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威

        ①赵振江教授今年已经七十岁，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他恐怕仍然是中国最活跃、最高产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了数十位西班牙语诗人的十几万行诗句，而且这些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西语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名家大师。卢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赫尔曼、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拉菲尔•阿尔贝蒂、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西语诗人的作品多半是通过赵老师的译笔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2009年“因在诗歌翻译方面成就卓著，有力地促进了诗歌间的国际交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赵老师荣获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而这一奖项仅仅是赵老师获得过的诸多荣誉之一，此前他还曾多次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等西语国家授予骑士勋章、总统勋章。

        ②虽然著作等身、蜚声国际，但盛名之下的赵老师不改真诚质朴、勤奋谨严的本色。除了每周打一两次篮球，看看电视里的体育和京剧节目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他最喜爱的文学翻译。文学从他年轻时的梦想逐渐变成他的另一种生命。

        ③赵老师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中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诗作，读大学的时候还热心组织同学创办了文学墙报《迎春花》，当年英语系的李肇星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赵老师高考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北大中文系，据说是“作为学生骨干被西语系要走的”。也许没读成中文系是赵老师心里永远的遗憾，所以他对中文系的先生学长们都特别尊敬。即使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但每次见到55级中文系的谢冕、洪子诚、孙玉石等学长，他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欣赏。1965年，当赵老师第一次翻译了一篇小说并收到《世界文学》杂志的录用通知时，他才意识到翻译也许是他重拾文学梦想的必由之路。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老师不仅将众多西语诗歌史上的大师佳作接连不断地译成中文，更是与西班牙的专家合作将《红楼梦》译成西文，如今全一百二十回的西文版《红楼梦》已经于2005年出齐，成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桩盛事。虽然赵老师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但个中艰辛恐怕一纸难书。赵老师去西班牙翻译《红楼梦》，邀请方格拉纳达大学给的待遇是很低的，用他的妻子段若川教授的话说，“还不如给他打扫房间的女仆钱多”，但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每天工作14小时，没有休息日。赵老师前后两次去格拉纳达大学，总共工作了近四年，才最终完成全部翻译。他一如既往，从来不会抱怨。做学生干部时他就坚信“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高尚的品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了名利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反过来，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名利他也会无怨无悔地脚踏实地去做。直到今天，他有时拿的仍是千字四十元的稿费，但是他从来不过问这些，有时甚至没有找到出版社，他也要把他喜欢的诗作翻译出来。因为翻译诗歌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④赵老师热爱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源于他个人的文学梦，更重要的在于，他坚信诗歌（文学）可以改变世界。正像他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谢辞中所宣扬的一样，“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纵观他译介过的诗人，几乎都是襟怀坦荡、视野开阔，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和坚定的信仰。他们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对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痛切的恨；他们都以诗为旗，试图呼唤正义与自由，试图改变世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学界对曾经加入过法西斯长枪党的一些诗人开始给予关注和研究，认为政治和文学应该分开，强调他们的诗歌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赵老师的心中，从不会将杀害加西亚• 洛尔卡、 虐待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长枪党徒同那些为正义与自由献出生命的诗人等量齐观。在今天这样一个“写诗为娱乐”的时代，赵老师的诗歌观显得执拗，甚至有些落伍，但这也是他的坚守。

         ⑤正因如此，古稀之年的赵老师，虽已经退休在家，可依然忙忙碌碌。虽然他撰写了《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编译了《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甚至《西班牙女性诗选》，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西语诗歌从古至今、从西班牙到西语美洲的历史脉络连贯、空间版图完整的译介，不过对他而言，西语诗歌译介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等待填补，在后继乏人的情形下，他更是常言“责任在肩，不敢懈怠”。尽管近三十年来，赵老师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本书的翻译出版速度，但他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与我们这些学生闲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是“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他认为造成“断层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语境，文学艺术总体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导致全国西语专业虽然不少，但多以经贸方向为主。很多西语专业文学类课程只是点缀，更遑论文学翻译课程。同样是翻译，文学翻译的稿费不及经贸合同翻译的1/3，甚至更少。二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聚焦于欧美文化，对西语文化相对忽视。西语文学的教学、翻译、出版都比英语、法语等语言困难。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其中西语文学作品不到1/10。这与西班牙语的世界第三大语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然个人功成名就，生活悠然惬意，但赵老师不改赤子之心，仍然为改善西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寂寥现状而奔走疾呼。

