心，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黄河里走着不少大大小小的船只，船工的号子抑扬顿挫，此起彼伏……一个头戴草帽的老汉，站在河边的树下，拿着一个大舀子——漏水的勺子（一种简易的捕鱼工具，好比厨房里的笊篱，只不过大一些而已），一动不动。

    康百万来到老汉身边，顺势坐在河岸上，观看老汉捞鱼。老汉身边的鱼篓里，只有两条二斤左右的黄河鲤鱼。

    康百万皱着眉头问道：“大叔，您啥时候来的？”

    老汉说：“大清早就来了。”

    康百万不禁惊讶地问：“大叔，大半天您就弄到这两条啊？黄河里的鲤鱼不是也不少吗？”

    “你是说我捞鱼的水平很臭吗？”老汉似乎不高兴了。

    忽然，老汉猛地一甩胳膊，舀子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似乎瞬间完成了下水和出水的过程。一条鱼被舀子捞着了，这条鱼不小，有三斤多重。老汉把鱼丢进了鱼篓。

    康百万发现了秘密所在，忽然笑了，快嘴快舌地说：“大叔，您的舀子的洞太大了，只能捞到大鱼，一斤以下的小鱼都捞不到啊。”

    老汉气呼呼地说：“如果舀子底部没有窟窿，想‘一网打尽’，大鱼小鱼都不放过，怕是一条鱼也捞不到。”

    “为什么？”康百万顺嘴问道。

    老汉说：“有句古话叫做‘漏水的勺子才能舀到大鱼’。这是为啥？因为漏水的那些孔，不但没有影响俺们捕鱼，反倒如渔网一般，减轻了水的冲击力，捕大鱼如探囊取物。”

    “大叔，您说的好像有一些道理。可是，像您这种只捞大鱼的捞法啥时候才能把鱼篓捞满呀？”康百万感到不可思议。

    老汉瞪了康百万一眼，恶狠狠地说：“我不稀罕小鱼！如果连小鱼也不放过，天长日久，河里还会有鱼吗？不留鱼，俺们渔民日后咋生活？后世子孙咋生存？赶尽杀绝那是自掘坟墓！”

    “……”康百万张嘴说不出话来。仔细琢磨老汉的话，不禁对老汉肃然起敬，他的话太有哲理了。

    当天晚上，康百万失眠了。留鱼？留余？康百万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兴奋得差点叫起来。

    不久后，康百万召集家族会议，大刀阔斧地改变经商策略，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做生意只赚取利润的百分之六十，要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各种关系的和谐，相伴相生，正常谋利，谋正当利，适可而止。他说，留余忌尽，忌盈忌满，福不可享尽，势不可使尽，心机不可用尽，留余不但是昌家之道，也是做人之则。随后，他请当朝文状元牛瑄题《留余匾》挂在客厅，作为家训让后世子孙铭记。

    此后，康家世世代代秉承留余思想，一直富裕了四百多年。

（有删改）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我家搬到北京陶然亭南，附近马路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卖些油盐酱醋，同时兼管每天牛奶的发送。

    母亲那一阵子大病初愈，我给她订了一袋牛奶。由于每天到那里取奶，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其中一位很年轻，刚来不久。她面容清秀，长得纤弱，快言快语。熟了之后，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了。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想明年接着考。她又听说我爱看书，还写点儿东西在报刊上发表，就对我另眼相看。

    那时候，买麻酱要证，买香油要票，带鱼则只有过春节才有。打香油的时候，都得用一个老式的长把儿小吊勺作为量器，盛满之后，通过漏斗倒进瓶里，手稍微抖喽一下，就会使盛进瓶里的香油的分量大不相同。每次我去打香油，她都会满满打上来，动作麻利；每次我去买带鱼，她 会把早挑好的宽一些的带鱼，从台子底下拿给我，我感受到她的一番好意。

    除了书和杂志，我无以相报。好在她爱看书，我就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她曾经悄悄地对我说她不喜欢待在这么个小铺里卖一辈子香油、麻酱和带鱼，告诉我想复读，明年重新参加高考。

    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她参加了高考，没考上。第二年又去高考，结果差的分比前一年还多。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

    我读大学期间，很少回家，和她见面少了，几乎断了音信。六年过后，正是文学复兴的时期，我家有很多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当当，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她正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我把杂志给了她，说：家里还有好多，你这样子不方便到我家去拿，待会儿我给你送来！她一摆手说：那哪儿行啊！那显得我的心多不诚呀！便跟着我回家抱回好多本杂志，我只好帮她提 着一大摞，护送她回到副食店，对她说：这么沉，你怎么拿回家？她说：一会儿打电话，让孩子他爸来帮我扛回家。这可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宝贝呀！说完，她咯咯又笑了起来。

    那天告别时，她挺着大肚子，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扬的枝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

    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陶然亭南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我是专门等您的，我在会议名单上看到您的名字，就一直等着这一天呢！我和您有三十多年没有见了。今晚，我得请您吃饭！我已经定好了房间！您可一定等着我呀！”她热情地说。

    晚餐丰盛又美味，边吃边谈，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在家里，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告别时，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芝麻粒那么大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那一带，二十多年前就都被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选自《光明日报》2018 年 11 月 30 日，有删改）

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現在开始变成了現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眼就増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是象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象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虑和苦痛的……

    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哩!

    在他们这个责任组时，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圪崂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的被吆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八十二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常象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二十ー岁，完全成了大人：小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西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

他们家里最大的煎熬，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流子两手空空，谁知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就是靠カ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些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都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恋爱。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地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她，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

    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钉的衣服。少安记得他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钉的衣裳。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沉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

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锄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圪崂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地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圪崂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

农历八月，麦子种毕，又停了锄务，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开始，田家地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心。责任组的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做起圪塄帮畔，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扩大蔬菜种植。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

白莽作《孩儿塔》序

    ①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②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③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④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⑤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 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在阜平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蹬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洗菜的人也恼了，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 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蹬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

 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 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 

 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