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揿她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咋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地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地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文章有删改）

湘绣旗袍

薛媛媛

    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他准备过完大寿就不碰针了。

    女儿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圆润的肩部露出来，透过薄如蝉翼的雪纺还能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薛师傅鼓起眼睛看，气得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他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些“时尚”了，这样的旗袍全没有精致的手艺，但旗袍的贵气就在这手艺上，少了那种贵族气就少了旗袍的韵味。但年轻人爱模仿薛蓝穿衣的派头，找薛蓝做旗袍的人很多，而他却成了摆设的古董。“我想请您做件湘绣旗袍，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

    “你还喜欢那种旗袍？”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他有好几年没做这种旗袍了。

    女人说：“我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您的，这条旗袍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他迟疑着，又看了女人一眼，她身材颀长，气韵好，是个能够把旗袍穿出韵味的女人。

    他站起来，要女人站到光亮的地方，自己眯一只眼，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七天后来取。

    薛师傅把自己关在房里，开始裁剪旗袍，领口不能歪也不能大，腰部要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下摆两侧不能露出大腿，但要看得见整个小腿，既能走出风采，又不失典雅。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特别那些针路，得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如果眼不好，手不匀，面子上就会浮出线头或“蜈蚣虫脚”，是湘绣的大忌。

    几天后，薛师傅打开了房门，剪裁好的旗袍上画了一只金凤凰，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到旗袍下摆正好是凤尾，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绝妙，他把老婆拉进房，又关上门。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开始飞针走线，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那只凤凰活灵活现，就像随时会飞出来。

    旗袍做好后，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泛出幽幽的色彩，闪烁流动。

    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下摆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薛蓝得意地说，这是改良。传统的印花织布，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黑色琵琶扣点缀，内配金色小吊带，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薛师傅也只是越看越生气，搬了板凳坐在店门口，等着旗袍女主人。

    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女人还没有来。薛蓝不满地说，其实旗袍这种衣服，若不看重，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服罢了，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这种旗袍，既繁琐又不适用。

    薛师傅心里猛然扎了一下，他知道薛蓝从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她能做，是靠了她的灵性，倚仗的是技术，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面的世界，而不是旗袍的内涵。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仍然没有来。坡子街的旧房要拆除，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薛蓝说，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告诉我们的新地址。搬到新门面后，薛师傅又不放心了，“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

    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像上下班一样准时。薛师傅蹲在那里，眼睛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目光游离而迷惘。

    不久，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病床上，他还在问，女人来了没有?

    薛蓝没作声，第二天，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领旗袍。这一天，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突然看见，旁边还有一条讣告：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去世，享年56岁。

    这天中午，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是那个旗袍主人的女儿。

    送走那件旗袍后，薛师傅兴奋了大半个晚上，才迷迷糊糊睡着。这一睡，薛师傅就永远睡过去了。

    薛蓝伤心至极，原来，是她突发奇想，找来朋友，扮成那个旗袍主人的女儿。

    收拾父亲的遗物时，薛蓝拿着那件旗袍，泪汪汪地盯了半天。母亲说，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

    现在旗袍仍然挂在模特身上，成了路人永远注意却无人领走的绝品。

（有删改）

考验

    几年前，马里奥还是个以偷盗为主的小混混，而今却成了洛克市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商人。此时，天色已晚，马里奥驾驶着他的黑色奥迪A8，全速行驶在路上。

    当他驶到一个坡路时，突然听到了一阵轰鸣声，从后视镜看过去，只见一辆轿车正从后面飞驰而来，到了这个危险地段，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左摆右晃，像是喝醉酒的莽汉。就在这个当口，一辆摩托车从对面开了过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摩托车连人带车被撞得飞了起来……而那辆肇事轿车竟一溜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马里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光线太暗，他没有看清车牌号，再看那骑车人，早已不动弹了。马里奥叹了口气，却没有报警，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个小时后，马里奥到达了市区。当他路过“本杰明心理诊所”时，里面依然是灯火通明。对于马里奥来说，这是一个亲切的地方，这几年，激烈的市场竞争几乎压垮了他脆弱的神经，他一直靠心理治疗来调整自己。