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胡大白：安安静静做大事

    讲胡大白的故事，并非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1943年，日本鬼子轰炸郑州的时候，她在父母逃难途中降生，地点是一座石灰窑。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接受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在为她取大名时，用了族谱中男孩子的“大”字——胡大白，这个名字，也许注定了她的人生与众不同。

    在黄河岸边的郑州市，一座占地2106亩、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的校园里，有26000多名学子分别在52个专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这就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民办大学——黄河科技学院。这座拥有8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学，国家从未有过投资。而拥有这一切的院长胡大白，20多年前还是病榻上的废人。

    1981年，风华正茂的胡大白是母校郑州大学的一名优秀讲师。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从胸闷气短中醒来的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煤气中毒了。她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时，却碰翻了火炉……滚烫的一大壶开水，使她成了一个重度烫伤面积达30%的病人。“我在病床上躺了3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用来读书和思考。”胡大白如今的回忆竟然带着几分眷恋。她说，“一番灵魂的挣扎之后，我想通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找到一件适合我，又是社会需要的事情做，我就会获得成功。办教育是我的强项，动乱十年的国家需要人才，我的口、脑都没有问题，我能行！”

    她立即把目光投向一大批由于种种原因进不了大学校园的人。本可以靠国家工资过一辈子清闲日子的胡大白，踏上了一条健康人都难以坚持下来的曲折艰难之路——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花30元钱印制听课证、买纸笔、刷广告，她起家了。接着是到处说好话联系听课地点、访问优秀教师、协调各个主管单位，顶住各种因为不理解带来的流言蜚语……

    “从死神那儿回来的人，这些困难经受得住，唯一没有充分准备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教育事业发展如此之快，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如此之强烈，应该说是历史推着我往前走，不能停下。”

    学校很快发展成全日制脱产学校，在校人数和师资力量迅猛增长。1994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黄河科技学院面向全省统一招生，成为我国第一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民办高校，在校生以100%的速度连年增加。为了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胡大白设立了河南省高校唯一的一个人才市场，增设了市场上需要的一些新兴学科和实用性课程，培养了复合型开放型人才。连续多年，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在毕业前就被抢聘一空。

    靠教育发展教育，是胡大白多年来从实践中总结的高校发展有效之路。黄河科技学院先后创办了科学研究所等8个校办产业。这些企业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力地支持了学校的发展。

    如今，胡大白亲手创办的大学，已经在中原大地站稳了脚跟，被教育部树为全国民办高校的一面旗帜，她本人也成为“中国十大女杰”、“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胡大白的同事们说，身为上亿元资产的拥有者，胡大白十分俭朴，一年四季总是那几套毫不起眼的服装，如果不是她的气质言行，仅从外表谁都会以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城市妇女。“我爱节省，也不太讲究穿着。”听我夸她身上的开衫好看，胡大白柔柔地笑着说，“这是两件套，我花了200元在街上买的。”

    她的笑容，把衣服衬托得很美；她的笑容，让我无法看到沧桑岁月留下的任何痕迹。

    “您平常总是这样安静吗？”

    “我喜欢的状态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她说，“我的静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了充分的思考，才能够在处理具体工作的时候快速反应，高效运作。”看着她桌上厚厚的一叠议案、建议，我想如果没有平日深入一线的走访调研，没有长时间的深入思考，这些东西是不会有的。难得的是，在当选人大代表的18个年头里，她总是如此。

    宁静，却成就惊人的事业；简洁，却又多彩——这就是胡大白。

（有删改）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

    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 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