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九章，有删节）

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蒲潇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

    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拔，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叶企孙因熊大缜遗案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惠溘然长逝。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的，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有删减）

我的父亲俞师傅

俞宁

    父亲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有人称他俞先生，有人叫他俞教授，近来还有人说他是某个领域里的“大师”、“巨匠”。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最喜欢人们怎样称呼他。

    大概是1974年，我和父亲从北师大主楼西侧往新华书店旁边的理发馆缓缓而行，迎面飞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骑车的人左脚鞋跟蹭地代替刹闸停了下来。用沧州一带口音问候一声：“俞师傅，干嘛去？”嗓门之大，震得我耳鸣。父亲也用那种口音回答：“韩师傅，理发去。”说完二人点头一笑就各奔前程了。我问父亲：“这是谁呀？怎么叫您师傅？”父亲说，那是中文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干活有力气，是把好手。”

    大学教师、有力气、劳动好手……不知道21世纪的国人是否会觉得这事有些难解。

父亲1958年初被错划“右派”后就必须用劳动来“改造思想”。到了“文革”，父亲的工作变为打扫主楼六层走廊加男女厕所的卫生。

    1966年老舍在太平湖投水，那时父亲正在接受“疾风暴雨式的批判”和“劳动改造”。我生怕父亲会受他的启发，弃我而去。未满十一岁的我连问带摸，找到了太平庄师大的主校园，又摸上了主楼的六层，一眼看见父亲正用拖把很努力地擦拭着走廊的水磨石地面。我拉了拉他的后衣襟，他转过身，也不问我为何突然到学校来找他，指着地面说，“你看，你看！是不是跟镜子似的？嘿嘿，甑亮！”说罢还给我示范劳动程序：先在左边墙角与地面的交接处狠狠地前后擦两次，然后横抡三下，从左墙根擦到右墙根，再在右墙角与地面结合部前后狠擦两次。“横三竖四。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擦地秘诀。”父亲很骄傲地告诉我。

    1971年和1972年之际，父亲参加了后勤基建科的劳动，砌院墙、盖房子。开始，后勤的师傅们让他当壮工，和泥、运砖。时间长了，父亲就从和泥搬砖的“小工”升级到上脚手架“跑大墙”的“大工”。1974年冬我到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了一名瓦工，学徒三年，出师一年后，又升为二级瓦工。父亲的手艺不比我这个专业瓦工差，在细微的地方，甚至比我强。一次他指着一所平房的墙角说：“这个角儿，是我把的。”把角儿的“把”字有把关的意思，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我瓦用工匠的眼光考察了一下父亲把的角儿，父亲的活儿干得真地道！横平竖直不说，选砖对角十分细致，外加“游丁走缝”绝没有超过一公分的，根本看不出是非专业工匠干的活计。

    后勤的师傅们称父亲是“三级教授，四级瓦工。”我当时的感想是给他当儿子，实在是窝囊。他的古汉语知识是我望尘莫及的，现在就连我的专业瓦工，他都要略胜一筹，给儿子留个饭碗行不？恢复高考以后，我报考英文系，就是想躲开他的强项，给自己找一个发展空间。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到北外读研究生，发现两位全国顶尖的英语教授，一个专文学，一个专语言，都比不上父亲那口纯正的剑桥音。

    一次父亲忽然问我：“你懂什么叫师傅吗？‘师’字好懂，‘傅’字就有点儿微妙了。”说着就开始给我细解“傅”字的来龙去脉。对于父亲拿手的训诂之学，我是一窍不通。他当时给我讲的，我似懂非懂，父亲的大意是，“傅”字原是指侍弄花草的人。侍弄之外还负责展示花木，还要认准花木的优美之处并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所以后来古代官职有少傅、太傅，都是培养太子、向世人展示太子才能和品质的官儿。作为师傅，一个人须有见识、肯于劳动、善于劳动并且无私地把劳动对象的优秀品质展示出来，而自己甘居幕后……

    父亲嘱咐我的话，他自己完全做到了。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学生三年饥荒时期到我家来补课，父亲掰开揉碎给他讲，补课之后，还把我们十分紧张的口粮拿出一些来给他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为一个学生的书写了序。那个师傅的概念，恰好是他生命的写照。我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是干哪行就能成为哪行的师傅。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俞敏先生一生精研语言学，学问博大精深，治学科学严谨，著述宏富。他通晓英、德、俄、日等多种语言，对梵语和藏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方言也很有研究，在语言学的各门类诸如语言学理论、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文字学、词源学、方言学、语音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百度百科”）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屠呦呦在1970年代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是源于当时战争的需要。越南战争期间。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并会同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

    按照当时的部署，“523”项目分了几个研究组，其中临床研究组赴疟疾疫区，观察先期研发出的疟疾预防药的效果；中医药组一方面查阅文献，一方面深入民间，寻找治疗疟疾的秘方和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时还在疫区就地试用观察；还有化学合成药组，与药厂合作，进行合成、筛选新药的工作。

    1970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根据她2009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记载，当时他们共筛选了两百多种中药，并终于在1971年10月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后来又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

    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了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的《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在《化学学报》发表的《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又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

    人们一度认为，抗疟药物的结构中必须有含氮元素的环才能有效，但青蒿素却完全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长期困扰医学界的对喹啉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在非洲，由屠呦呦主持研发的新一代抗疟药双氢青蒿素（商品名“科泰新”），广泛用于抗疟治疗，被誉为“神药”。有人甚至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叫“科泰新”。

    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她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还曾经因为在条件较差的实验室工作，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都积极主动地完成。

    当年的科研人员们的献身精神，在屠呦呦和她团队人员身上等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她们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回忆起当年的行为，屠呦呦说。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取材自林晓娜同名报道）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相关链接】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