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贝聿铭10岁时就对建筑产生浓厚兴趣。1935年他到美国留学，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48年，纽约市极有眼光和魄力的房地产开发富商柴根道夫打破美国建筑界的惯例，首次聘用中国人贝聿铭担任建筑研究部主任。

    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关心平民的利益。他设计了许多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的公寓。他在费城设计的三层社会公寓就很受工薪阶层的欢迎。

    真正使贝聿铭声名远扬并跻身于世界级建筑大师行列的是他对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和建造。起初，肯尼迪家族在一大群应选的一流建筑师中没有太注意贝聿铭这位“初生之犊”，但当他生动地描述了根据建筑场地所作的设计、建筑材料的选用以及如何赋予这座建筑物以特殊的目的和意义之后，深深地获得了肯尼迪遗孀的赏识。她断言：“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与之相比，我再三考虑后选择了他。”这座图书馆在当时的美国建筑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

    卢浮宫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卢浮宫内标志不清，仿佛迷宫。每年370万名游客大多都会迷失在224间昏暗的屋子里，试图找寻赫赫有名的3件作品：米洛斯的“维纳斯”、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和透过防弹玻璃对着参观者微笑的“蒙娜丽莎”。密特朗总统许诺：“让卢浮宫恢复原来的用途。”随即，总统邀请了世界上15位博物馆馆长评选征集的改建方案，结果有13位馆长同时选中了同一个方案——在拿破仑广场上建一个“金字塔”入口，从地下通入卢浮宫内。方案的设计者便是贝聿铭。

人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古迹变成艺术大市场，而贝聿铭却希望“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最多的人来欣赏”。1983年，贝聿铭参观了卢浮宫4次，在他眼中卢浮宫正处于一种“可怜”的境地。8个世纪的不同用途和多次外貌改动使它成为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贝聿铭的构想是建造一座约23米高的金字塔，理论上每小时可以吸纳1.5万名参观者。在得知贝聿铭的设计方案时，法国人不分昼夜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人们认为这一方案“既毁了卢浮宫又毁了金字塔”。因此他不惜在卢浮宫前建造了一个1：1的模型，邀请6万巴黎人前往参观并投票。结果，奇迹发生了，大部分人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同意了这个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方案。有人回忆，“金字塔”落成那天，记者采访贝聿铭时，“他的脸亮得像金字塔”。他说，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同一年，他还获得了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

    20世纪70年代，贝聿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到大陆。他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设计了北京香山饭店。以贝聿铭的世界级名望来说，香山饭店只是一个小小的单子，但他却看重这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的步履遍及江南一带的大小城市，他参观了无数的园林和庭院，要为自己设计的建筑风格注入新的生机。最终，贝聿铭确立了香山饭店这幢建筑必须体现中国建筑艺术的理念。香山饭店设计的层次感很强，逐渐展开，引人入胜。贝聿铭说：“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要放进阳光和新鲜空气。但对中国人来说，窗户是镜框，那里总有园林。”

    贝聿铭为香港中国银行设计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中银大厦。他强调说，香港在1997年要交还中国，这幢建筑必须使福斯特的银行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使香港著名的老公司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会继续繁荣昌盛。它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

贝聿铭有三子一女。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三个儿子的名字里都含有一个“中”字，寓意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贝聿铭原本不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志向，他告诉儿子们：建筑师是一种老年人的职业，只有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取得成绩。但三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1990年，他和儿子贝礼中还因合作设计洛杉矶比利华山庄办公大厦而获得“洛杉矶美化奖”。（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贝聿铭是在多重文化架构下孕育而成的建筑艺术家。他的衣着等择取了西方的范式——现代建筑、几何学等，他的血脉和基因却是东方华夏民族的自然融通、刚柔相济。（《“拥有两个世界的精华”贝聿铭》） ②卢浮宫改建时，贝聿铭深知法国人对美国文化的不信任，他没有立即表示对这一计划的热情，而是礼貌又决绝地回复：“我年纪大了，不想再为了一个项目去搞竞争，要么直接把项目交给我，要么我放弃。”密特朗当机立断把这个项目单独交给贝聿铭。（《贝聿铭：建筑界的外交家》