    本杰明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心理医生了。此前，他有过一个心理医生，他曾是那么信任她，常常将自己的烦心事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可在一次竞标中，她竟然不顾职业道德，将他在心理治疗时透露给她的标底，以高价卖给了对手，害得他损失了近千万！后来，马里奥才找到了本杰明。虽然本杰明声望很高，但他对心理医生仍心存芥蒂。

    望着亮着灯的窗户，一个近乎疯狂的主意，涌上了他的心头。马里奥从车中取出一瓶白酒，猛灌几口，下车走进诊所。“马里奥先生，你怎么来了？今天可不是预约时间呀！”马里奥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露出极度惊恐的表情。本杰明不由一惊，急忙拉他进了心理咨询室，锁上了房门，然后开口问道：“马里奥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我签了一笔合同，在答谢酒会上多喝了几杯。晚上从托特市往回赶的路上，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撞死了。我，我害怕受到处罚，就驾车逃逸了……”本杰明沉思了片刻，说：“马里奥先生，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我本该劝你去警察局自首。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是我的病人。那么就让这件事悄悄地过去吧，我会为你严格保守秘密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尽量放松，不再去想这件事……”

    从诊所出来，马里奥嘴角浮上了一丝轻笑：这是他对本杰明的一个考验，本杰明如果能严守病人隐私，他才会毫不设防地与他交流。

    几天后，当马里奥翻开报纸时，他一眼看见一则悬赏公告：“我的儿子瑞恩，于本月五号晚上，在洛克市赶往托特市的路上，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肇事者逃逸。现悬赏一百万，寻目击证人。提供线索者，请与警察局联系！”

    这天早上，马里奥驱车经过警察局时，发现本杰明正急匆匆地向警察局走去。他的心一下揪紧了：难道是本杰明看了悬赏公告后要报案？

    这可是马里奥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要知道，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都要进行现场录音。虽然这盘录音带不足以将他治罪，但被一桩无中生有的官司缠身，公司的信誉将大打折扣。这么一想，马里奥不禁为自己当时的荒唐而后悔。最后，马里奥决定，晚上到本杰明的诊所走一趟，如果那盘录音带还在，就将它偷走，以免留下后患。

    晚上，马里奥早早潜伏在诊所外。几十分钟后，本杰明走出了诊所，钻进汽车，朝家的方向驶去。马里奥悄悄来到诊所门前，拿出准备好的万能钥匙，拧开门，闪身进去，很快就找到了那盘录音带。

    就在他刚掩上诊所门要离开时，一道亮光射来——本杰明居然又回来了！马里奥撒腿就跑。而他身后的本杰明一边喊“抓小偷”，一边追了过来。他不敢回头，拼命狂跑，可始终也甩不掉身后的本杰明。不知不觉竟跑到了维拉河边。眼看着就要被抓个人赃俱获，马里奥甩手把录音带扔向了维拉河。时值隆冬，河水已结冰，录音带在冰面上滑动了十几米，最终停在了冰面中央。本杰明马上掉头直奔冰面而去。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冰面中央，拿到了录音带。可是就在他转身要走的瞬间，冰面“哗啦”一下子断裂开来，本杰明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落入了冰下滚滚的暗流中……

    本杰明医生下葬这天，马里奥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来到了葬礼现场。老牧师宣读完悼词，又掏出一个日记本，异常庄重地宣读道：“这是本杰明医生生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亲爱的儿子瑞恩：我虽然已经知道撞死你的凶手是谁了，却不能将他的名字告诉警察，因为他是我的一个病人。为病人保守秘密，是心理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可是面对你的惨死，面对警察的无能为力，我不得不用悬赏公告的形式，来向你表达一个老父亲的无奈，但愿能为你的死讨一个说法……’”

（有删改）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聂志红

    肖伟从银行出来，打电话向老婆请示：“钱取出来了，现在就给汪宏明送去？”“你这木头，还犹豫什么？”老婆吼道。肖伟连连答应，准备离开时，忽然听见从旁边电话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百万够不够？我现在就给爸爸送去，随便他买房也好，买车也好，也让他在那边享享福……”一百万？好大的口气！肖伟倒抽一口冷气，瞟了一眼，只见这个年轻女人果然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若非亲耳听到，谁也不敢相信这个并不出众的女人居然用一个普通的塑料袋提着一百万的巨款！一个冲动的念头在肖伟的脑海浮起。

