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好像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著，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寻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 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 1942 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走遍各地，从北国到粵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 100 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 1911 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 1942 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则是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因此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誓攀九天绘彩虹

——沈荣骏院士的航天人生

    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沈荣骏被选送到刚刚组建的“东风”发射基地。导弹是什么？没听过！导弹怎么发射？没见过！对导弹怎样实施测量控制？不知道！越是高深越要搞个水落石出，越是神秘越要刻苦钻研弄明白。时间不长，沈荣骏就独当一面，负责导弹试验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设施天文坐标的测量工作。他根据自己在设计中反复比对演算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制定的导弹发射坐标系，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发射高精度坐标系，为中国导弹发射测控事业开了好头。

    1965年，沈荣骏受命独立编制导弹试验基地7年规划。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测量控制系统整体构想。这在当时，不仅满足了近期航天任务的测控要求，而且为我国航天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沈荣骏主持拟制的《我国航天测控网初步设想》首次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航天测控网的基本构想。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航天测控网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航天测控的一网多用。80年代初，沈荣骏提议并主持建设的国际海事卫星北京跟踪测量站投入使用后，引起国际航天测控领域的极大关注，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已经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沈荣骏立即把精力投入到外国卫星发射的组织实施中。作为分管领导，即刻与航天部刘纪原、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开会研究。缜密制定了诸多方面的实施计划，通过各部门及参试人员的通力合作，1990年4月7日，美国制造的“亚太一号”卫星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随着国际卫星向大容量、长寿命发展的趋势，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大型火箭发射场研制建设的工程提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议事日程。在沈荣骏的直接参与领导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便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发射塔上。

    国家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计划后，沈荣骏担任工程首任副总指挥，领导并组织指挥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飞船稳稳降落在祖国大地预定的位置。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首飞获得圆满成功。然而，飞船发射前长时间的巨大压力使沈荣骏身心疲惫，不仅体重下降了4公斤，颈椎压迫神经的老毛病也让他半身疼痛，连抬胳膊都显得很吃力，他离开了在任近15年的领导岗位。

    沈荣骏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不仅时刻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且潜心思考着更加前瞻性的问题。2007年1月，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沈荣骏被任命为“名誉院长”。2010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的两颗“浙大一号A”卫星升空，突破了航天器微小型化技术，并为低成本卫星的探索开创先河。

    如今，步入人生80载的沈荣骏，依然频繁活动在航天事业发展战线上。在祖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未雨绸缪，在人生道路上续写着辉煌。

【相关链接】①沈荣骏，航天系统工程战略科学家，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顾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②沈荣骏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在第八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会议上指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院子里的杨绛先生

严欣久

一

    初识钱钟书、杨绛先生是在1988年夏。那年，我刚调回北京，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婆婆吴瀚将每种颜色的月季剪下一根，扎了一把，要我送给钱钟书、杨绛夫妇。两位老人非常高兴，笑吟吟地把我迎进了屋。钱先生说：“你送我们礼物，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说着取出一本《围城》，用毛笔写上“欣久同志览存钱钟书奉”，杨绛先生送了我一本她的译作《小癞子》，是用圆珠笔签的字。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声道了好几声谢谢。见两位老人如此平易近人，我提出有机会想写写他们。这时，钱先生显得有些严肃起来，郑重地说：“不要，我们是朋友，不要搞这套东西。”我这才知道，他们谢绝一切采访，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二

    《我们仨》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出于对杨先生的尊重，有几天杨先生家的电话快打爆了，这位92岁的老人感到很疲惫。7月5日，她本要吃完晚饭散步时顺便到我家，看望一下我婆婆，并取一张她要的报纸，可那晚，她没来。阿姨来取报纸时说，杨先生太累了，一天接了太多的电话，又忙着查出班社要的资料，就不出来了。我们都很理解，也并未在意，谁知第二天晚上，杨先生在阿姨的陪同下真的来看望她的老学友了。我们说她客气，她则说，说了的事一定要做到。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坐到了一起，我和婆婆称赞《我们仨》写得好，真挚、感人，特别是第二部分最艺术化，非常打动人心。杨先生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欣赏这本书。”

三

    《我们仨》面世前，我在报上看来部分摘登，其中写道1949年，钱扬夫妇应聘于清华，杨先生考虑到爱女钱媛身体羸弱，需要恢复，决定让她休学，自己来教她初中的课程。我感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杨先生是个文人，数理化也能教得了么？恰好那天看了文章，散步时遇见了杨先生，便问她，“您让钱媛休学，自己给她当老师，您年轻的时候理科一定很好吧？”杨先生笑了，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学理科的料呢，后来我选择了文科，老师们都感到很遗憾。”“那您为什么要从文呢？”“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读书，而我父亲主张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就是江南有名的才子，精通音韵学，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思想民主、激进，家传的博学，培养出杨先生这样的才女。“只要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我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

    杨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北京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都还有印象，尽管当时她还是个小孩子，由于她的父亲经常在家议论时政，在她幼小的心里也早早地萌发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四

    杨先生很注意锻炼，只要天气好，她一定会出来走走。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130岁，她听了笑笑说：“活那么久太苦。”可见她对生死的豁达。

