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在岸上碰了一下，发出隐约可闻的响声，停住了。父亲走进水里，捏住一只桨架，把船推上去一点，然后把烟蒂扔进水里，把盖尔卡从船头里抱出来，裹在棉背心里，捧在两只手上，沿着木梯级向小木屋走去。

    有时，盖尔卡醒过来含含糊糊地问：

    “我们已经到家了吗？”

    “到了，到了。睡吧，女歌手。”父亲说着把她更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她则把细小而又香甜的暖气呼向他的胸脯，他真想说：“你是我的小心肝，你是我的小宝贝！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呢？……”

    可是他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的，而仅仅停在陡岸上，嘶哑地清了一阵子被甜丝丝的愁绪哽住的喉咙，把女儿紧贴在自己的身上，仿佛害怕单独留在这黑沉沉的夜色当中，留在黑黝黝的河流上空。在这条河上稀稀拉拉地闪现着航标的灯光，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了桨叶的击水声和拖轮的排气声。

    “轮船在行驶，”父亲轻轻地说，同时倾听着自己的声音，“女儿，它正在看你点的灯光，所以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

    她就是在那儿——在航标工的小木屋里长大的。她把父亲也葬在那儿，与母亲并排地葬在一个绿草如茵的小山冈上。现在她在一个挺大的机关里工作，坐在一块绘图板的后面。有时候一出神，她就会轻轻地忧伤地唱起歌来：

    心上人啊，你要去哪儿，要去哪儿啊？……

    这时，设计科的同事们就从桌子、描图纸、绘图板上抬起头来，不时地含笑打量着这位白皙的、不知何故总是默默无言和忧郁的姑娘。很少有人了解她从前生活得如何，在哪儿长大的，在想些什么。

    傍晚，她经常走到堤岸上去，把双肘支在栏杆上，望着河流，凝视着那些与铁浮桶连在一起的自动闪光航标，目送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和灯窗通亮的轮船，等待着某种东西。她等待着：有朝一日这些轮船中的一艘会驶到她的跟前来，把她随船载去，把她带到想停靠的那个地方去。也许，在那儿，在黑幕中，闪烁和燃烧着那盏惟一的灯光，它是富有生气的、温暖的，她想念它，想念得如此长久而又有耐心。

天真大师金岳霖

    1926年赵元任邀请金岳霖接任他为学生开设的逻辑课，从来就没有学过逻辑的金岳霖居然瞎子摸象一样地教起逻辑来。直到五年后，金岳霖才到哈佛大学跟谢菲教授真正地学习逻辑。当谢菲听说金岳霖教过逻辑，却没有学过逻辑，不由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逻辑。身为哥大博士的金岳霖当时要在清华教书并不难，他却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这不啻于一场冒险，如果不是出自天真爱玩的天性，我想没有人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连学问都可以拿来玩，而且还玩得这么好，生活中的金岳霖是个如何率性天真的人，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金岳霖的癖好之多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诗词，有时候兴起，还会做一些“歪诗”。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诗词之外，金岳霖对对联也很感兴趣，他作对联时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妙不可言，他甚至会用英文作对联。在绘画领域，他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不过金岳霖很少收藏画，不像一些人喜欢就要占有，他经常跑到朋友的家里去看画，有时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作照片也可以让他反复欣赏很多天。音乐方面，他是京剧的行家，他家中收藏许多名家的唱片。“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把他的唱机抄走了，幸而唱片还留下。听戏已经形成习惯的金岳霖便时常把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认为看着唱片，也仿佛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他爱听“无声的唱片”。“但识琴中趣，何老弦上音”，陶渊明喜欢弹无弦琴，金岳霖已经得到他的真传。研究哲学的老金竟然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不知道对于里面那些侠客非常不符合逻辑的飞檐走壁、内力轻功，金岳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金岳霖有一次给同学们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只跳蚤，得意地捏在手指里看看。这简直就是魏晋名士的“扪虱而谈”了。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橘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它们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一样。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贪玩的金岳霖像小孩子一样率性天真，我行我素，胸无城府，但又绝不单单是“天真”两个字可以衡量的。晚年的老金工资虽然高，但是每个月下来却很难盈余，因为他的钱除去生活费外，还要交党费，寄回老家一些，付保姆、厨师和拉车师傅的工资。最令人惊异的是，老金竟然连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都预备下了，老金认为自己给这两位师傅终身工资，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可以保证两位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后来，这两位师傅果然领着老金的钱直到去世为止。

    这就是金岳霖，身为逻辑学大师，却总是干着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逻辑是最为理性的学科，而老金却是最为感性的人，感性的让我们感动。