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安检员还从来没见过带这么多书的。“正在打仗的时候回国，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带这么多书?”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9月，卢鹤绂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到了正在进行着抗战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内地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卢鹤绂预言“浓厚之能源”的“特殊之用途”得到应验。1947年，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到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培训班：学员中有90名工程师，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日后的核基地司令。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如果卢鹤绂也到核弹基地，将来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卢鹤绂回到复旦讲坛。

    1980年，卢鹤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对京剧的痴迷源于年幼时在舞台下的耳濡目染，入门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有人问卢鹤绂为什么如此酷爱京剧，他回答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含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近期，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 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节选自《新民周刊》2014年7月)

百年锐思周有光：老藤椅，慢慢摇

王道

    2013年1月23日，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后拐棒胡同的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周有光先生刚过108岁生日不久。书房不大，墙旧旧的，书橱也小。令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周老的精神。原以为茶寿的老人，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说话不清楚了，但周老神智清晰，双目有神，安坐在略显逼仄的书屋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周老是语言学家，每次与他交谈，他的话题都离不开自己的专业。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推广普通话就成为必然。“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当主任，我是成员。别人笑话说，你们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还推广。但话不能这么讲，因为先要有标准，才能学好普通话。”周老说。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周老遭遇几次病患，几次住院治疗，甚至出现过“病危”，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用老依旧很精神，思路清晰，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说，很有条理。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先生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太好，但人都是要死的。说这时他一脸的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谓看淡生死。

    保姆小田说：奶奶（张允和）在的时候，他们经常晚上一起吃点东西，喝杯牛奶，说说话；上午和下午都会喝一杯红茶或咖啡，还互相碰杯。这就是所谓的“举杯齐眉”吧。奶奶走后有半年爷爷心里很不痛快，半年后他开始恢复，但生活方式简单多了。

    2014年冬，周有光的好友、妻弟张寰和在苏州去世，这个消息瞒着周有光。稍后我去拜访周老时，周老向我问起，他学着保姆的叫法说：“五舅妈（周孝华）好吗？五舅舅（张寰和）好吗？”我只得回答说：“好，都好。”

    2015年夏，周有光的妻妹张充和在美国去世。张充和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红娘”。当年在他们的婚礼上，张充和高兴地唱起昆曲《西厢记》。周老至今不知道张充和去世的消息。

    但是一个更意外的消息牵动了周老的心。当时尽管他还在医院，但隐约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儿子晓平已经好多天没来陪他了。周晓平于2015年1月22日去世，享年82岁。此前几天，他还在父亲周有光的110周岁生日会上忙碌着。

    很多拜访过周有光先生的人都知道周晓平，他儒雅。温和，热情，负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周有光与张允和育有一儿一女，即晓平、小禾。抗战时期，小禾随父母到重庆居住，突患疾病夭亡，成为周有光夫妇的人生之痛。不久，晓平又被流弹击中，幸亏美军医院及时为其手术，才得以生还。

    在周有光先生108岁生日时，晓平说：“这段时间记者写文章，说我爸抗战时中了流弹捡回一条命，其实是我中了流弹，搞错了。”说起往事，晓平一脸轻松，父母身上宽容的基因，传承到他身上。

    说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晓平说：“父亲从不硬性规定我读什么书，各种书都可以看，四大名著要看，而且要看懂，还要看各国的名著。”周有光不太喜欢收集字画，他说艺术虽然很重要，但过多地沉溺其中不值得。他认为读书一定要读真正能够获得知识的书。或许正是这样无意的引导，让晓平走上了科学之路。晓平说：“父亲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不知不觉中我和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

    在拜访周老的那天，我去见了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龙朱是代表家属去接周老出院的。晓平去世的事龙朱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周老。当着一众小辈的面，龙朱介绍了晓平的病情和住院情况，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老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晓平的离世。没想到周老很平静，似乎他心里早已知道，但是在得知儿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独处时，他还是黯然神伤。

