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生态文明不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生态哲学将生态理念引向社会生活，将自在的哲学本质转换为自为的生态智慧。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奈斯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极其扩展的生态理想，我称之为生态智慧。”生态智慧重建的不仅是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人的精神生态和整个文明生态的平衡。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而是也包括社会内部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社会系统的破坏。生态哲学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理论准备，是人与自然关系反思后的生态觉悟，以及作为这种觉悟的生态智慧和理念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推进。

    生态文明既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和改造，又反映人类将认识和改造自然生态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的重建、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人类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是要建立自然生态，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同自然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则是要建立社会生态，是使各种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获得和谐有序的状态，这是自然生态重建的根本保障；人类各种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目的是建立多元互补的文化生态，为社会生态的构建营造和谐有序的文明环境，为自然生态的重建奠定健康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文化全球性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文化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以及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抗冲击能力的不同，很容易使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面临安全风险，文化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受到压制与削弱，甚至还会招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

    维护文化安全是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防范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但防范绝非封闭自囿。最有效的防范，永远都是自强自律；而最有力的维护，则始终都是开拓创新。自强的最佳体现，是使文化产品精粹、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活动积极有意义，因为一切文化最终都是要寄寓在具体而实际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之中。自强要求我们自律，警惕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把群众文化看作“下里巴人”的态度，更警惕一味崇洋媚外，紧紧盯着国外的领奖台，把文化创造的着眼点一股脑儿放在对奖项的拼争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自律自强还要求我们警惕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创造中的趋利、媚俗、浅薄、浮躁、恶搞、收视率为王、“娱乐至死”等现象，切实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上来。

    实际上，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内部开拓创新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只有200多年建国史的美国为什么能拥有文化强势并称霸全球？关键就在于其始终坚持开拓创新。他们在文化创造中不仅将从欧洲带去的骑士精神、绅士精神和现代科技发挥到极致，还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中“猎取”要件和元素。对此若单纯防堵与抵挡，效力不大。只有不断加大我们自身的开拓创新力度，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创造出足以征服人心的文化产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文化与其他一切“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只有从被吸引、认同、接受、欣赏、消化与感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生命并产生价值。

    文化有活力有魅力，是传播、影响和发挥功能的前提，也是维护自身阵地的基础。只有开拓创新，才能把文化资源化成精品佳作；只有精品佳作形成阵势，才能产生文化魅力；文化有魅力、有召唤力，才能在全球化交流中实现自身的壮大与发展，维护文化安全的信心与能力才会不断增强。文化的特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形势提醒我们，维护文化安全，需要我们有效防范，更需要我们开拓创新，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

文化安全是民族传承、国家稳定、人民得享文明之光的重要保障，坚决而持久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势在必行。在文化创造、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的全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体，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和包容性地吸纳，进行开放式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交流融合中赢得主动权，保持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艾斐《文化安全：最有力的维护是创新》）

    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寂寞的无声的历史，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文化的凝结，而文化精华又与广大人民哺育了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杰出人物。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就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的儿子。他们既是文化和人民的产儿，又是具有文化传承和民族激励力量的样板。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需要批判，人民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落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赞美三寸金莲，不能赞美纳妾和一切与近代文明相悖的东西。但也应该相信没有水恒不变的中国人，没有永恒不变的民族性。在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某些缺点会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阿Q是旧式农民形象，而不是中国农民永恒的形象。没有天性丑陋的中国人。任何对国民性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抨击，最终若不指向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文化层面，则是难中腠里的。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世代延续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是不能单独发生作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孔子只是孔庙中的圣人，当时的经典只能是藏书楼里的典籍。当年黑格尔十分轻视孔子的思想，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而当今世界对孔子则是一片赞扬，与黑格尔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变化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画等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不能画等号。我们应该深入经典，走出经典，面对现代，放眼世界；要由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来决定继承什么遗产和拒绝什么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不应以当代作为传统的注脚。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该着重它的基本精神，通过过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之当代化、科学化，而且要在实践中贯彻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才能培育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人，孕育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的杰出人物——社会主义时代“双百”式的英雄人物。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