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从母亲到妻子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故事，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的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陷秘的窄巷，在其中废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相我三十年才撒手，之事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出《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①，还有妈祖②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文明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取材于余光中《母亲到外遇》）

【注】①螺祖：传说中黄帝的妻子：“螺”读léi。②妈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信奉的女神。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

    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

    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

    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会，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蒯金匠

杨海林

    清康熙年间。县令董其在关帝庙内建演戏楼，特书“摹古绘今”四字，命砖雕艺人季洪阴刻入砖，填以花青，嵌于照壁。

    董氏每字起笔皆作“渴笔”，显得虚灵秀峭，运笔则侧锋直行，宛如折带屈铁。通幅清隽流丽，遒劲有力，非常人所能及。

    为表对关帝虔诚，董其有将此四字贴金的想法。可能做成事儿，但费用不从财政上支出，这才是做官儿的能耐。

    董其脑筋一转。主意就来了：他腾出戏楼临街的一间作为门面，想租的人。不但要付租金，还得先把那四个字贴上金。

    安东城不乏殷实的生意人。要贴金。肯定是有人花得起的。

    主要是大家把董其的意图想复杂了——堂堂一个大老爷。恐怕不是让你多花几两银子吧？

    蒯金匠本来是个在街头支摊的主儿，现在听人这么一说，他的心痒痒了。

    他来找董其。

    老蒯，本来我想把这个事弄得好玩一点儿，你来了，那就不好玩了——那么大的几个字，要全贴上金。至少得一二两金子吧？你砸锅卖铁，能凑得齐？

    蒯金匠就自我解嘲地笑，我就一个混日月的手艺人，身上有个一两钱金，足够用了。

    那你怎么贴？

    贴字的金不都是箔吗——箔不都是金碾的吗？

    县太爷的一口热茶差点喷出来：好好好，老蒯有本事，一两钱金子，你能碾多大？

    耳屎大的一点全，老蒯拿个锤子不紧不慢地碾了一上午，呀，竞成了大匾大的三片。

    手艺了得！

    在关帝庙前讨得一个门面。生意自然是好得不得了。

    虽然打箔的手艺好。但老蒯几乎不给人打箔。一般他只接化金的生意：客人拿来一副耳环，嫌不好看，要化了，重新打一枚戒指——这个活，老蒯接。

    接到这种活。老蒯会把客人的耳环放到一块操作板上，躬身先到关帝庙烧一炷香。

    操作板是硬木的，可能是为了好玩。老蒯在中间嵌了耳屎大的一坨金。

    黄亮亮的。晃眼。

    客人就在心里“嘁”一声。这个老蒯，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一点家当。

    但这个念头客人仅仅是一闪。他就看到老蒯拿出一支喷枪。喷枪里喷出一根火线，瞬间就能将操作板上的金熔化掉。

    ——操作板是木头的。不会被烧煳？

    往往客人这样想的时候，他要的戒指已经出现在老蒯的手上了。

    老蒯在戥子上称了重，客人伸过头一瞧，跟在家里秤的一模一样。

    客人竖起大拇指：老蒯这人，做生意地道。

    实际上呢，老蒯的手法快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在化金的过程中（当然是在客人的眼皮他先是熔了客人的真金。再熔了自己嵌在操作板上的假金，又让金汁局部冷却。留下耳屎大的一坨重新凝固到案板上。

    不知不觉。便偷梁换柱了。

    安东府衙离关帝庙不远，所以县太爷的生意老蒯也做得到：县太爷喜欢金。巴结他的人自然会以金相送。

    县太爷一面和送礼的人攀谈，一面命娘子匆匆忙忙地跑了来，请老蒯化金。

    化掉以后做什么呢？

    还是做原来的东西。

    还做原来的东西？逗我呢吧？

    有时候老蒯会自己将重做成的金子送到县衙。

    “好东西呀！”县太爷把热乎乎的金器拿在手里抚摸“我的喜欢和你们不一样。我就喜欢金器刚从操作台上拿下来时的那股热乎劲。”

    一会儿，金器冷了。县太爷刚才的热乎劲也没了——他退还了金器。

    咋还有这样的怪癖？送礼的客人大惑不解。

    这样的怪癖。有意思。老蒯笑了笑。

    董其做了三年安东知县。老蒯靠金匠的手艺攒了不少钱，买了房，娶了妻，算上是小康之家了。

    即将离任的时候。董其来到了老蒯的作坊：“这几年你没少赚吧——我的东西呢？”