    犹记得较早那次拜见周老前，我预先打印了关于合肥张家纪事一书的两个预选书名，请周老定夺。先生手持放大镜仔细地看，然后慢慢斟酌。周老为我题字“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可从中国看世界”，书名定下，他还为我的书题写书名《流动的斯文》。

    从“斯文”说到孔孟之道，晚年的周有光先生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中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

    2013年9月又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我特地带了一段视频，录的是张寰和先生对周有光先生的问候。当时周老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板电脑，还用手触模了下屏幕，接着像是报告新闻般介绍，上个周末这个东西卖了六十万台，不得了哩。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周老随看随记随用，对新鲜事物时刻关注，真是“闻道”到家了。

    犹记得周有光先生对我名字的解读：“你的名字好啊，王道，中国儒家讲究王道，不搞霸道那一套！”

    2015年7月29日我去拜访周老，见他脸色渐渐红润，精神正在恢复，不禁欣然。保姆的一句提醒更让我惊喜——他的头上长出了一些黑发，有些白发正在消退。我跟先生开玩笑说这是“返老还童”，对先生说的关于“人的死亡与否”等话，我说他是“童言无忌”，先生哈哈大笑，像个可爱的孩子。

相关链接：因为写作关于合肥张家纪事的书，作者多次采访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最近一次是2015年7月29日。2015年，周老已110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周老对自己住院治疗并不忌讳，他侃侃而谈，有种“视死如归”的平静和坦然，周老的豁达和开朗，促使作者动笔，还原这位可亲可爱、渊博睿智的人瑞学者。

沈祖棻：有斜阳处有春愁

    一提到沈祖棻，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

    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愤然执笔，以一阕《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

    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能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诗词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相关链接：①沈祖棻，字子苾，笔名绛燕、苏珂。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②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

石化工匠张恒珍

安蓓

    她是中专学历，却发明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裂解装置分离系统操作法，参与完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多项，提出并参与解决影响裂解装置长周期运行效率的瓶颈问题136项，为企业直接创造效益6100万元，书写了石化行业大国工匠的传奇。

    她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

    1994年，中专毕业的张恒珍被分配到茂名石化裂解车间工作。“第一次打开装置流程图的时候，管线上标注的各种标识，我都读不懂。”说起刚开始工作时的状态，张恒珍形容自己是白纸一张。“学习铁人精神，争做最优秀的石化工人。”张恒珍暗下决心。

立志容易践行难。裂解装置是乙烯生产的“龙头”，操作条件苛刻，高温时达摄氏1200度、低温达摄氏零下165度，压力达13.2兆帕，工艺流程非常复杂，仅控制参数就有1.2万多个。如何把重要而“敏感”的装置操作技术吃透？倔强的张恒珍铆足了劲，硬是把十几本技术资料啃下，摘抄的笔记本摞起来有两尺多高；为了熟记工艺流程，她天天“泡”在现场，110米的乙烯塔，她说爬就爬，令所有男同事目瞪口呆；塔里61层塔盘的分布和设计情况，如数家珍；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她常常在操作台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大家都说张恒珍是一台复印机。”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和张恒珍一起进裂解车间的职工史建波说，“当时经常考试，张恒珍的试卷几乎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1996年茂名乙烯开工前，张恒珍就已成为裂解装置第一位“问不倒”的“活流程”。如今，张恒珍不但是“活流程”，还是“全流程”，百万吨乙烯装置的8个岗位，她都能进行操作；裂解车间12000多个岗位参数，她绝大多数都记得。

    “把每个指标都当作工艺品去雕琢”。在茂名石化流传着一个“传奇”——张恒珍保持着“零差错”的操作纪录！张恒珍面对的裂解装置是最“敏感”最“桀骜不驯”的，稍有不慎，反应器就会“飞温”，导致装置停车。但张恒珍当班时，碳二加氢反应器却总是出奇地“温驯”，从没出现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张恒珍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碳二加氢最佳“操盘手”。

