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是西方人普遍认为汉语难学，包括华人后代。尤其语法这块，目前的汉语语法实际上是通过西学框架加大量特殊句式来描述的，没有一个本质贴切的原理可以指导实践。这些都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汉语有没有自己土生土长的语法？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

    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他描述了文言文形成、成熟的整个过程，揭示了文言文不是口语的简单记录，更从文言文法重要方面的“辞”说清了文言文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也就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之乎者也非口语”结论虽小，但折射了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文明等方方面面，书中详尽的考证展示了独到的见解和合理的推论，虽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仍是引人深思。

    孟教授在书中阐述的主线之一是传统文字“意内而言外”的概念，以及作为具体体现的“之乎者也”之类“辞”的运用。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是要表达“意”，但是文字和语言特点不同，有很多场景下的对话不仅仅有吐字发音，更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以体现出的当事人心态、话外之音、逻辑意向，等等，文字记录时不仅要记下具体声音所对应的字，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文言区别于口语的理念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西方语言学观点冲击下渐渐模糊，尤其是《马氏文通》出版后，一系列混淆概念的虚实字分类，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字的认识，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孟教授在书中详尽剖析了马氏对后人的误导。

    孟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古代文章、文法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发达的语法学？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不是在填补古人的空白？这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其回答促使我们更好地审视语言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上溯汉语的渊源、发现汉语本质，甚至汉语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等等。

    孟教授的这本书破开了“西学中用”造成的百年误区，剥离着西学强加给汉语的框框。更重要的是，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示范，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发掘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内涵

李晓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秀、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以卓越的智慧，奠定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根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其余各家或隐于山林，或潜入民间，或消于无形，以至逮于今日，传统优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全面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就要把诸子百家中优秀的，可以为今日所用的内容重新发掘出来，成为先进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凝聚、优秀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

    比如，墨子注重科学技术，墨子及其弟子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小孔成像、滑轮受力、光线直射、杠杆原理、天平原理、点线面体圆的概念等。连发出“李约瑟之问”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感叹“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法家首重法律制度，蕴含“依法治国”的思想精髓。名家具有严谨的逻辑学思维。道家对宇宙起源的思考和自然哲学成就。炼丹术之于化学，风水之于环境科学，勘舆术之于地理学，兵家之于军事科学，纵横家之于外交和政治学等等。以及王朝治理的科学性和对现代治理的启示，如科举之于现代公务员选拔，丝绸之路之于现代国际贸易，晋商之于股份制和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等。让今天的人，看到中国古人天才的超前创新，在古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变“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既符合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情感上也更加亲切，容易获得认同。

    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发掘复兴，那就是实学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标签化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道德，重气节，但无能力，轻事功。这一形象的固化，如果不是有意为之，也是极大的误解。很难想象，没有扎实的现实功用，中华文明如何可能经历八千年风雨而长存。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真正支撑和推动民族历史前进的，在“地底下”，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实学自古即存， 至清初颜习斋而成体系，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反对宋明理学、阳明心学重性理、良知而轻事功的倾向。可惜无论学院派的新儒家，还是通过电视、网络、微信传播传统文化者，都在接着或照着宋明理学或阳明心学讲。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今天，实学传统无疑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用适合现代人的方法阐释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内容，不仅是方法手段的问题，更深层次在内容的选取和传播的视角。要从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有益于促进现实功用，有益于全面复兴优秀文化传统的立场，契合现代人的认知和心理特点，提升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阐释和传播水平，取得全方位效能，让传统优秀文化焕发当代光彩。

（节选自2018年12月05日《文艺报》）

    记忆场所主要涉及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

    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关注着这两个维度，并且不断在推进两者的整合研究。

    人类回忆过去的能力与习惯往往是与关联在一起的物体、空间场所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将城市视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个容纳时空、物质、事件的场所载体。博伊尔等学者近来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形态演变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相比集体记忆来说，记忆场所是更富有生命力，是具体化了的认同；它不仅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正如诺拉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是记忆场所。

    相比那些权威认定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来说，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这些场所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这些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也是人们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

