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上海、浙江两地的首届高中毕业生迎来高考检阅。这一轮试点改革中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六/七选三”模式下的学科失衡问题。

    据初步调查，2016级高中生在2017年选定选考科目时，浙江省某中学近千人中只有7个学生选考物理；某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也只有不到50人选考物理；某县所有中学只有不到100人选考物理；某市2016级约一万名学生，只有不到900名学生选考物理。这些现象虽然仍在动态变化中，但是“惧选物理”的情绪由落后地域向发达地域、由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向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快速蔓延，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选自搜狐网《尴尬的物理：浙江新高考下的学科失衡与制度改进》，2017.9.14）

材料二：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新高考改革引争论 “物理遇冷”是无解之题?》，2017.10.27）

材料三：2017年在上海、浙江招生的1400多所高校中，有70%的高校对选考科目有要求。其中浙江高校要求选考的科目比例如下：

（选自搜狐网《高考改革后物理到底有多重要？》2017.7.13）

材料四：

    怎样针对物理选科问题调整高考改革方案？

    其一，在目前选科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物理科目的等级和赋分比例。这并不涉及学生选择学科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果各科等级比例在学生选择前就告诉学生，那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政策来选择学科，这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其二，改革选考科目设计，允许学生自主选择3门以及3门以上选考科目，在完成选考之后，自主确定用哪3门分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如果6门（或者7门）选考科目都允许学生参加考试(考试次数限定为1次)，要参加高考录取的学生，必须至少选3门，在考试完成后，再自行决定用哪3门的分数去报考大学，这会进一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也能避免功利选科的问题，还有助于实现教招考分离。其三，推进大学招生改革，调整大学专业招生的选科要求。大学必须专门开设高中学习中心，配合高考改革，引导中学生理性选科，需要大学规范专业选科要求。

    目前存在于高考选科中的问题，根源在于高考录取还是实行按总分录取模式，因此，学生选科主要关注的是等级、分数，而非自身的兴趣和长远的学业发展规划。在高考改革中，要真正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权，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个性、兴趣、学业发展规划选择考试科目，还需要在科目改革基础上，推进录取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这是高考改革的关键所在。

（选自澎湃新闻《新高考改革中的物理科目究竟怎么办》2017.10.30，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对于控制噪声污染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不可否认，控制嗓声污染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相关报告显示，仅2015年国家、地方就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各省（区、市）制定印发了29部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开展了功能区划调整、新生产机动车噪声检验、绿色护考、达标区创建等工作。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更加有效的防治模式，诸如北京采取了加强噪声污染源的日常监控、完善地方标准等手段治理噪声污染；上海建立了约7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等，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摘编自2016年9月6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选自《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材料三：

噪音不只是扰民，而且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在各类环境噪音的投诉中，建筑施工投诉高居榜首，占50.1%；排在其次的则是社会生活噪音，也就是酒吧、KTV、商业、邻里等，占36.6%。对建筑施工产生的夜间噪音，有明确的施工规定，只要足够重视，严格执法，监督起来并不困难。更难的反而是社会生活噪音。一是城市音源复杂，噪音取证难。二是管理多头，投诉无门。噪音污染种类繁杂，其监督管理涉及环保、工商、城管、公安机关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对于噪音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还有的噪音问题，涉及邻里纠纷，公众既是噪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噪音制造者，就更难厘清其中的责任。洽理噪音污染，相关部门和公众都应该行动起来，尽快解决取证难、多头交叉管理等问题，明确监督执法的主体和责任。无论如何，噪音污染不该成为城市环保的短板。

（摘编自2017年6月12日《广州日报》）

材料四：

    德国对于交通噪声实行“一气呵成”式治理，从控制噪声源，到切断传播途径，再到保护受影响人群。相关部门首先规定公路交通噪声极限值，将车辆噪声监测列入每年车检，以此促使汽车厂家改进嗓声设计；之后，对道路进行现代化改造，铺设低噪音路面，在道路两旁竖起噪声防护屏，削弱噪声传播能力。在保护受影响人群方面，政府坚持将“保护公众远离噪音”作为城市建设的义务，规定禁止在噪音超过75分贝的地区建造房屋。此外，人们可根据“噪声地图”——一张可反映城市各区域声环境质量的地图，来选址安家落户。