（选自潘剑冰《民国课堂》，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其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得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潘剑冰《民国课堂》）“文革”中，“革命派”不准金岳霖用公车，让他坐运货板车去医院检查眼睛。本想揶揄一下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潘剑冰《民国课堂》）

收获

苏雪林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国朋友介绍到里昂附近乡村避暑，借住在一个女子小学。因在假期，学生都没有来，校中只有一位六十岁上下的校长苟理夫人和女教员玛丽女士。

    我所在的学校开课本来就迟，我在这里住了一夏，又住了半个秋天；每天享受新鲜的美食，我的体重竟增加了。

    到了葡萄收获的时期，村里处处贴了，大家都到田里相帮采摘葡萄。

    记得一天傍晚，我和苟理夫人同坐院中菩提树下谈天，一个脚蹬木屐、腰围犊鼻裙的男子到门口问道：“我所邀请的采葡萄工还不够，明天你们几位肯来帮忙么，苟理夫人？”

    我认得这位威尼先生，他在村里颇有田产，算是一位小地主。他平日白领高冠，举止温文尔雅，俨然是位体面的绅士，在农忙的时候，却又变成一个满身垢腻的工人了。

    苟理夫人答应他愿意帮忙，又问我愿否加入。她说，相帮采摘葡萄并不是劳苦的工作，一天还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资，并有点心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并不贪那酬劳，不过她们都去了，独自一个在家很闷，不如去散散心，便答应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阳的第一缕光线由菩提树叶透到窗前，我们就收拾完毕了。苟理夫人和玛丽女士穿上围裙，吃了早点，大家一齐动身。路上遇见许多人，男妇老幼都有，都是到田里采摘葡萄去的。这里是产葡萄的区域，几十里内，尽是人家的葡萄园，到了收获时候，阖村差不多人人出场，所以很热闹。

    威尼先生的葡萄园，在女子小学的背后，由学校后门出去，五分钟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个孩子，已经先到园里。他依然是昨晚的装束，孩子们也穿着极粗的工装和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个男女，想是邀来帮忙的工人。

    那时候，麦陇全黄，而且都已空荡荡的，只有三五头白色的牛，静悄悄地在那里吃草。无数参差不齐却株距相等的白杨，似一支支朝天绿烛，插在淡青朝雾中；白杨外隐约看见一道细细的河流和连绵的群山，不过烟霭尚浓，辨不清楚，只见一线银光，界住空蒙的翠色。天上紫铜色的云像厚被一样，将太阳包裹起来；太阳却不甘蛰伏，挣扎着要探出头来，时时从云阵缝隙处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银箭。这银箭落在大地上，立刻传明散采，金碧灿烂，渲染出一幅奇丽的图画。等到我们都在葡萄地里时，太阳早冲过云阵，高高升起了。红霞也渐渐散尽了，天色蓝莹莹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处黄的栗树红的枫，高高低低的苍松翠柏，并在一处，化为斑斓的古锦；秋，供给我们的色彩真丰富呀！

    威尼先生田里葡萄种类极多，每一球不下百余颗，颗颗匀圆饱满。采下时放在大箩里，用小车载到他家榨酒坊。我们一面采，一面拣最大的葡萄吃；威尼先生还送来装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面包片充作点心；但谁都吃不下，因为每人工作时，至少吞下两三斤葡萄了。

    天黑时，我们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帮忙的人，同围一张长桌，都是脚蹬木屐、腰围围裙的朋友，无拘无束地喝酒谈天。玛丽女士讲了个笑话，有两个意大利的农人合唱了一阕意大利的歌，大家还请我唱了一支中国歌。我的唱歌，在中学时常常是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许多掌声。

    这一桌农家饭，我们吃得比巴黎大餐馆的盛宴还痛快。

    我爱我的祖国。然而我在祖国只尝到连续不断的破灭的痛苦，却得不到一点收获的愉快。过去的异国之梦，重谈起来，是何等的教我亲恋啊！

（选自苏雪林散文集《绿天》，北新书局1928年版）

大雁塔其实是一个人

孙天才

    记得岑参有一首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不知为何，在我从小到大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代僧人玄奘。

    大雁塔离我居住的新村很近，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站在乐游原上向西南眺望，那座六十四米之高的伟岸身躯就那样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

    其实，最早到西域求法的不是唐僧。从三国到东西晋到南北朝，史书上记载的离开东土到西天取经的就有一百七十人，但能够全身而归的却只有四十三人，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但这种西天取经的壮举，却成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不管佛教能否称得上真理，当时的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不断往西天求法的。这是僧侣的追求，也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传统。