    肖伟在对面商场买了礼品出来，在巴士站等车时又遇见了那个女人。肖伟站在她身后，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有一百万，那何必低声下气求汪主任？为了一个分房指标，倾尽全部积蓄给他“上供”，谁知这两万元会不会打水漂？

    车来了，女人上了车，肖伟鬼使神差地跟着她上了同一趟车。女人很随意地把塑料袋搁上行李架就坐了下来。真是天助我也！他瞥见车上果皮箱旁有备用黑色塑料袋，便悄悄取了一个，套在了自己装着钞票与礼品的袋子外面，然后走过去，也把袋子往行李架上一搁，和女人的袋子挤在一起，不仔细分辨还真辨不出彼此哩！

    肖伟坐在车上，一点点积聚勇气，只待女人放松警惕。当汽车在第三站停下时，肖伟从容地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堂而皇之地下了车。他知道自己没拿错，因为袋子的分量明显沉了许多。肖伟感觉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赶紧逃离这里，越快越好！他伸手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火速送他到城南，然后又换车到城西，再换车到城东……最后，他爬上一辆大卡车出了城，也不知驶出多远，肖伟在一座山边下了车。看看四下无人，他提着袋子往山上走去。

    肖伟确定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坡顶上伫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坟。肖伟走过去，背靠着墓碑坐下，大口喘着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拿过那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开始小心地拆开它。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终于找到你了！”肖伟回过头一瞧，只见墓碑后探出一颗头来，脸色惨白惨白的……他大惊失色，立即弹了起来，来者居然是那个携带巨款的女人！肖伟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你”，提起袋子往山下没命地跑。女人在后面喊道：“哎，你的东西，还有钱……”“你手里那钱……是我的，你拿了也没用……”最后一句话让肖伟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你的钱我拿来没用？是美元？英镑？到底是什么？肖伟决定看个究竟。

    当他拆开袋子，立即魂飞天外——我的妈呀！那全是一捆捆的纸钱！难怪这女人如此神通广大——即使我逃到这荒山野岭她也能神鬼莫测地在我身后出现，原来她是……鬼！

    肖伟立刻四肢瘫软，哆嗦着爬回去，跪倒在女人的脚下，拼命地磕头：“求求您放过我吧，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您的钱全还给您，我以后一定常来给您烧纸钱，求求您……”

    女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指着肖伟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是准备烧给我爸爸用的。”说着她指了指后面那座孤坟。

    女人告诉肖伟，她父亲退休后，就来这郊外包了一片荒山，打算开垦出来栽种桃树。但因土质、气候及虫害等因素，一次次都失败了，直到前年，第一批桃树苗终于在老人全部心血的浇灌之下茁壮成长起来。但是，老人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儿女们遵照老人的遗言，将他葬在了这高高的山岗上。

    “今天是爸爸的忌日，我想如果他看到了这满山盛开的桃花，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女人一边说着一边点燃了手中的纸钱。

