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票她爹”一一黄永玉

在收藏界，人人知道这样一个“神话”：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一一《庚申年》金猴邮票，单枚面值只有8分钱，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涨了近20万倍，整版（80枚）接近150万元。这枚邮票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的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黄先生和董希文、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

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1979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撤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1 980年2月1 5日（除夕）面世。

2014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201 5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见到我们，黄永玉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叉放下了。”

过了几天，黄永玉的女儿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屯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一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2015年8月6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仅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自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制1980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36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92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

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年，24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

“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选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①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十八般武艺，几乎无所不能，元所不精。黄永玉的艺术天才令人欣羡。就连他最心悦诚服的表叔沈从文也这样说他：“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趣记黄永玉》）

②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坐拥书城为汉学

郑晋鸣/赵雨晨

    北京时间4月10日凌晨，著名汉学家、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钱存训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因病辞世，享年105岁。

    这位终身坐拥书城的老人，毕生致力于研究汉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宗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10年，钱存训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书香世家。1928年就读金陵大学时，他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

    1937年，钱存训应北平图书馆邀请，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派至北图上海办事处，保管北平．南运的中文善本。不久，上海租界安全也无保障，北图馆长袁同礼、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将存沪善本移存美国，并摄制微卷以供流传。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局势恶化，上海被严密封锁。钱存训不顾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躲过日军耳目，用两个月时间独自一人用手推车，分10次将三万册善本悄悄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次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北平图书馆古籍全部运抵。

    抗战胜利之后，钱存训受教育部委派拟赴华盛顿将这批善本接运回国，但因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未能成行。1947年，钱存训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这批善本成了他毕生无法释怀的牵挂。“中年来美短期访问，原想镀金回国，但未料到将长眠他乡。”这是钱存训晚年的遗憾。

    1947年起，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同时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芝大，钱存训用十年完成近十万册古籍编目的工作，还积极收藏当代资料，扩充馆藏，在他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芝大东亚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宝库。

    “钱存训成名作《书于竹帛》也在此期间完成，该书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文译本仅164页，著作虽薄，学问却不薄。”张志强说，“读完这本书，我愈发领悟到学问要做深做厚，专著要写薄写透的治学精神。”

    出于对《书于竹帛》的欣赏，李约瑟邀请钱存训参与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钱存训欣然应邀，用15年时间扎实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史，用西方语言完成三十万字的《纸和印刷》，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

    序言中李约瑟写道：“我们说服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钱存训教授来完成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从钱书中，读者可纵观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时，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

    “专题研究，枯燥无味，知音者寥寥。”这是钱存训的心声，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学这个冷门领域，钱存训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潜心钻研，留下无数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扩大了汉学在海外的影响。

    钱存训是高山仰止的汉学大家，但后辈眼中的他却只是一位谦顺和蔼的老师。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博士潘铭燊的记忆里，恩师做人做学问严谨求实的态度影响了他一生。“如要引用别人先提出的资料，先生都在注释中详细交代，绝不掠美，所以<纸和印刷》中有极为繁复的注释系统。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在这本书之前，先生也不吝引用。”潘铭燊说，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他山高水远的风范，也如同一本底蕴深厚的文化大书。

    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曾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五年求学生涯，也承蒙钱存训关爱，他的回忆录里字字句句饱含对钱存训大爱之情怀的敬重与感恩：“我在芝大读书时，曾做过五次骨科手术。其间，钱先生与师母给予我不啻亲人的呵护。钱先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年数十次来医院接送我上课，五年未曾间断。”

    钱存训一生教导了30多位硕士和博士，并开办图书馆学的研修班，培养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等图书馆学大家。

    先生已逝，音容宛在。钱存训走了，但他忠贞纯粹的人生永不落幕。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随着他整理著速的古籍名著在世界舞台土豆古闪耀。

相关链接：中国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不在虚名财富，也不在地位权势，而主要在个人事业成就的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本回忆录的主角，正是一位恪尽职责的长者，他一生平实的生活，却足以符合这“三不朽”的最高成就。

（许倬云《钱存训著<留美杂忆）序》）

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里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会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 “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节选自《巴金自传》）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  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茵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时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有删改)

材料一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钟扬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000个优质的种子。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湿度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将在80年到120年后，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植物的1/5。

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个角落，成为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而他，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

(有删改)

材料二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通常一天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材料三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