    日本对于噪声的防治可谓“从根源解决问题”。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保护了居民区的宁静环境，有效地减少了居民遭受噪声困扰的几率。日本《环境基本法》针对不同区域分别作出噪音限制的明文规定，各区域因互不干扰，落实和执行相关规定也相对容易。此外，装配式建筑在日本的普及也达到了控制建筑施工噪声的良好效果。

    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噪声污染已成为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其中，生活噪声是最让美国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生活的社区，邻里间噪声纠纷事件近年来有增无减。作为法制较完善的国家，美国对人们生活中遭遇的小麻烦也有相应的“皮毛法律”管制。上世纪60至70年代，政府开始着力控制噪音污染，设立了统一噪音标准，并对恶性制造噪声的行为定性，认为企图扰乱安宁的一切喧闹声都是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7年6月16日《中国网》）

G7就这么“解体”了吗？

    6月9日，第44届西方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惨淡落幕。作为东道主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峰会达成了一份呼吁自由、公平和互利贸易的联合公报。提前离场、急忙飞往新加坡的特朗普几乎在第一时间反击，宣称将不会签署该公报。

    早在先于领导人峰会召开的G7财长会议上，美国征收钢铝关税做法就已经引发了众怒。法国财长勒梅尔还公开提出了目前的G7沦为所谓“G6+1”，即西方六国对阵美国的分裂局面。

    客观而言，如果将所谓“G6”和美国分别放在国际关系天平的两端的话，美国仍掌握着更多的砝码。无论是经济总量大于其他六国综合的绝对优势，还是为其他六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特朗普政府的确握有最大的话语权。

    因此，并不是所谓“G6+1”的问题，反而是“G1+6”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各国合力制衡美国，而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拖累西方，为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发展与秩序制造着不确定性。

    虽然在面对特朗普的贸易大棒时的G6或许可以“同仇敌忾”，但出于国际议题以及国内事务上的不同诉求，很难想象G6或者更为广泛的西方世界会“铁板一块”，比如日本或者刚刚组建新政府的意大利在对美态度上一定不同于英法德，而英法德内部也存在微妙而致命的差异。

（选摘自2018年06月11日《新京报》，作者刁大明）

材料一：乘客选择网约车平台打车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广州日报》2017年08月）

材料二：

    网约车以约租服务（消费者利用打车软件向网约车司机发出预约信息，司机接收信息后进行抢单）的方式完成运输服务供给。

    传统出租车司机在固定地点等待顾客或上街搜寻消费者，乘客靠在路边招手打车。在传统的服务模式不能满足公众出行需要时，约租服务应运而生，其搜寻成本较小得益于大数据的高效匹配，网约车能减少乘客打车的不确定性，提高车辆的使用率。

    但是网约车不具有传统出租车统一外观，除了司乘双方，其他人难以识别，这对不会使用电子产品的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编自李秀春、李豪、刘瑞《网约出租车和传统出租车的对比分析》）

材料三：

    平台经济具有双边或多边市场属性，免费联结、自由下载APP以获得信息和服务的便利，对消费者而言是极大的诱惑。有一句话这样说：如果你没有付费，那是因为你也是产品的一部分。

    平台的超常赢利能力，往往来源于避免为内容负责和付费、不愿意承担实体经营活动潜在的风险、或对危害做出赔偿。此外，由于接入用户数量巨大，以及用户对平台服务产生依赖性，平台的公共事业属性日益明显，垄断性不断加强，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为消费者“画像”，投放信息对用户的消费心理进行操纵。低价倾销大大增加了平台的黏性，新用户的加入给平台带来更大价值，这种网络增值效果类似于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2（E表示能量，m代表质量，c表示光速）：一位新用户的加入，平台的成本几乎为零，可带来了边际增加的网络连通性和平台收益的可能性。在下载一个又一个APP时，消费者存在利益被过度攫取以及信息被误用的可能性，而这些秘密，平台从来不会坦率地告诉消费者。

