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犀利的观点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我以为不无道理，这种观点同样契合当下的散文写作。无智，就是指文章按照别人的思路来写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发现；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先秦以降，直到晚明小品，出现了无数令人称道的名篇。后来八股文一统天下，用一色词章占领文坛时，古文走到了绝路。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希望找到新的智慧的表达方法，为汉语写作开掘新的可能。1917年白话文兴起，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写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众多民间沙龙和社团活跃文坛，它们有不同的美学追求，所创办的报纸杂志也各有特色，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就此出现，也涌现一大批有智性的作家。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散文写作受到一些制约，直到80年代有所改善。近几十年，散文写作较为老实、温吞，辞章也不乏优美之处，但往往缺少智慧的表达。

    在我看来，文章若想写好，除了作者的天赋和感觉，智慧和学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总的来说，文章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学者因兼具智慧和学养，其为文便兼备自由神思和美质，我称之为学者之文。现当代的学者之文有很多代表，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到后来的钱锺书、黄裳，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学者之文的精妙之美。除此之外，朱自清、俞平伯和废名等人也都属学者为文，都在有意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智慧的表达方式。

    而这种趣味和智性，对民国时期的散文以及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学者之文侧重于个人心灵的凝视，着重于纯粹审美和静观的写作。其中智性的凸显，标志着智性散文开始出现。当代“智性散文”的形态具体怎样，目前还很少有人界定。我给“智性散文”作了一个可以继续丰富的定义，即以感性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诗化智慧。这方面的代表有钱锺书、唐弢和吕叔湘。

    用智慧来写作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作家里面有深厚学问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仰赖自己的天赋和生活经验来写作。其中一类有学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归到学者之文，如钱锺书的《围城》，非常优美，但实际上是学者的叙事语态。另一类作家，是发自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与学术的关系若即若离，巴金、萧红的散文都是这样。萧红的散文甚至是天籁，完全不仰仗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是东北黑土地上心灵和上苍交流碰撞而成的特殊文本，直到今天，她的写作依然受人称赞。这些都属于作家之文，它是靠天才、靠生命内延的丰富性以及对丰富性的深切打量和咀嚼产生的，一个时代不过几个这样的作家而已。

    中国几千年文章的发展之道，非常讲究文章学的内涵。文章学讲究写作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规律。以上谈及的学者们对文章之道有自己的会心之处，所以每每下笔，辄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现在很少讲文章学了，“文学”的概念与“文章学”也相去甚远。后来由于战争、革命，提倡大众文化，鼓励一般作家的写作，学者之文便越来越小众，成为象牙塔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文学发展的不幸。

（节选自《人民日报》）

    当前，中国诗歌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导致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

    好诗歌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

（节选自郭国昌《诗歌价值如何认定》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已出现了有封闭结构的市。市的四面有围墙，墙的中间有门，称“市门”，市中有“十”字街连通四面的“市门”，其中以南门最为重要。《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问他“何见于市”，回答说：“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正因为南门最热闹，所以那里就经常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变法令未下达时，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这里的南门不是城门，是市门。

西汉时，长安出现了对称的东西两市制度，《汉书·惠帝纪》谓惠帝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此时建起西市，说明东市早已建成。这应是市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这种两市制度在唐朝的长安还沿用着。《木兰辞》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似乎北朝时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市。

    据记载，长安的西市由六个市组合而成，东市有三个市。班固《两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说长安东西两市的九个市各按商品的“货”来区别，又按“里”（每个市以“十”字街为界，划分成四个里）中的“隧”（小路）来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

    晚唐时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宫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三年说：“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韩愈《顺宗实录》评论说：“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是形象描绘“苦宫市也”的诗。所以宫市并非正常的集市交易，而是强权的掠夺。

    市的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有了变化，开始由封闭式设置逐渐转向以酒楼或茶坊等为中心的新的开放式的街市格局。这种格局在宋人张择端所绘之《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形象的展示。在图中可见沿河多设有酒楼商铺，还有戏台等，商业区已和民居融合为一体，买卖没有了时间上的限制。这种城与市融合的新格局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格局了。

（节选自陈璧耀《说“市”》，《咬文嚼字》2011年第12期）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古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

    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

    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

    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