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超越的美学

    在西方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时间并不长。德语中“Aesthetik”一词原意是感性学或感觉学。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在西方哲学看来研究人的认识有逻辑学研究人的意志有伦理学研究人的感性经验则有美学。感性学是相对于情感或者感性认识的一门学科。它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人欣赏自然、人生或艺术产生某种情感的变化引起快感的经验这是美学研究的中心。西方美学关注的是审美经验、感性、感情、快感等。

    中国和西方原属不同的文明其思想也有根本的差异。粗而言之中国哲学重在生命西方传统哲学重在理性、知识。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生视为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之大全体。生命之间彼摄互荡浑然一体。我心之主宰就是天地万物之主宰。人超越外在的物质世界融入宇宙生命世界中伸展自己的性灵则为中国哲学关心的中心。所以远在古希腊之时西方哲学家戮力向外追求探索知识而中国圣哲们则推倡“反己之学”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强调生命的超越。中国哲人长于证会西方贤哲长于思辨。西方哲学是知识的、思辨的而中国哲学则是生命的、体验的。生命超越是中国哲学的核心。

    在这样哲学背景下产生的美学它不是西方感性学或感觉学意义上的美学而是生命超越之学中国美学主要是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它是生命超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美学纯粹体验中的世界不是物质存在的对象不是所谓“感性”（sensibility）而是生命体验的真实（truth）。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美学的重心就是超越“感性”而寻求生命的感悟。不是在“经验的”世界认识美而是在“超验的”世界体会美将世界从“感性”、“对象”中拯救出来因为“为道日益为学日损”。在中国美学中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外在美的知识也不是经由外在对象“审美”所产生的心理现实它所重视的是返归内心由对知识的荡涤进而体验万物通于天地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从而获得灵魂的适意。中国美学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像明张岱《湖心亭看雪》短文中所叙述的生命体验大雪三日与友人相约于西湖湖心亭看雪他们来到此亭此时“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乾坤同白在这白色的世界中亭中的我惟是一点这一点置于莽莽宇宙、皑皑上国中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伸展。这一点是小的但当它融入茫茫世界就伸展了性灵获得深心的安适他在心灵的超越中拥有了世界。虽是一心却与造化同流。中国美学追求的是身心的安顿它并不在意一般的审美快感而力图超越一般意义的悲乐感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在超越的境界中获得深层的生命安慰。

（有刪改）

都江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苦难的民族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寒风在颓壁残垣间呼啸，夕照旷野溶成一气，让人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浓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提供庇护和濡养。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本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

    从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忽然，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急流浩荡。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众目睽睽。

    这一切，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中国官场的惯例，是把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濡养，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想到了李冰。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他当然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八字箴言，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都江堰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汉代水官重造 “三神石人”测量水位。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被岁月的淤泥掩埋，20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的产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符瑞文化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

    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用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用瑞”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用瑞”是文学与符瑞文化关联的重要形式。文学创作“用瑞”含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文学创作“用瑞”的普遍性，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文学文本、颂美主题与符瑞所具备的颂美功功能相契合。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旦文学创作较多地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

（选自2017年8月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节选自2010年1月7日《参考消息》）

    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如果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治国理政著作，《贞观政要》应该不会落选。作为唐代历史学家，吴兢编撰此书，目的是给唐玄宗提供学习榜样。在序言中，吴兢高度评价贞观政治，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吴兢把唐太宗的言行事迹，分作10卷40篇进行记述，就当时的政治特色而言，围绕君主治国，已经概括得很全面。如果从唐太宗的视角看，应该更能直奔主题。唐太宗对于自己的治理成绩很自信，他在写给太子的《帝范》一书中，对于治国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一是克已纳谏，一是以人为本。

    在早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中，主张“民惟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孔子把这个思想具体化为争取人民的信任，认为“民不信则国不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说，而荀子则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认识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历史规律。这个思想系统，即民本主义思想。唐太宗经常引用荀子的说法，足见他对民本主义传统是有清晰认识的。

    “以人为本”是贞观之治一条成功的路线。思想上重视人民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法律的制定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贞观朝廷深知人民的困苦来自赋税过重，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制度，贯彻藏富于民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政治安定的根本保证。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和谐景象，就其实施的以人为本政策而言，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在唐朝以后，古人通常把贞观之治看作卓越治理的代表。

    “以人为本”，从早期的思想家来看，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懂得民间疾苦，从而在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唐朝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深知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所以政府拥有土地的时候，法律规定要先从无地、少地的家庭开始分配。努力保证农民拥有土地可以耕种，不允许土地随意买卖，凡此等等，只有保证弱势群体的起码生活水平不会下滑，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底线。贞观时期的以人为本政策，至少体现了朝廷是看重长远政治利益的。

    贞观之治发生的时候，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期。尤其是摆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政治，主张实施三省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继承历史与文化的积极成果，唐朝迈开了历史性的脚步。贞观之治，是传统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一个榜样，其治理智慧对后世启发良多。

（摘编自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