（摘编自每日财经网2018年04月）

材料四：

    网约车平台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所提供的网约车服务类型众多，既包括出租车、专车，也包括快车、顺风车。不仅司机来源不同，且司机与网约车平台的法律关系、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的管理模式也有很大差异。以滴滴公司为例，在滴滴出租车中，滴滴平台只是提供媒介服务，即通过发布乘客需要乘车的信息而快速撮合成立乘客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客运合同关系。出租车本身不是滴滴平台的，司机也不是滴滴公司员工，而是某出租车公司职工。在滴滴专车中，车辆来自汽车租赁公司，司机与劳务公司有劳务合同关系，劳务公司与滴滴平台有相应的合同关系。至于所谓的顺风车，则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约车平台事先发布出行信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驾驶员的小客车并分摊合乘部分的出行成本（燃料费和通行费），司机和车辆也都不属于网约车平台。正是由于网约车类型众多，而网约车量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又并非单一的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故此，网约车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在极大节约了网约车平台的成本、为其开创了新的营利空间的同时，也持续制造了或提升了社会公众在使用网约车时面临的社会风险，并带来了监管难的问题。

（摘编自新浪网2018年06月）

    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择”。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囯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2017年全球文化产品输出总额（单位：亿美元）

    （2017《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四：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拋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城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材料一：

    每年的11月19日是世界厕所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讨论一些由厕所引发的问题，希望通过全球人民的努力，共同改善环境卫生问题。

    但是，拥有干净、数量充足的厕所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世界厕所组织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仍有高达40%的居民（26亿）从未使用过冲水厕所。每年，全世界由于卫生设施缺失致使150万名未满5岁的儿童死于腹泻，比艾滋病和疟疾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高。

    “全球没有厕所的人高达数十亿，这意味着，维持人类生命的水和土壤被大量未经收集或处理的人类排泄物污染，我们将环境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下水道。如此大规模的人体排泄物被直接排入环境之中，从而传播致命的疾病，对全球公共健康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卫生、干净的厕所可以拯救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环境卫生的改善，结合安全饮水和良好的卫生服务，每年可以防止84.2万人死亡。其次，经过安全处理的废水很有可能成为能源、营养和水的负担得起的可持续来源。因而，厕所的革命，应体现在技术引领下的可持续发展。以技术革新为代表的厕所革命，将生活环境改造与生态环境发展相结合，将卫生清洁技术与自然的生态环保理念融为一体，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厕所革命也将有力推动卫生厕所向生态厕所转型。

    目前，我国的厕所革命取得明显成效，厕所覆盖率已经由20年前的不到10%增加到今天的80%左右，但是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厕所设施和卫生条件还比较落后，问题比较突出，仍然有24%的人口没有卫生厕所。

（摘编自《中国周刊》，2018年第12期）

材料二：

2012-2017年中国公共厕所行业投资规模情况

2012-2017年中国公共厕所行业市场细分规模情况

（摘自《2018-2024年中国公共厕所市场评估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建国以来，我国的公厕经历了由露天公厕到传统旱厕再到水冲公厕的转变，同时公厕的设计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还兼顾到环保、城市的品位和人文关怀。现在进行的“厕所革命”需要进一步通过文化教化与理论引导，倡导培养良好的文明如厕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养；需要加快科技创新，我国农村地区厕所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水，这就需要综合运用科技手段，资源化处理厕所废物，变废为宝，让“厕所革命”成为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重要一环。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只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坚持不懈推进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加长制约城乡文明提升的这块短板，更好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厕所革命：折射一个乡村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各地城乡开展的厕所革命，终将逐渐地改变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难以为人们所自觉到的深层的观念，亦即涉及排泄的行为、观念和环境的全面改观。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是脆弱的。如果我们不把厕所问题局限于“卫生间”及其周边的那些有限的事项，而是把它和更为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和中国社会的水资源、水环境，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缺失等问题相互联系起来，那么，厕所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厕所革命之于中国社会而言，还有很漫长的路程要走。

（摘自《厕所革命在中国》，《新华月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