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中，商科以47.3%居首位，占比近半数，应用科学居第二位（16.2%），自然科学占比最低，为7.4%。

对于这一数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其实出国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很多，我相信这些年归国人数也有所增长。随着‘千人计划’等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对尖端科学的扶持力度都在增长，这也是未来吸引人才的重要方向。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更多的海归在国外有工作经历再回来，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有帮助。”

    调查显示，近半数海归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多数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和政策尚缺乏了解，就业信息咨询、海归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就业推荐是海归人员在回国之前最渴望获得的四项服务。

（摘自科学网8月14日报道）

材料二：

捧着红彤彤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任晓兵欣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2009年，作为第二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任晓兵毅然决定从日本回国，参与创建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矢志创新，在2017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任晓兵荣获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有更大的舞台，能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大施拳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任晓兵说。

统计显示，自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4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20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在这样的感召下，大量学有所成的留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摘自新华社2月22日报道）

材料三：

材料四：

    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出国留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即申请到国外名校读本科、硕士、博士；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在一些局部，确实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2007年以后的出国留学数据和结构，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也提高了回国留学比例。

    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

（摘自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报道）

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建立在互联网电商基础上、又超越互联网的一次革命，它将把人类带入智能商业时代。

    这次革命改变的是零售的基础设施，不断改变零售业本质“成本、效率、体验”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方式，是信息、商品和资金流动效率的升级，然后一步步走向社会化、专业化。

    社会化是专业化的基础，通过社会化能够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提高专业化的水平。最终，信息、商品和资金流的服务会变成像水电煤一样的公共基础设施，将零售业的成本、效率、体验推向新的层次。

    所以，零售的改变其实是背后零售基础设施的改变。未来零售的业态可以有许多新的形式，但背后的基础设施会越来越社会化、专业化，零售业会演变成为互联、共享的零售生态。

（摘编自刘强东《零售的未来：第四次零售革命》）

材料二：

    推动第四次零售革命的因素是什么呢？消费主权时代到来，需求个性化，消费者越来越注重自身个性的表达。这对产品和零售的适配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未来消费者可以通过家里的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鸡蛋、牛奶等常规食品的余量，自动下单；可以一边和虚拟助手聊天，一边让它购买朋友最近关注的时尚新品作为生日礼物……

    可以预见消费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客户需求、消费场景和商品产出这三者会变得极其分散。如何才能把这些散乱的点有序地串联、协同起来？这需要通过建立在感知、互联、智能基础上的智能商业来实现。

    消费和智能技术就像DNA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消费端的变化代表了第四次零售革命的方向。但如果没有智能技术的支撑，这一切都是空谈。消费与智能技术这两股力量绞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第四次零售革命。

（摘编自《第四次零售革命，还是新零售》）

材料三：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3.1万亿元，同比增长33.4%，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3.8%，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5%。

    随着新零售大门的开启，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牌在“寒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2017年的“双十一”，很多国产品牌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优势，其品牌销售增速高于国际品牌。凭借互联网技术创新、善用多元化的营销手段和服务优势，中国品牌正在崛起。

    中国在未来零售方面，有很大的探索与突破，将会成为许多国家的模板。“超级大企业”们如果能在标准、国际规则方面进一步探索并加强国际合作，那么中国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也就有了着力点，中国引领的“第四次零售革命”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摘编自“搜狐财经网”）

材料一：

    现在的校园贷“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导致的是“信息审核不严、高服务费、高违约金”问题，而大学生年轻冲动，虚荣心强，金融知识匮乏，防范意识薄弱，这些因素持续堆积，乱象就不可避免了。教育部、银监会等部委曾多次发文提示校园贷风险，多地地方金融局也下发配套细则。令人遗憾的是，在百般呵护下，一些大学生依旧没能逃脱非法校园贷的“魔爪”。这从客观上证明了大学生的借贷需求旺盛，只有为大学生提供渠道畅通、手续便捷、利率合理的金融借贷服务，让校园贷在法治化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对于“校园贷”问题，除了加强监管，更要精准打击，必须及时补上漏洞，严格区分合法借贷与金融诈骗，对某些打着校园贷的幌子给大学生“挖坑”的借贷平台，该取缔要取缔，该重罚要重罚，不能手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校园贷乱象的蔓延，并保障其健康、良性的成长。此外，学生也要不断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同时少些虚荣心，避免过度透支消费。

（2016年10月21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二：

材料三：

    校园贷乱象触目惊心，如何解决？答案是打开校园贷的“正门”。

据报道，日前建行和中行向市场推出其校园贷产品。其中建行的“金蜜蜂校园快贷”年利率5.6%，授信额度在1000元到5万元；中行的“中银E贷路校园贷”最高贷款金额80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不会自律规范，即使靠制度约束和形成常态化的风险监控，短时间内也难以奏效。更重要的是，校园虽是小社会，但也成为“大江湖”，尤其大学校园汇聚了最庞大、最前卫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也掌握了更便捷的信息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的信贷平台已成为大学校园的必需品。

