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她最早指出词是有别于一般诗歌的一个流派,有它的历史意义。

    词在中唐以后流行,它为晚唐五代以来诗人在五七言诗体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诗形式,而且体裁比五七言诗更丰富多彩。根据万树《词律》所列,就有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多体,实际还不止此数。然而词在中晚唐开始流行时,五七言诗已发展到极盛的阶段,举凡封建社会各方面的题材,如田园、山水、边塞、闺情,以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有大量名篇流传,在诗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后起的词人不容易在各方面跟它争奇竞胜。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讲究句调平仄的格律诗,词的调于更多,可以适应不同的内容自由选用。这比之只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几种格调的近体诗,有它的优越性,但就每个词调看,它的句调平仄比近体诗有更严格的限制。如比之篇幅长短不拘、声律限制更少的五七言古体诗,形式上的束缚就更多。词在从中晚唐到南宋的流传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不少优秀的词家,却始终没有取代五七言诗的传统地位,成为诗人们普遍掌握的形式,像五七言诗的逐步取代四言和骚体诗的地位那样,向来认为词创作成就最高的宋代,除了柳永、晏几道、李清照、辛弃疾等少数词家外,像欧阳修、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大多数诗词兼擅的作家,仍是以主要力量写五七言诗的,这除了受魏晋以来五七言诗的传统影响之外,还由于词调本身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中唐以后,出现一些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市民阶层壮大,乐繁兴,需要有一种新的诗体,配合当时在城市流行的乐曲,比较细致曲折地表现城市人民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从中唐以后,农村流行的歌谣大多数仍不出五七言,而城市里新兴的长短句歌曲越来越多。在宋元以来的说唱文学和戏曲里,长短句的词曲更居于压倒优势,使五七言诗体仅仅在定场白或下场诗里偶然出现,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从现传唐代民间流行的敦煌曲子词及最初文人拟作的词调看,题材本来相当广泛,然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文人写的词调却逐渐集中在妇女情态的描写上。因为初期流传的很多词调来自民间,最初出现的文人词也多数是直接模拟民间歌曲的,到了中唐以后,妓乐繁兴,许多新出词调往往是在歌妓的传唱过程中为文人所掌握。这些歌妓是封建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她们既比较熟悉各种妇女的生活,自身又各有其惨痛的经历。这样,她们在唱词时既容易流露自身的不平,往往也倾泻出一般妇女的痛苦。如敦煌曲子词里的两首《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后来有些文人嫌这些歌妓们唱的词过于俚俗,自己动手来写。为了适应歌妓的声口和情态,他们的歌词虽然比较华美,内容仍不出痴男怨女离别相思的调调,只是作品所表现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己不及早期歌妓们传唱的词调强烈,生活气息也没有那样浓厚。正是在这种创作情况之下,形成了词的传统风格:“以清切婉丽之词,写房帏儿女之事。”从北宋以来,词这种传统风格虽不断为少数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关心国计民生的词家所突破却仍然影响着后来绝大多数的词家,直到清代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前人以婉约派为词的正宗,婉约派总的看来成就不及豪放派,却更多地表现了词的特点,表现了这“别是一家”的词有别于五七言诗的风格上的特点,这特点是从晚唐到宋初,在词的长期创作过程中形成的。

(摘编自王季思《词的欣赏》)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材料一：

当前，订单农业正在成为农业生产新风尚，在订单农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创新型试点就是认养农业。我国认养农业刚起步没几年，还处于探索阶段。2015年，辽宁省盘锦市，率先开创了“认养农业+互联网”的耕种新模式，随后成立国有性质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辽宁省盘锦市“认养农业”的开展。

湖南思令农品科技有限公司是订单式认养农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6年，就提出过围绕杂交水稻进行认养式农业的探索，旗下司令农品平台在近期更是完成品牌和战略升级，围绕更容易市场接受、更容易产生价值的畜牧业推广订单式农业，认养式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司令农品合伙人崔哲解释说，运营司令农品平台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协议等契约为纽带，有机链接了农业产业链两端和不同经营主体，进而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有机互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机联系，不但避免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随意性，推动农户调整生产结构和分享农业产业链拓展和市场扩大成果，而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订单式认养农业与互联网逐步进行深度融合，给农业生产销售提供方便，也为农民收益“保驾护航”。随着“订单式认养农业”在全国多地盛行，这一方式也为区域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地方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摘编自2020年11月02日 中国新闻网《司令农品订单式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截至2018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占比75%，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2020年小龙虾养殖面积可能达到2000万亩……

小龙虾，是国人餐桌上的至爱，也是不少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历时5年跟踪研究后，上述数字让农业专家高兴不起来。受短期经济效益驱动，一些地方盲目扩大稻田养虾规模，扩大沟坑占比，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

稻渔共生在我国历史悠久。《史记》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古越人”就过着“饭稻羹鱼”的自给生活。2005年，浙江青田稻渔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农业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迅猛。2015年以来，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联合各地科研院所和高校有关专家，对我国典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进行了调研。

研究发现，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等稻渔共生模式不但可清除杂草、控制虫害、培肥土壤、改善水质，还可促进水稻生长。而近年发展迅猛的“稻田养虾”多为非共生模式，对粮食安全、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摘编自《失控的小龙虾，逼近的稻田危机》，2020年第8期《半月谈内部版》）

材料三：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实际人均可用耕地不到世界人均的二分之一。而且，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造成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耕地污染较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牢牢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底线，切实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黑土地是我国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黑土区是东北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石，是水稻、玉米、大豆的优势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黑土地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 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东北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田生态系统。由于长期受翻耕、旋耕等传统耕作方式的高强度利用，再加之土壤裸露、生态系统退化等原因，导致有机质含量下降、理化性状与生态功能退化，黑土地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到东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黑土层变薄、黑土面积减少、有机质含量减少、肥力下降、理化性状恶化。因此，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加快修复农田生态环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摘编自孙东方《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2020年8月《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