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什么是数据？数据（data）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在英文中的一个解释是“一组事实的集合，从中可以分析出结论”。笼统地说，凡是用某种载体记录下来的、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种信息的，就可称之为数据。古人“结绳记事”，打了结的绳子就是数据。步入现代社会，信息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载体也越来越多。

    什么是大数据呢？量的增多，是人们对大数据的第一个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各个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増长。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数字数据的数量每3年多就会翻一番。

    大数据区别于数据，还在于欻据的多样性。正如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指出的，数据的爆炸是三维的、立体的。所谓的三维，除了指数据量快速增大外，还指数据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数据的多样性，即数据的来源、种类不断增加。

    数据是一种资源，但数据又跟煤、石油等物质性资源不一样。物质性资源不可再生，你用多了，别人就用少了，因而很难共享。数据可以重复使用，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资源的使用是非恶性竞争的，共享的前提下，更能够制造双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据如果不被融合、联系在一起，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

（选自刘军《大数据是“原油”，不是“汽油”》）

材料二：

    5月12日，2019首届天府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2018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在当天正式发布。

    就全球趋势而言，2018年大数据市场总体价值约420亿美元，其中大数据软件市场价值约140亿美元。该报告预估，大数据服务和硬件市场规模在经历2016—2022年的快速增长后，将放缓增长趋势，而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仍将保持10年的高速増长。

    与此同时，伴随21世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世界各国无一不在觊觎着红利可观的大数据市场，但由于各国基础实力、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大数据发展正面临不均衡的市场分布问题。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大数据开放建设程度的分析，韩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印度、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俄罗斯处于第二梯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放数据程度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分值呈现较大差距。

以全球大数据发展情况为背景，报告进一步分析到，中国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正处于积极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实施路径是由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为点，逐渐形成国家层面的数据开放。从具体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数据产业相关人才数量占全球总数的59.5%，排名第一，其次为占比22.4%的美国。另外，2018年中国大数据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和相关技术专利数量在全球比例均超过了美国，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在此优势之下，中国如何实现后发赶超？报告指出，政府掌握着70%左右的高价值数据集，因此，政府大数据汇聚共享开放将是实现数据全面共享开放、进而更好发挥其价值的关键。

（选自2019年5月13日《成都商报》）

材料三：2017—2018贵阳数博会参会人员停留比较图

上图为2019年数博会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各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同比增长率。

    材料一：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自古以来，北斗如天河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人类前行的方向。如今，北斗系统闪耀浩瀚星空，织就天网，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我们形成了涵盖上游基础产品、中游终端、下游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的北斗完整产业链。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计销量已突破8000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30%和90%的市场份额，并输出到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等领域，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中国智慧”。

    北斗交通应用。600余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建成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让交通监管部门有迹可循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危险驾驶、疲劳驾驶。据统计，有了北斗之后，道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同时，国内有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城市的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北斗渔业应用。7万余艘渔船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北斗成为“海上保护神”，渔民说：“一拜妈祖，二拜北斗”。定位与短报文通信功能发挥突出作用，累计救助1万余人。

    四点五万台北斗减灾终端得以推广，建成部、省、市（县）3级平台，实现6级业务应用，受灾地区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及时上报灾害位置、突发灾害信息及灾区救助信息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北斗终端进行救灾物资的查询管理和监控，大幅提升全国救灾物资管理与调运水平。未来，北斗系统将持续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多的应用形式将被创造，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与生活。

    (摘编自2019年09月30日北斗网《波澜壮阔七十载，经天纬地铸北斗》）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斗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盟、阿盟、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了北斗相关合作机制，举办北斗亚太行、北斗东盟行、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系列活动，加强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建设北斗系统海外中心，推动北斗在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落地应用。同时，为了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我国还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捐赠了北斗系统有关设备，用以监测和评估相应地区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共同推动兼容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应用服务亚太地区。以上这些合作，都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北斗创造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努力，推动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201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网《2019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材料一

    11月上旬，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在西安开幕。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

    按照计划，今年底，北斗系统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2019年至2020年，我国还将发射11颗北斗三号卫星，2020年服务范围覆盖全球。目前，北斗系统已被国际民航、国际海事、3GPP移动通信等国际组织接纳与认可，将为全球免费提供搜索救援服务。作为中国“智”造的靓丽名片，“北斗星座”将更加闪亮。

