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任侠精神

    汉魏以来，游侠形象开始在诗歌里崭露头角。但是，直到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时期，对游侠的赞美才如奇峰突起，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歌唱。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成为诗坛上的一代风尚。

    所谓任侠精神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下面数端，即：排难解纷，效功当世的襟怀;轻财好施，重交谊重恩义的操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风度；尚武轻儒的意识，以及豪荡使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所有这些，曾被司马迁概称为“侠客之义”，它们在盛唐诗歌中不仅得到了全面的歌颂，而且由于它们和时代的进步，理想相结合相渗透，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健康，生动，有力。

    盛唐诗歌对“尚武”精神的赞美，闪耀着立功效世的人生理想的光芒，这和"轻儒"的意识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张扬了任侠理想，从而呈现出一种“非文人化”的面貌。而对豪荡侠气，磊落不羁的性格的推许，也是和反礼法，反权贵，反教条的思想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的侠义精神的开掘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显然并非儒，道，释这些意识形态所尽能规范和牢笼，但它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却是无可置疑的。

    任侠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突出的文学现象，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社会上盛行的游侠风气，一旦和特定时期的历史需要，社会思潮相结合，就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理想。商业资财的积累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地迁徙，不仅给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使其雄杰剽悍的风尚深入内地。但是，盛唐的诗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从任侠风气中吸取诗情，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唐诗中任侠精神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富有开拓精神的性格，一种强者的性格，它以其富于展望的清醒信念，直面现实的斗争意识，敢说敢为的豪爽意气，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最富有朝气的青春时期。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的美，运动的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淋漓元气的历史证明。这正是构成唐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一。

    民间文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散发着清新的泥土芳香，闪烁着朴素的哲理光辉，它的巨大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千百年来，从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到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已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民间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群众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亮丽多彩。

    民间文化又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恰是中华文化最丰厚的土壤。尽管厚植文化的土壤肥沃，但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中，仍能看到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化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这并不是个例，由于近些年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也在改变，许多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遭遇“边缘化”危机，甚至一些珍责的民间文化遗产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去而失传。“文 化土壤”被蚕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将面临严峻挑战，守护民间文化刻不容缓。

    民间文化活动生于民间、兴于民间、藏于民间，是群众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传承和振兴民间文化，意味着整理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历史。实施民间典籍搜集、抢救濒危民间文艺、民间历史文化纪录创作等工程须深入民间生活；振兴传统民间技艺，做好现有的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工作需行走在民间。在此过程中，还应坚持辩证取舍、扬弃继承，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鉴别和梳理，汲取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精华。总而言之，生活是民间文化的沃土，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发展。只有深入民间，扎根生活，去粗取精，才能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养。

    民间文化薪火相传，人才是决定因素。而推动民间文化的现代化转化，首先要做好青少年一代传承人的培养和扶持，创新传统师徒承袭模式，让民间文化事业后继有人。还需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和科技手段，推动民间文艺资源与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有机结合，把民间文化元素融入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乡村，打造一批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审美风范的优秀传统文化符号。

    传承民间文化就是延续我们的血脉，坚守民间文文化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振兴民间文化，关系中华文化根脉，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摘编自孙金行《传承创新，守护民族民间文化》）

    院落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精神内核，它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从夏代的宫殿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封闭庭院的面貌。在夏代至商代早期这种形式就开始走向定型，一直到明清时期大到皇家宫殿、寺庙、小至百姓住宅，大多采用这种几乎唯一的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形式结构，蛰伏着封建儒家思想的灵魂。而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不但强调礼，而且重视“乐”，主张“礼乐”并举。体现在建筑上，“礼乐”秩序要求建筑空间寄寓伦理，利用差序格局来分尊卑关系，方位上讲究主从关系。建筑围合的“院”是“乐”的艺术升华。这里，建筑是“礼”，庭院是“乐”，二者相得益彰。

    合院作为集合体，对内是封闭的、凝聚的，对外是排斥的、抗拒的。人们对外界的流动性降到最低，而这种以院落为中心组合起来的建筑满足了一个家族共居生活的各种功能需求，并且分区明确，就仿佛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万事俱备、伦理有序。传统院落式建筑符合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是这种传统的居住习惯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行为心理学表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范围内进行限定是一种心理需求。中国传统合院建筑是以高墙围合起的建筑空间，与外界隔绝，阻断了外界的喧嚣，营造出宁静、安全、洁净、私密、休憩、愉快、生态、景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提供明确、稳定的空间环境，给人心理以充分安全感和领域感的空间形态。所以说，它不仅是人们组织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也成为人们在居住空间内与天与自然对话的场所。

