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梁启超

    确切的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现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

    某种程度上说，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误区。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产生了误判。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领导人和运动主体虽有重合，但并不一致。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将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将梁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及文化思想界进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这种误读，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摘编自朱中原《作为五四“点火人”的梁启超》）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②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完全失败。

克里姆，把床垫塞进高尔夫球包里卖

肖遥

    能切实解决人们睡眠质量不佳的问题，正是美国新晋创业公司Casper全力以赴的事业，它重新设计改造了看似不太起眼的“硬件”——床垫，结果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打开了市场，不久前获得了5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其中一位投资人还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能让大明星青睐有加不容易，Casper的创始人菲利普·克里姆有什么绝招？

    2001年，克里姆进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红麦库姆斯商学院主修商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其间，他还辅修了不少哲学课程。大二那年，克里姆就在自己的宿舍里创办了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梅里克公司”，专门在网上卖床垫。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克里姆把这家网站运营得不错，虽然那时他卖的都是普通床垫，却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资金和技术基础。

    克里姆的商业嗅觉十分灵敏，对消费者的喜好非常了解。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开始让线上和线下直接对接，传统商业的中间环节变得不再重要。这让克里姆意识到，床垫可以有新的卖法。

    2013年8月，克里姆注册了一家全新的床垫公司——Casper。他的第一步计划是开发一款新产品，必须是目前市场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科技含量的新型床垫。他组建了一个创始团队，其他3名成员来自著名的工业设计机构。他们的设想是研发一种舒适度更高、弹性更强，让人能很快入睡、消除疲劳的床垫，还要足够便宜。

    带着这些目标，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试验，最后锁定了一种太空记忆海绵。这种材料来自航天领域，拥有极高弹性，又不会过软，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骨骼结构。克里姆将这款新床垫命名为“Casper智能床垫”，大约10英寸厚，分成三层，底层是普通海绵，中间是太空记忆海绵，最上层是乳胶海绵。通过机械压缩，床垫的体积还不到完全展开后的1/3．卷起来可以直接塞进高尔夫球包。这为后面的运输环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克里姆来说，销售模式和产品质量同等重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商家之间比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便捷高效。Casper智能床垫完全采用网上下单、快递到家的销售模式，把一切简化到极致。2014年，Casper智能床垫正式上线销售，第一个月就产生了100万美元的销售额。由于公司位于纽约，克里姆承诺为当地顾客提供下单两小时内送货上门的服务，这种速度也大受年轻人的欢迎。

    业界普遍认为，乳胶是目前最好的床垫材料，也是最贵的材料。在美国，传统乳胶床垫的价格相当高昂，通常在1500美元左右。其中不小的差价来源于整个产业的层级利润。由于Casper和生产商直接对接，去掉了中间商和卖场，直接面向消费者，所以就去掉了大部分不必要的开支，Casper的普通双人床垫售价只有500美元，特大号床垫也只卖950美元。“大公司不会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利益，”克里姆说，“我们这种创业小公司却可以为大众做出普遍适用而且舒适的东西。”

据克里姆介绍，全球床垫市场的销售额到2017年有望达到246.5亿美元，其中记忆海绵床垫将会是发展最迅猛的一个分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随着Casper这种新型公司的出现，床垫业将成为下一个被颠覆的传统行业，甚至有人预测，当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买床垫后，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传统企业被淘汰。

    现在，克里姆的“野心”很大，他希望自己的床垫能在未来覆盖每一个消费者。Casper计划利用其现有资金6950万美元，扩大生产、提高质量、加快产品上市。这些投资将推动公司进一步创新，克里姆接下来要建设Casper实验室、招聘工程师、进行更多测试，用更短的时间推出新一代产品，“从枕头到拖鞋，客户希望我们探索每一个产品类别，只要能获得高质量睡眠就行”。

（节选自2016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北大有个教授叫王瑶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指引，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王瑶（1914﹣1989），字昭深，山西平遥人。现当代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师从朱自清，致力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古文学史论》。

②“在我看来，王瑶师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鲁迅式’的学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治学精神与人格力量——悼王瑶师》钱理群

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罗老病重期间还牵挂着《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的编写情况，现在这部分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了，真是莫大的遗憾。”对于罗沛霖去世，数字通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难掩悲伤。

    今天上午，两院资深院士、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1天前，罗沛霖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8年的人生旅途。

    罗沛霖被誉为“红色科学家”。早在1938年3月，他就秘密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创建了延安通信材料厂，同时还担任延安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教师，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罗沛霖应组织要求，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48年9月，在好友钱学森的推荐下，罗沛霖正式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党派我来留学，要对得起党”的信念让35岁的罗沛霖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的决心，他只用23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在努力完成学业之外，罗沛霖还从事着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据我所知，罗沛霖一直与当时的留美科技人员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这个协会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建设新中国。他是这个协会加州理工学院支会的负责人。”郑哲敏回忆说。在罗沛霖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1950年，庄逢甘、郑哲敏、鲍文奎等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员集中回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

    1950年罗沛霖回到北京。1951﹣1953年，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发展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1956年一个重大任务落在了罗沛霖的肩上。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

    1958年，吴佑寿曾在中科院电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他回忆说，“罗老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对大家很有启发。”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罗沛霖是倡议人之一。实际上，退休后的罗沛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除了致力于软科学研究之外，还参与了大量科普丛书出版工作，热衷于电子科技人才培养。

    “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表示，“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身上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摘编自王飞、李大庆《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相关链接】①就资历而言他可谓是“三八式干部”（指抗日干部——编者注）；从学历上讲他曾留洋获得过博士学位；而论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头衔”便足以说明一切。更有人把他称作“三士科学家”——战士、博士、院士……（节选自尹传红、骆玫《“三士”科学家罗沛霖》）②“如果一生生活呈波浪形，并不是一往直前，只要一旦改弦更张，努力奋进，还是可以有所贡献的。最理想的当然还是早日认清方向而持之以恒，取得成就。”罗沛霖跨两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与经验总结，或许正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须借鉴的。（节选自李琪《笑容风雨 乐思得失——走近罗沛霖院士》）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