    目前，北斗系统已覆盖沙特、缅甸等近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蒙古国，用上“北斗卫星放牧系统”后，牧民冬季放牧时用手机就能详知整群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在老挝，北斗服务于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在巴基斯坦，北斗为地籍管理、环境监测、交通监控等多种信息化管理提供保证……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表示，新时代北斗发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PNT体系，就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一体、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PNT体系，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需求，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摘编自王天益等《北斗三号：中国“智”造，惠及全球》，《解放军报2018年11月23日）

    材料二

    就目前而言，我们手机上的GPS导航与定位，美国哪一天想关闭，分分钟就可以轻松关闭。这种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科学技术，我们怎能受制于人？北斗导航系统的性能，丝毫不亚于美国GPS。具体来说，一是复杂的星座系统：北斗是唯一一个使用了地球静止轨道、地球倾斜同步轨道和中轨轨道的卫星导航系统。GPS、格洛纳斯、伽利略都是仅使用中轨轨道，北斗使用了更加高轨的静止和倾斜同步轨道，卫星轨道运转周期为24小时，其信号会长期覆盖指定区城，且卫星之间形成的数据通信链路也能校正误差、进一步提高精度。二是短报文系统：北斗的接收机可以和卫星进行交流，发布140个字的短报文，就像现在人们平时用的“短信”，既能够定位，又能显示发布者的位置。打个比方，假如有一天你漂流到了孤岛上，如果你拥有GPS，你就只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却无法通知别人，只能在荒岛求生。但如果你拥有北斗导航系统，你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能把位置发送给几百公里外的人，迅速得救，离开荒岛。

    除了这些，北斗三号身上还有很多创新闪光点：建立星间链路，解决全球布站、卫星境外监测的难题；开发适于直接入轨、一箭多星发射的“全桁架式卫星平台”；卫星设计寿命由8年提升至10-12年……

    （摘编自顾锦果《北斗三号组网完成，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强的力量！)，手机网易网2018年11月21日)

    材料三

    日本广播协会(HNK)网站11月19日报道，中国19日成功发射将用于被称为“中国版GPS”系统的卫星，并向部分外国媒体公开了发射情形。可以认为，中国此举旨在展示其太空领城技术之高超，19日发射的卫星的位置信息误差最小控制在2.5米，该卫星被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是中国为对抗美国的GPS而独立开发的系统，被称为“中国版GPS”。

    报道还称，中国正大力推进太空开发，除下月进行世界上首次对月球背面的探测活动外，还计划到2022年独立建成空间站。中国卫星导航系就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在卫星发射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斗系统已经在亚太地区提供服务，今后我们将建成新的系统，让用户在全世界任何地区都可以接受服务。”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胡炜表示，中国的火箭在信誉和成本方面都具有优势，中国正朝着“太空强国”的方向努力，太空开发前景充满希望。

(摘编自《外媒评第18、19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发射》，参考消息网2018年11月20日)

材料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诞生，到2018 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从“无图无真相”到短视频盛行，互联网“景观”也让越来越多人“沉迷”。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流行色”，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无论是校园学子还是城市打工者，在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余，手游、短视频等无疑有效弥补了大家娱乐资源不足的短板，给大家提供了愉悦身心、消遣寂寞的路径，因而短视频的流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直到有更受用户欢迎的网络新产品应用取而代之。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材料二：

8月24日，抖音创作者大会在上海举办。抖音总裁张楠发表演讲说：“从日活跃用户总数的增长速度和未来趋势来看，短视频已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继微信之后，成长最快的产品。就在上个月，我们也对外公布了抖音的最新日活跃用户总数超过3.2亿。而且我们在后台发现，这个数据仍然在不停地增长，完全没有减缓的趋势。”基于此，张楠预测到2020年，包括抖音、快手，以及其他短视频产品在内，可能仅仅在中国，整个短视频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将达到10亿。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昨天，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先后对“快手”“火山”进行依法约谈，责令其全面进行整改。要求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列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网信办解释道：“快手”“火山小视频”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任由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在“流量就是收益”的互联网盈利模式下，视频平台靠增加点击量、拓展传播面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冲动可以理解，不过不能忽视技术无罪、监管有责的基本原则。任何谋利行为均应遵守法律底线，不传播、不热捧有违社会伦理的内容。视频平台应积极采取技术手段，删除、封禁相关视频和账号，不充当滋生和传播不良信息的温床和通道。这才是视频平台的应有担当，也是其避免重蹈快播案覆辙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摘编自《法治日报》)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