    虽然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由房屋或围墙围合而造成了封闭性，但这只是一种在形式上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围合反而增加了院落建筑内部的许多情趣。“院＂作为一种过渡，在人的思想内核中，是一处独立的冥想、思考的空间。当人们回到家，所有的心情和感受，在“院＂中获得沉淀和洗礼。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环境和方式的变化，邻里之间、亲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同住一幢楼不相识，门对门之间不说话，父子在家中也是各做各的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所以现代人们都希望通过建筑环境的改变来唤回昔日和睦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拥有一栋有院落的房子，的确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

    然而，仅仅对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形式的模仿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真正的需求，“院”的营造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美学智慧，它通过空间的外化形式，传递着一代代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正是这种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需求，现代越来越多人才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的渴望。那么如何立足传统，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与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形式新建筑，仍将是未来建筑或室内设计师共同努力的方向。

（选自《浅析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意蕴》，有删改）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至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经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文学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与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真正的诗意从不空洞

梅子涵

    ①让现代人在童年时阅读到儿童文学，是诗意文明、浪漫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也含有对生命的实用意义。真正的诗意和浪漫向来不空洞。

    ②童年时光会有许多内容陪伴，儿童文学是其中一个高级部分。文学、艺术本是人的生命所创造，却常常被悬置，因为人更注重看得见的物质和利益，却不是如泰戈尔所说，更愿意把“无物”的诗握在手里。巴金说，童话虽然讲的都像梦话，但是这些梦话里有新鲜空气，值得生活里的人进来呼吸。拥有儿童文学阅读的童年，便有一生和文学亲近的可能，童年的接触和喜爱最有可能延长为终身记忆和习惯。一个期望拥有高级趣味的人，是必须有文学阅读习惯的。

    ③文学阅读是对母语更高层次的学习。这便是孩童语文课本中必须有文学篇章、而且应当选取优质文学篇章的理由。母语最优美的语气、搭配、节奏、表达力都在母语文学里，孩童若拥有丰富的文学阅读，便从小就有了更形象、更干净、更准确运用母语的能力。优美的儿童文学语言令人安定，心平气和，值得被记忆储存，以为日常运用。

    ④幽默、诙谐是儿童文学的天然素质，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大本领，是可爱、智慧人类的人格成分，是生活着的日子里优美的交往能力和呼吸中的香水味道。幽默和诙谐很有可能来自天生，也有可能在成长中渐渐增添。无论是先天已经具备还是后天渐渐生成，儿童文学阅读都具备唤醒和提供幽默诙谐的能力。所以在儿童文学阅读中，要十分看中“笑起来”的效果，很多无端的“笑起来”有可能建立一个人后来的明亮性格和处世的豁达。

    ⑤文学阅读给人积累高级故事记忆的机会。有文学故事的记忆和只有生活经历的记忆很不一样。因为文学故事中有更大的人类世界、更开阔的自然天地。阅读文学的人，可以拥有《小王子》的行走路线，不是只在自己星球，也可以到达别的世界；文学故事中的想象力是对有局限的个人想象力的增添和补充，合成为你现在和后来的想象力。有诗意的人生肯定不是只知道哪条马路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哪个市场可以买到土豆和西红柿，而且还讲得出鲁迅、巴金，诵得出李白、泰戈尔，知道安徒生、曹雪芹。能讲些文学的儿童和人生都是有趣味有吸引力的。

    ⑥在儿童文学里，儿童是一个广泛的主人公。他们既有真实的淘气，也有天真的坦白；不是天生完美，却很可能方向明亮；他们也许很不懂这个世界，但他们不会在故事中落魄和不可救药，而是昂扬、有往上生长的力量。他们都是生命起跑和加速跑阶段的运动员，优秀儿童文学不刻意描写终点的撞线，《丑小鸭》最后的天鹅湖也不是终点而只是起点，因为它还根本没有飞往高高的天空。

    ⑦儿童文学不是《论语》不是《道德经》，但它充满《论语》式的精神和《道德经》式的善意和智慧。它不说教，但它富有情感、富有思想辨析、富有哲学启明，它令人愉快地把道德之微粒撒在人的记忆土壤，耕作时不用犁耙，收获更不用镰刀。

    ⑧儿童文学里几乎有着一个人应该有的一切美好，世界需要这一切美好。阅读儿童文学更多的意义，没有篇幅让我在这里继续写出，儿童阅读者们在他们渐渐长大时会渐渐写出。

（选自201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