    老蒯弯腰先啐了一口痰，这才朝董其拱拱手：“您的东西一点不少，都攒着呢。”

    看到那一枚枚耳屎大的碎金。董其眯起眼睛拿在手里抚摸：“好东西呀，只可惜还是太少。再做几年知县就好了。”

    “大人您想要多少？”

    “至少三十两吧。安东地势低洼。而老城墙多处倾颓，春夏屡遭古淮河水患——三十两。该能修好了吧。”

    想起水漫安东时董其带人戽水的好笑场面。总是咳嗽的老蒯忍住了快到嘴边的一口痰：“放心吧，不够的部分我来出。”

    “你？”董其睁大了眼睛，“那么大的事，你老蒯掺和就不好玩了——三十两黄金，把你老蒯当个猪卖了也远远不够呀。”

    “嘁——”老蒯晃了晃手中的锤，“我会碾金。一碾，金就多了——不仅仅是面积变多，重量也会变多。”

（选自《小说月刊》）

哲人的爱

秦牧

    ①好几年前，我读过一则消息：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1982年2月因病去世，他生前殚精竭虑，尽瘁教学，亲嘱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教育事业，五脏作局部解剖教学用，骨骼制成标本，供示教用，用遗体“再站一班岗”。这则消息使我大受震撼，掩卷沉思，神驰黄海之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一个哲人对群体无私的爱，尽在不言之中了。

    ②继沈福彭教授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前任校长胡傅揆教授也在生前自愿地把遗体献给学校作为骨骼标本。这两位医学教授的事迹先后辉映。据我所知，遗嘱利他，造福群众的事虽有不少，但是遗嘱指定把自己的遗体制作骨骼标本供教学用的事我极少听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舍己为群，献身祖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风格，从这样的实例中也可以想见一二了。

    ③1987年底，我突然接到青岛医学院一封来信，那是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寄来的。里面除了信件外，还有一张骨骼图片，那就是沈教授遗留下来的骨骼标本了。信里有这样的话：“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将骨骼制成骨架，陈放在青岛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的标本室里（外有玻璃罩），人们每过此室，都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瞻仰骨架。”信末这样说：“秦老……你能否为我院沈教授写几句话，如蒙赐字，我们将把它刻在玻璃罩上……”我端详着那张骨架图片，百感纷纭。这具骷髅给予我的不是忧惧、哀伤，而是亲切、鼓舞。我把图片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早晚工作时经常瞧它几眼，我觉得它对我的灵魂有净化的作用，犹如明矾可以净水一样。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没有任何绮年玉貌、皓齿明目的明星歌星的照片，却有这么一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老头子了，即使我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我也会这样。面对这张照片，崇敬、可亲的感情驱除了一切渺不足道的杂念。

    ④这副骨架图片仿佛给了我一道无声的命令，我决意写那将被刻在玻璃罩上的几十个字。

    ⑤平素写些小文章我是不起草稿的。但是为了写这几十个字，我却决定夜里到附近僻静的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思索、酝酿。我想起了一位文豪类似这样意思的话：“当你把笔插进墨水瓶里的时候，如果不是蘸着自己的血来写的话，那就不要动笔。”

    ⑥那夜月色溶溶，柠檬桉雪白的树干显得十分高洁。月光透过凤凰木，洒落了一地斑驳的光点。长街寂寂，阒无一人，我来回踱步，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具骷髅在我眼前冉冉腾起，我的想象使他还原为血肉之躯：他埋头在灯下研读，他屹立在讲坛上讲学，他以深邃的眼光凝视人群，毅然写下献出骨骼遗嘱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我虽不是教徒，却涌起一种教徒似的心情，渴望能够有个和神圣的魂魄对话的机会。

    ⑦我知道这位教授生前曾经受过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然而，“风暴压不断雄鹰的翅膀。”“异端待我，国士报之。”

    ⑧有人死了，还要造地宫，造金字塔，棺上要加内椁外椁，坟上还要盖巍峨建筑，死者仿佛撑开了棺盖，伸出手来喊道：“再给我东西！”有人死时，临终还拼尽力气，讲出这么一句话：“我想再奉献！”掠夺者和奉献者之间的距离，该是多么遥远！

    ⑨那夜我在街上盘桓了很久，回家后对着骨架图片，铺开稿纸，写了一张又撕了一张，最后，拼尽我的心力，终于写出了这么几十个字的《献辞》：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

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

玻璃橱外是他浩瀚的爱！

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

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

伫立丰碑前默默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