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曹晖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 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堆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扬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这种奇观表面下人们对精神和文化的审美需求，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动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炫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感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大大发展了歌行体样式，丰富了诗歌内容，把我国古典诗歌艺术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唐朝是广为人知的诗歌天堂，“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其中把诗归结于唐， 由此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之高与垄断之势。唐诗知名作者有2000多人，保存在《全唐诗》中的诗作40000多首。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魔白居易等诗坛泰斗，如满天繁星，熠熠生辉，其脍炙人口的诗篇，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感叹：“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

    唐诗之所以繁荣，不外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唐诗的空前繁荣，主要是因为前代的广泛积累，为唐诗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的发展，为诗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科举要考诗歌，经诗赋取士的制度，造成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

    最关键的一条是，唐代政治开明，在发展中解除了诸多束缚，这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提倡儒家、道家、释家并存，允许外来宗教在国内传播。这对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促进文学艺术的交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朝国力强大，统治者对自身充满信心，对存在的问题不避讳，人臣敢于进言，君主积极纳谏，诗人创作自由，反映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和气度。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万家争鸣。

    我们不难看到，唐诗题材广泛，其中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矛头指向贪官污吏甚至皇帝老爷的诗也占很大比例。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讽刺唐玄宗信神求仙，杜甫的《三吏》·《三别》揭露官吏的残暴和民间疾苦，白居易的《轻肥》抨击了官宦们的奢侈腐化。批评时政是唐诗的特色之一，比其艺术特色更加难能可贵。

    《容斋随笔》载，“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及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诚如作者洪迈所言，许多“讽谏诸章”，在唐朝诗人笔下“反复及言”，上面“不以为罪”，而“今人”、也包括很多古人皆“不敢尔也”。隋炀帝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明朝诗人高启因写《宫词》，为朱元璋猜忌而被腰斩。李白、杜甫等如生在隋朝或明朝，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唐代的开放与自由，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文学的创作空间，唐诗才能跃居文学之巅，成为诗歌之最。唐朝的强大催生了唐诗的繁荣，唐诗的繁荣折射了唐朝的伟大。带刺的唐诗不仅没有为唐朝抹黑，反而为唐朝的政治开明作了最好的注脚。

    带刺的唐诗告诉我们，强大的国家不惧怕批评，害怕批评的国家难以强大。批评不是洪水猛兽，谄媚的赞歌才是。

（摘编自许家祥《唐诗何以繁荣》）

    21世纪，社会发展之迅猛令我们应接不暇。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学习文言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而且这一问题在今天越加凸显出来。很多人并不否认学习文言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但认为只要培养少数专业人员，让他们去整理、翻译、介绍文言典籍就可以了，在任何事情都要讲“效益”“速成”的今天，学习文言得不偿失。

    其实，文言不是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而是从台前隐退到了幕后，或者说它是改头换面，戴了现代面具而隐身其后；或者说它是体匿而性存。而且文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语言的更新发展是无法脱离母体、阻断泉源的。“总而言之”“闻过则喜”“反之”“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这些文言的词汇、语法、典故、成语还活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

    中国近三千年的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在这些典籍的滋养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得以形成，我们的面颊上深深刻印上了“中国”的印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文明一直延续没有断绝的就是中华文明，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言功不可没。文言跨越时间、空间，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凝固性，使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巨大、民族众多的中华大家庭薪火相传，代代不绝。文言以它无尽的表达手段和方式，让古人贴切入微地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几乎达到了无不尽意的地步。它的短小、凝练、意博、理奥、趣深，都是白话文望尘莫及的。文言是现代汉语的府库。一个人拥有深厚的文言修养就可以使他的现代白话凝练、纯熟。毛泽东、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等一批大家的白话文成就就是最好的说明。没有文言，现代汉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信息时代，我们所缺失的不是科学知识、专业技能，而是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文言的学习恰是医治现代社会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缺失症的良药。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记忆的黄金时期，借鉴我国古代熟读精思之方法，大量积累，二百篇经典文言烂熟于心，由易到难，由少而多，循序渐进，不仅能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得到审美的陶冶，奠定人文精神的底色，而且可以提升现代汉语的表达水平，获得文言阅读的能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看似耗时多，效率低，实则事半功倍！而错过了诵读记忆的最佳时期，就将事倍功半，到那时文言的学习就真的会“时不我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