    肖伟站起身举目一望，在山坡向阳的那一面以及山谷中，果然是漫山遍野嫣红一片。

（有删改）

蒯金匠

杨海林

    清康熙年间。县令董其在关帝庙内建演戏楼，特书“摹古绘今”四字，命砖雕艺人季洪阴刻入砖，填以花青，嵌于照壁。

    董氏每字起笔皆作“渴笔”，显得虚灵秀峭，运笔则侧锋直行，宛如折带屈铁。通幅清隽流丽，遒劲有力，非常人所能及。

    为表对关帝虔诚，董其有将此四字贴金的想法。可能做成事儿，但费用不从财政上支出，这才是做官儿的能耐。

    董其脑筋一转。主意就来了：他腾出戏楼临街的一间作为门面，想租的人。不但要付租金，还得先把那四个字贴上金。

    安东城不乏殷实的生意人。要贴金。肯定是有人花得起的。

    主要是大家把董其的意图想复杂了——堂堂一个大老爷。恐怕不是让你多花几两银子吧？

    蒯金匠本来是个在街头支摊的主儿，现在听人这么一说，他的心痒痒了。

    他来找董其。

    老蒯，本来我想把这个事弄得好玩一点儿，你来了，那就不好玩了——那么大的几个字，要全贴上金。至少得一二两金子吧？你砸锅卖铁，能凑得齐？

    蒯金匠就自我解嘲地笑，我就一个混日月的手艺人，身上有个一两钱金，足够用了。

    那你怎么贴？

    贴字的金不都是箔吗——箔不都是金碾的吗？

    县太爷的一口热茶差点喷出来：好好好，老蒯有本事，一两钱金子，你能碾多大？

    耳屎大的一点全，老蒯拿个锤子不紧不慢地碾了一上午，呀，竞成了大匾大的三片。

    手艺了得！

    在关帝庙前讨得一个门面。生意自然是好得不得了。

    虽然打箔的手艺好。但老蒯几乎不给人打箔。一般他只接化金的生意：客人拿来一副耳环，嫌不好看，要化了，重新打一枚戒指——这个活，老蒯接。

    接到这种活。老蒯会把客人的耳环放到一块操作板上，躬身先到关帝庙烧一炷香。

    操作板是硬木的，可能是为了好玩。老蒯在中间嵌了耳屎大的一坨金。

    黄亮亮的。晃眼。

    客人就在心里“嘁”一声。这个老蒯，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一点家当。

    但这个念头客人仅仅是一闪。他就看到老蒯拿出一支喷枪。喷枪里喷出一根火线，瞬间就能将操作板上的金熔化掉。

    ——操作板是木头的。不会被烧煳？

    往往客人这样想的时候，他要的戒指已经出现在老蒯的手上了。

    老蒯在戥子上称了重，客人伸过头一瞧，跟在家里秤的一模一样。

    客人竖起大拇指：老蒯这人，做生意地道。

    实际上呢，老蒯的手法快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在化金的过程中（当然是在客人的眼皮他先是熔了客人的真金。再熔了自己嵌在操作板上的假金，又让金汁局部冷却。留下耳屎大的一坨重新凝固到案板上。

    不知不觉。便偷梁换柱了。

    安东府衙离关帝庙不远，所以县太爷的生意老蒯也做得到：县太爷喜欢金。巴结他的人自然会以金相送。

    县太爷一面和送礼的人攀谈，一面命娘子匆匆忙忙地跑了来，请老蒯化金。

    化掉以后做什么呢？

    还是做原来的东西。

    还做原来的东西？逗我呢吧？

    有时候老蒯会自己将重做成的金子送到县衙。

    “好东西呀！”县太爷把热乎乎的金器拿在手里抚摸“我的喜欢和你们不一样。我就喜欢金器刚从操作台上拿下来时的那股热乎劲。”

    一会儿，金器冷了。县太爷刚才的热乎劲也没了——他退还了金器。

    咋还有这样的怪癖？送礼的客人大惑不解。

    这样的怪癖。有意思。老蒯笑了笑。

    董其做了三年安东知县。老蒯靠金匠的手艺攒了不少钱，买了房，娶了妻，算上是小康之家了。

    即将离任的时候。董其来到了老蒯的作坊：“这几年你没少赚吧——我的东西呢？”

    老蒯弯腰先啐了一口痰，这才朝董其拱拱手：“您的东西一点不少，都攒着呢。”

    看到那一枚枚耳屎大的碎金。董其眯起眼睛拿在手里抚摸：“好东西呀，只可惜还是太少。再做几年知县就好了。”

    “大人您想要多少？”

    “至少三十两吧。安东地势低洼。而老城墙多处倾颓，春夏屡遭古淮河水患——三十两。该能修好了吧。”

    想起水漫安东时董其带人戽水的好笑场面。总是咳嗽的老蒯忍住了快到嘴边的一口痰：“放心吧，不够的部分我来出。”

    “你？”董其睁大了眼睛，“那么大的事，你老蒯掺和就不好玩了——三十两黄金，把你老蒯当个猪卖了也远远不够呀。”

    “嘁——”老蒯晃了晃手中的锤，“我会碾金。一碾，金就多了——不仅仅是面积变多，重量也会变多。”

（选自《小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