    22年，40多万次操作，她始终保持着零差错的纪录，为1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79个月，2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1369天，分别创出国内长周期新纪录和连续运行最长纪录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年12月，我国首套国产化大乙烯装置投入使用。如何驾驭这套开先河的国产化裂解装置？张恒珍主动请缨，运用十多年的积累，查出制约装置安全生产的瓶颈问题105项，发现了影响正常运行的仪表问题556个。

    2007年3月，投用仅半年的国产装置出现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脱甲烷塔塔顶带乙烯，导致乙烯产品不合格。张恒珍一次次到现场检查，对一个个操作参数反复调试。终于，她找到了处理问题的突破口。经过优化的脱甲烷塔塔顶温度趋于稳定，每年增效高达3542万元。

    为了让工友少走弯路，张恒珍结合自己多年的心得和经验写成《茂名乙烯“1#裂解装置分离系统张恒珍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如今已成了茂名石化工人解决日常操作难题的“宝典”。她还编写了近8万字的工艺培训教材，并担任培训班教师，将绝技倾囊授予青年工人。

    面对外企和民企的高薪聘请，她始终不为所动，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守着装置，心里才踏实。”这是一位石油工匠最朴实的心里话。

“人民诗人”吴芳吉

史飞翔

    吴芳吉这个名字今天已鲜为人知，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五四时期”享誉诗坛的“人民诗人”“爱国诗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吴芳吉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群众困难，揭露社会矛盾，真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追求和意愿。吴芳吉诗歌的特点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他创作的《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蜚声中外、脍炙人口，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誉。吴芳吉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婉容词》等被选入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祖籍湖北，后举家迁往重庆江津县德感坝居住。吴芳吉幼时即天资聪颖，机敏过人。3岁时，母亲刘淑贤授以《诗》，能背诵《周南》《召南》各篇。10岁时父亲蒙冤入狱，吴芳吉一路跋山涉水从江津来到重庆，替父申冤，厅堂之上他落落大方、有理有节，其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令办案的法官深深折服，于是送父子俩回家。此事在重庆一时传为佳话。13岁时，吴芳吉创作了1000多字的读后感——《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老师用石印印刷全文，在江津各学校散发，一时洛阳纸贵，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誉满江津，被称为“神童”。

    1911年，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学者，一代国学大师的吴宓教授，同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分在一个班学习，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12年，四川籍同学何鲁与美籍教师发生矛盾，吴芳吉被选为代表与校方斗争，因拒绝写悔过书，被开除。离开学校后的吴芳吉无处可去，只好流浪街头。后来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免费提供食宿，于是辗转前往。此后，在好友吴宓的劝说下，吴芳吉返回四川老家。回家后，吴芳吉先后任职于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师，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校对，永宁(今叙永)中学教师，上海《新群》诗歌编辑，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教书，西北大学教授，沈阳东北大学教师，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期间还创办重庆大学。

    1919年7月，吴芳吉从永宁中学回乡，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慨然加入朱近之等人发起组织的白沙学界联合会，组织游行，发表演说，积极投身革命。与此同时，他创办《场期白话报》《场期讲演》，发表《明月楼述》《护国岩词》《两父女》等诗作，教育群众。这些诗作感情真挚，音调婉转，广为流传，吴芳吉在诗坛上的地位从此奠定。

    此后，吴芳吉用如椽大笔写下了《儿莫啼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著名诗篇，揭露军伐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吴芳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爱戴，人们亲切的称他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尤其是他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更是享誉华夏，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

    1932年4月，应加拿大友人之邀，吴芳吉赴重庆大学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并现场吟诵新作——颂扬19路军的《巴人歌》。身患感冒的吴芳吉激昂悲愤，声泪俱下，难以自制。不料竟因劳累过度引发肺结核旧疾，当场昏倒，不省人事。

    1932年5月9日，一代诗人吴芳吉溘然长逝，享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