    传统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历史地段”）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集中式的完整意义的历史地段；在国际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评估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的三项重要指标：历史性、完整性、原真性；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碎化的、游离在城镇空间之中的记忆场所，往往难以纳入传统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范畴里。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许多城镇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标准实施认定与保护，那么现仅有的历史遗存大多是在严格的遗产保护范围之外。比如二、三线城镇中合作社时期的大礼堂、手工艺作坊、茧站、近现代历史码头遗址，充满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难以简单确定其是否符合传统的“三性”标准与原则。记忆场所的视角将弥补以往建筑遗产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涵。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历史遗产保护思想与观念的转变具有开拓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既有历史场所，使得民众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文化、社会与身份认同。

（摘编自陆邵明《记忆场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和文章学经典，《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在唐代已基本形成，然而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则相对较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意谓《史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地位最高的作品。《史记》这一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始于明代，这和中国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及明代学术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唐代古文运动以前的《史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评论和思想评论方面。扬雄在《法言》中以“实录”概括《史记》的史笔，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则提出了“爱奇”的批评。班固首次对《史记》做了综合性评论，认为《史记》的史笔总体详赡而细节不乏疏略与抵牾，思想倾向有悖儒家正统之处，但其行文具有叙事清晰、语言质朴、评论客观的特点。班固的评论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刘勰等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除了继承班固的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创造性意见。首先，刘勰开始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进行定位：“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因《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立场之上的，所以司马迁的文学地位虽然降格于经部文献，但作者和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心雕龙·史传》特别肯定了《史记》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

    《史记》正式进入文章家的评论视野始于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家开始以《左传》、《国语》、《离骚》、《史记》、《汉书》等先秦及秦汉典籍并举，目的是建立可堪效法的古文传统。唐代古文家对《史记》缺少专门研究，评论也比较笼统，但在理论定位上将《史记》视为值得学习的文章学范本，这样的观念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史记》修辞学和风格学的评论开始兴起，并带动了《史记》叙事学的研究，评论的形式也日渐多样化。宋人对《史记》文章学的定位比唐人具体。《史记》作为秦汉古文系统中的西汉典籍，其文章学地位大致可以描述为可堪师法，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高于汉代之后的作品。在这个定位中，西汉文虽然在地位上降格于先秦文，但从文章学习的角度却是利于师法的对象，而《史记》则是西汉文中最堪师法者。但由于宋代文章学具有中正典雅、含蓄内敛的美学倾向，宋人同时对《史记》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法提出过很多批评，总体评价是得之雄健，失之粗率，加之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虽然在观念上推崇秦汉古文，在实际的写作、选编活动中真正推崇的却是时文，所以《史记》对于宋代文章家的实际写作指导关系并不密切。对《史记》的文章学价值有所重视而不乏批评的观念，在元金之际基本得到了延续。

    综上所述，明前《史记》在中国文章学的定位仅是作为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与缺陷。这样的定位，尚未达到“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地位。

(摘编自杨昊鸥《明前文章学对<史记>的定位》，有删改)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当下，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意义十分深远。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也是西方首先书写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似乎成了普遍法则。然而，实践不会迁就任何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理论地位应当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发展优势应当转化为我们的话语优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且成功的现代化样本，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书写现代化的中国版本。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的客观认识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自觉矫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着力解决好“谁在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陷入西方价值观陷阱，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客观看待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挑战。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融通中外的表述。这就要求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着力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融通中外的表述要求我们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照本（西方的话语）宣科。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寻求一种拥有最可信说服力、获得最广大认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表述要融通中外，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世界性，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关键是研究中国问题，着力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改革开效40年来，中国奇迹中所蕴含的奥秘和规律性的真理，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生命体。对这个生命体的发展历程的描述，不仅是在揭示中国奇迹的奥秘，也是对世界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给予的一种新的思路和中国式回答，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中国版本的现代化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性，而是为了开辟更加丰富、多元、壮丽的现代性前景。

（摘编自崔丽华《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风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l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迭经验的人一一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可见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