    杨先生散步时，遇上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她对小孩子尤为喜爱，见了孩子会停下脚步，与他们玩玩，遇上院子里的绿化员工，她也会提个建议，指出哪些树的布局不够合理，相互遮挡阳光，枝叶枯萎了，应该梳理，体力好的时候，杨先生有时也会走出院子，看休闲的老人放风筝，也要亲手放一放。

    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杨先生全力完成了钱先生的遗著遗稿出版善后之事，就捐出毕生积蓄给清华，设立了“好读书”基金，以激励好读书的年轻人，使好读书的精神永远承传下去。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杨先生《回忆我的父亲》的文字，以彰显杨先生的读书精神。“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至今，她依然如此。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节）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

士兵之家^①

海明威

    克莱勃斯在堪萨斯州一所卫理会学院（教会学院）读书时上了前线。有一张照片照的就是他和团骑的弟兄们，大家都戴着一模一样的高领。他在1917年入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直到1919年夏天第二师从莱茵河撤回来才回到美国。

    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另一名军士同两个德国姑娘在莱茵河畔照的。克莱勃斯和那个军士穿的军服都绷在身上显得太紧。德国姑娘长得也不漂亮。莱茵河在照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克莱勃斯回到俄克拉何马家乡小镇的时候，向凯旋英雄致敬的热潮已经过去了。他回得实在太晚，他的家乡对于有关战争暴行的故事听到得太多了，真实的情况反而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克莱勃斯发现，要人家肯听，他就得撒谎，因为撒了谎，战争中他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使他感到厌烦。他明白自己一直处于病态的十分恐惧的心情中。这样，他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正当晚夏，他每天起得很晚，起床后步行到市区去图书馆借一本书，回家吃中饭，在前廊看书直到他感到腻烦为止，然后步行穿过市区，到阴凉的弹子房去，消磨一天中最热的几小时。他喜欢打弹子。

    晚上，他练练单簧管，去市区散散步，看看书，然后上床睡觉。他在他的两个妹妹心目中仍然是个英雄。他妈妈甚至会把早饭端到床上给他吃，要是他想这样的话。他在床上时妈妈常到他房里来，要他把打仗的情况讲给她听。不过她的注意力总不集中。他父亲则什么意见都不表示。

    镇上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姑娘们都长大了。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挺复杂，既有已经确定的各种联合，又存在着变化不定的敌意，这使克莱勃斯觉得他缺乏精力和勇气闯进她们的天地里去。不过他喜欢看她们。漂亮的姑娘真不少。大多数都剪短头发。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小姑娘或者赶时髦的姑娘才留那样的短发。她们都穿着毛衣和荷兰式圆领衬衫。这是种流行式样。他喜欢站在前廊看着她们在街对面走过。他喜欢看她们在树荫下走路的身影。他喜欢她们露在毛衣外的荷兰式圆领。他喜欢她们穿的丝袜和平底皮鞋。他喜欢她们蓬松的短发和她们走路的样子。

    他其实并不需要这些姑娘本身。她们太复杂了。他所要的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他模模糊糊地觉得需要个女朋友，不过他又不想为了交女朋友而多费精神。他不想承担后果。他再不想承担什么后果了。他只希望毫无干系地生活着。再说，他也并不真需要女朋友。他喜欢街对面走过的姑娘们。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和他的天地不一样。要是找上她们中间一个倒不错。不过不值得费那么大劲。他回家大约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早晨，妈妈走进他房间坐在他床上。她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上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妈妈说。“在他的王国里不会有闲人的。”

    “我不在他的王国里，”克莱勃斯说。

    “我们大家都在他的王国里。”

    克莱勃斯像平常那样，感到有点尴尬而生气。

    “你爸爸也在担心，”妈妈继续往下说。“他认为你已经丧失了雄心大志，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查莱·西蒙斯年纪跟你一般大，有一份好工作而且就要结婚了。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安顿下来了，大家都决心要干出点名堂来；你可以看得出，像查莱·西蒙斯那样的小伙子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镇上的光荣。”

    “就这些？”克莱勃斯说。

    “是的。你难道不爱你妈妈吗，亲爱的孩子？”

    “不，”克莱勃斯说。

    妈妈隔着桌子看着他。她眼睛里闪着泪花，开始哭了起来。

    “我什么人也不爱，”克莱勃斯说

    “你愿意和我一起跪下来祈祷吗，哈罗德？”妈妈问。

    “我不会，”克莱勃斯说。

    “试试吧，哈罗德。”

    “我不会。”

    “你要我替你祈祷吗？”

    “好的。”

    这么说有什么好处呢。他没法告诉她，也没让她明白。讲了这样的话只是做了桩蠢事。他为妈妈感到难过，她使他撒了谎。他要去堪萨斯城找个工作，而她也就会安心了。也许在他走之前还得再经历一场哭笑。他不想上他爸爸的办事处去。这件事他不想践约。他愿意生活过得顺顺利利。以前生活过得就是这样。唉，现在这样的生活完结了。不过他还要到学校的操场去，去看看妹妹海伦玩室内垒球赛。

【注】①“士兵之家”原为本世纪初在美国某些小城镇上存在的优抚性机构，供参加过内战甚或美西战争而又孤鳏无依的退伍及残废老兵居住。这些老兵平日默默无闻，遇到重大节日则穿上旧日军服，佩戴全副勋章，以示荣耀。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①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①《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