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殷红

    一百多年前，傍晚的那抹橙红色的夕阳，撒在森林团团簇簇的树梢上，也铺满了巴比松那片遥远又空旷的原野。萧瑟的秋风疲惫地打着漩涡游走，卷来远处教堂的钟声。那位年轻的农妇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来默默祈祷，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诚的神情定格在暮色将临的静谧里。

    晚霞里的枯草垛，小推车上的土豆口袋，悄悄告诉我们，这就是米勒的光阴。

    米勒的画笔锁住了那个秋日的神圣，他欣喜地把这幅画拿给亲友看，说：“这是祈祷钟声。”接着他高兴的补充道：“喂，你听到钟声了吧？”

   “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米勒如是说。他同情革命，却没有像库尔贝那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同情农民，但又绝不能像德拉克罗瓦那样把农民引向战争。他只好用人各有命的宿命思想，把自己的无奈铭刻在画布上。

    于是，夕阳把他落魄的身影拉得很瘦很长。

    1889年，当那些欧美收藏家聚集在斯克里坦家，争相观看被拍卖的米勒的杰作《晚钟》，而我们那位边走边画的“行吟诗人”，却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十四年了。

    虽然他最初完成这幅画的时候，坚信它是一幅旷世杰作，而卖出这幅画时，却不过是希望得到一千法郎的颜料钱，但实际上那时他被人嘲笑成大字不识的乡巴佬，他的画即使白送人也会遭到拒绝。早年丧妻的打击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使他被迫制作一些模仿18世纪洛可可时期的绘画作品。迫于生计，米勒甚至不得不画些庸俗低级的裸体画。然而有时几幅画却还换不来一只小孩的鞋子。

    他声嘶力竭的挣扎喊叫：艺术！真能把人皮都剥掉。

    米勒画完了《晚钟》，好长时间后才找到一位买主，仅仅换回了他的颜料钱。后来这幅画辗转于多位收藏家手中，价格不断攀升。最后由斯克里坦以12000法郎买回收藏，直到1889年在家中举行那次著名的拍卖。

    拍卖场内外挤满了翘首以待画落谁家的人，比肩接踵，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法国美术协会主席安托奈尔·布鲁斯托决心要为米勒的祖国──法国挣回颜面，他和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及其他收藏家一起参与竞争，拍卖在不断上涨的价格中愈演愈烈。当达到451000法郎时，美国富豪退出了竞拍。然而，未等布鲁斯托松口气，两个美国人坐特快列车从阿佛尔赶到巴黎，“接力”竞拍，气氛达到白热化阶段。在法国人民喊着“法国万岁”的呼声下，双方死咬着价位拼命角逐，最后布鲁斯托以55万法郎的巨额款项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此时，那些曾经不识珍宝的法国人，无限地崇敬起当时不值一文的米勒，把他看作“法国的骄傲”，并为《晚钟》流出激动的泪水。

    然而，那个放牧童贞的米勒呢？他曾两次企图自杀。46岁创作的《死神与樵夫》悲惨落选沙龙展，没有给他带来成名的希望曙光；50岁创作的《拿铁锹的农民》招来评论家嘲骂一片。

    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米勒和他都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只能在各自的作品中找一个太虚幻境以度红楼残梦。把他们早已洞悉世事的眼睛、那痛苦而又欢欣的灵魂，藏在艺术作品中，颠沛流离。

    过去的画布上都烙上了浅浅的颜色，岁月的味道很鲜美。晚钟那静谧的时光，郁郁沉沦地流淌在画布上，仿佛是米勒用针绣出，那枚记忆的银针也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注：米勒（1814—1875），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晚钟》是其代表作品。原文有删改。）

乱世中的美神（节选）

梁衡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亦代代不绝。更何况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①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进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那首浓缩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是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真爱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册，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能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的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②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也” ， 李清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个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惶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风咏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③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姓孙的女子一般，不学什么词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尘拔俗。她总是清醒地坚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加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永远高悬于历史的星空。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诗人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中蕴涵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与真情大志；所以耐得人们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经如淡烟薄雾，可是当我们偶然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美神。

（节选自《十月》2003年第三期）

“红学泰斗”

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世上从此无真人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世上从此无真人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他便辞职来到北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1932年章乃器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乃器的三弟共产党员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正式出版。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章乃器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6年2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52年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的新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盈余。

    1958年，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一天，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为章乃器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地位。

(摘编自翟作君、王蕙炎《章乃器——中共的诤友》等)

相关链接：①解放前，因战乱，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很低。章乃器用自己的薪水，以及从抗战时创立的上川公司抽回资金购买文物并收藏。到1954年，他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其中不乏精品。他将近两千件文物精品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摘编自《历史人物——章乃器》②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乃器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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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

    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