    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校园贷产品，也缓解了校方和家庭的压力。“正规军”进军校园贷，除了强化了大学生们的信用意识，还降低了校园消费的风险。此前那些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几乎全都是采取诱惑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审批就让大学生们掉入彀中。

（2018年10月25日中评网）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进入校园分期市场。不少平台无法满足监管层的要求，在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权衡营业状况后，选择主动清盘停业，由于这部分平台待收较小，容易完成清算，主动停业或许是平台良好退出的不错选择。“校园贷”本质上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具备其应有的工具价值。如果接受“校园贷”服务的对象能够挖掘其价值，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校园贷”是利大于弊的。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校园贷市场肯定不会消失，因为需求存在，近段时间出台的政策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建议平台更加规范。对于校园贷平台适合转型的方向，马骏认为，可以随着毕业生的发展轨迹进行转型，比如目标客户为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这样也能有效地控制平台成本。

（节选自《北京商报》）

材料一：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二：

2018年6月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在回答“《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的问题时，相关负责人说：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高校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6月10日，在江汉大学举行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专业之一，多数家长们看好它的就业和薪资前景。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成高校爆款专业，教育部在汉高校在设置此类专业时非常积极主动。在湖北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里，除“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高校全部“集体上线”。

    省属高校中，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作为市属高校的江汉大学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双一流高校建设需要，增加了大数据、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武汉商学院去年成立了湖北省首个机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部分民办高校也十分敏感，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那么，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一定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时一定要打牢基础。江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程辉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低年级的大学生首先要学好数学、计算机这些基础学科知识，到高年级再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践。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维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结合项目进行培养。

（摘编自2018年6月12号《长江日报》）

    材料一

    2007年，“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海，移驻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封存6年后，近日，囯家文物局决定启动“南海一号”的全面整理，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6万至8万件文物。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商船。船体长24.58米、宽9.8米，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宋代船只，该船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但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

    亘古不变的大国情结、对祖辈盛世的迷恋与崇拜，对宝藏本能的探窥心理都让人们寄希望于在“南海一号”中寻找答案，“南海一号”的身世、沉船原因、千年不腐等谜题将随沉船的全面发掘而一一揭晓。可以预见，当“南海一号”最终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无论是否符合专家的预期，任何一条有关它的信息都将是引人注目的新闻。

    （摘编白《“南海一号”试捞20年沉浮录》，中国文化报2013年12月5日）

    材料二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海一号”考古领队崔勇介绍，此前“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以提取船内文物为主，目前船货清理进入尾声。“截至2018年，我们发掘的文物数量是143000多件，从目前看，剩下的预估还有一两万件，集中在后部几个船舱，总数可能会超过16万件。”

    考古人员介绍、由于目前大部分发掘已经到船底，船体下部保存较好，基本上确认了船体的整体打捞成功。船货清理提取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铁器、钱币，还有部分金银铜锡、竹木漆器以及动植物遗存等。

    崔勇表示，接下来“南海一号”将进入船体发掘和保护的阶段，船体未来有望整体展示。

    （摘编自《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船货清理基本完成，文物或超16万件》，新华网2019年3月21日）

    材料三

    2007年12月22日，一艘南宋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从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底被整体打捞出水，一周以后，“南海一号”被搬进了阳江海陵岛上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里，一边开放陈列，一边继续发掘．这样的打捞发掘，费用昂贵：光打捞就要花费1亿元以上，建“水晶宫”又要1亿多元。为了一艘沉船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这就要从20多年前“南海一号”的发现说起。这艘沉船是在1987年被发现的，同时打捞出一批珍责文物。由于经费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直到2001年才进行制图调查，2002年又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原来，“南海一号”是800年前的大型远洋货船，船长30米、宽近10米，载重量近800吨。发现时甲板已经腐烂，但是船身其他部分尚保存完好，船体的木质仍然坚硬如新，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宋代沉船，对了解中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都有极其珍貴的价值。船载货物以瓷器和铁器为主，初步估计有6万至8万件之多，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对于这项国宝的发现，采用整体打捞、室内发掘的新技术，来保证船身和物品的有效发掘和保存，是完全值得的。

    “南海一号”的发掘，也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的国际贸易航线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唐宋年间更为繁荣，宋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囯际上遥遥领先．隋唐年间海上运送的主要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南海一号”就是见证。

（摘编自《为什么要花巨额经费打捞“南海一号”沉船？》，科普中国网2017年4月14日）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