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中的大师饶宗颐

    他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他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又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是撰写宋、元琴师的首位学者。当今之世，能集经学、佛学、史学、考古、文学、书画、音律、梵语于一身而扬名四海内外，堪称“大师中的大师”者，唯有饶宗颐。

    饶宗颐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出版论著50余部、论文400多篇，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并且都取得显著成就，既能博而又能深。

    别人做学问大多是从点做起，饶宗颐做学问的方法不同，他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别人看着没有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使得各个领域能够相互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宗颐治学勇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他曾经参加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古史地方面进行自己的研究，引起了顾颉刚的重视。顾颉刚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饶宗颐为此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后来日本入侵，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有些材料也在抗战期间遗失，有趣的是抗战胜利以后，饶宗颐的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较草率，尤其是辨伪方法不成熟，有些提法不准确，所以《古史辨》第八册也就没继续编下去，他因此成了顾颉刚先生的“叛徒”。饶宗颐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评论饶宗颐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宗颐严格要求自己，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是饶宗颐20岁写的文章，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具有很大开创性。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先生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饶宗颐的学问好像与世事没有关联，读他的诗文，古风习习，俨然魏晋风范。其实这正是他的傲人之处，是大学问也。

    饶宗颐预言21世纪是我们国家文艺复兴的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呢？饶先生坚持认为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经书体现着国民思维模式，影响着知识含蕴基础。饶先生把整理古典文献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去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对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予以新的诠释。饶先生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土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的时候了。

    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名誉教授。2013年3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饶宗颐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季羡林生前赞叹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饶宗颐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删改）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光辉译者心

陶澜

    ①余光中常说，诗、散文、评论、翻译是他生命的四度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他翻译的作品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土耳其现代诗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王尔德的戏剧《理想丈夫》《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等等。

    ②他还是那本赫赫有名的《梵·高传》的中文翻译第一人。

    ③余光中大学毕业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范我存一直不在身边，日益浓郁的思念之情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推向了深渊。“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英文本。正是这本书，使余光中像崇拜梵·高的绘画一样崇拜起梵·高的“苦难”来。他决定翻译此书。他把自己的宏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④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项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梵·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身心投入了梵·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梵·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⑤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梵·高传》的意义：“我不仅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⑥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轻的心灵。1957年3月，在台湾《大华晚报》连载后，《梵·高传》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梵·高不仅拯救了余光中，也为余光中赢得了许多朋友。比如陈锦芳，14岁就读了他翻译的《梵·高传》；林怀民更早，12岁就读了；作家三毛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译的《梵·高传》。

    ⑦余光中说，梵·高强烈的宗教情操以及色彩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梵·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妇移向“中下层阶级”，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走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余光中也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

    ⑧余光中喜爱梵·高早期的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芒，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余光中也推崇梵·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梵·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一格，不安于小成，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梵·高绘画的色调，成就了余光中诗和散文“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与奇异光辉的美感。

    ⑨20世纪80年代，他在散文中吐露心声：退休后，要“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格瑞克、劳特雷克、特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

    ⑩这也是他近来的一个想法，他最大的希望是台面的生活少一点，在书房里的写作多一点，有空多翻译一点。他说：“王尔德的喜剧我已经翻译了三本，还有一本我希望能翻译。还有一些画家的传记，我希望能翻译两三本。”

医者仁心、肝胆相照的吴孟超

林蔚 雅商

    “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么说。因为这份爱，吴孟超几十年来坚持只给病人开价格最便宜的药，就连给病人问诊的听诊器都会细心地先用手焐热。他是无数患者心中妙手回春的“老神仙”。“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吴孟超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曾劝他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可就是这位医学泰斗，吴孟超一生中虽然成就卓著、功勋无数，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他特别强调，为医之道，做人很关键，要善于做人。“一是要做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二是要做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三是要做一个善于服务的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医了，吴孟超依然不忘恩师裘法祖的谆谆教诲，表示自己的成就更多是因为能踩在巨人肩膀上而获得的。他对记者说：“肝胆外科的发展是各级领导的关爱和全体同志一起努力的结果。任何一台手术的成功也不是手术者一个人的功劳。一个病人痊愈出院，护士的功劳占百分之七十，医生只占百分之三十。”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已经年逾九旬的吴孟超，现在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也要将近两百台。每每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他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了。

    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选自2013年第7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他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提醒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 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 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 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 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 年3 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 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 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 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 期第1 至第5 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 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