    贞观三年八月，唐僧“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兰州，过凉州，过甘州，过肃州，唐僧是日宿夜行的。在抵达玉门关的时候，唐僧所骑的那匹白马死了。现在的疏勒河边还有一座白马塔，一颗曾经拴马的大柳树还存活在寺院门口。他又买了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收了一个叫石盘陀的徒弟。这时，捉拿唐僧的文书早已到达，但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成功了。那个羌笛怨柳春风不度的地方我去过，一座夯土的孤台上唯余了几面断垣残壁，前面的戈壁荒漠上就是散落的烽燧了，当地人叫白墩子。又是几天几夜的行走，到了第五座烽燧，也就是最后一座烽燧，那个叫石盘陀的胡儿深知，再往前就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死亡之地。这胡儿动摇了，也是想着协助偷渡出境是死罪，也是想着前途渺茫去也是死，就动了抽刀杀师的念头。但唐僧闭目端坐，念珠如常，那种沉静如佛的庄严令这个凡夫俗小还刀入鞘了。

    在八百里浩瀚无边的莫贺延碛，一个大唐的苦行僧孤身而西，人兽的骨骸是生灵的路标。在漫天扬卷的黄风黄沙中，唐僧随身携带的水袋不慎掉在沙土上。水尽则命尽呀！他牵马往回走了。可他突然想到，他是发过誓的，不到天竺，绝不回头，宁愿朝西而死，也不东回一步。就这样，又西行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意志再也撑不住他的身体，他躺倒了。或许是有佛祖在冥冥护佑，那匹老瘦的红马拖着他走，前面是一片水草丛生的绿地……

    就这样，出了流沙，到了伊吾，到了高昌。又西行千余里到了天山，那里海拔四千多米，月佘的踏雪卧冰自不须说，在高昌剃度的四个徒弟已有两死，二十五个使役冻毙者十之六七，三十匹牛马也死之将尽了。但这个人依旧义无反顾，千里万里，一路向西，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越白山黑岭，穿江河泽川……

    就这样，历经十八个春秋的千难万劫，一个大唐的和尚携带着三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回到了他的祖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那是一种怎样举国相拥的盛隆啊！

    我知道，矗立在大慈恩寺西院的那座塔，是唐僧“亲负篑箕，担运砖石，首尾两年，功业始毕”的。我也知道，这座塔之所以叫大雁塔，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中那只舍身而死的大雁菩萨般慈悲显灵的传说。一部《西游记》已让这个人家喻户晓，一座大雁塔也让这个人名留千古而不朽。这个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赐号“三藏法师”。这个人活了六十四岁，大雁塔高六十四米。

    真的，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眺望西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是一个人。有人说，大雁塔是西安人心中的一枚印章。我以为，大雁塔抑或是一种颇有典范意义的民族性格或中国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缙云的古风

鲍尔吉·原野

    ①在缙云，我喜欢仰面看天空的云。这里多山，朵朵白云围绕山峰，缠绵不走。虽然我知道缙云的地名不关云的事，它是轩辕黄帝的号。史记记载，黄帝又曰缙云氏。当年黄帝氏族从西北高原迁移到古越族聚集的浙江中部，建立了以缙云为名的方国。唐武周时代，即公元696年，县名改为缙云。但是地名有云，来客难免要往天空张望。这几天雨歇，天上一派好云。白云似城垣，如马队，浩浩荡荡地川流而过。它们在地上的随从则是迂回奔走的好溪。好溪也是一个好名字，在江河前面直接加一个好字，恐怕只有缙云。水利万物而莫争，当然好。

    ②前面说黄帝在这里建立了缙云国，是传说。而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公元239年，缙云人在海拔1200多米的古方山上修建了一口方塘，即水库，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浙江最早的山区水利工程。你没法想象，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去修一个水库。

    ③缙云人崇拜山，当地方言把山称作山娘，他们把崇山峻岭看做母亲。乡间秋收，农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山娘。筑路造屋，开工之前也要祭山娘。缙云人认为，山上的鸟兽草木是山娘的子孙，土地是山娘的皮肉，不得随意毁伤。这真是可爱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环保，实为共生。在这里，哪家人屋里如果爬进了蛇，当地人不会把蛇打死，而要点上熏香把它熏跑。缙云人上山垦田，人站高处，锄头放在下面，由下往上挖；而不能对着山头举起锄头，以兹表达对于山娘乃至大地的崇敬。

    ④说到缙云的山，自然要说鼎湖峰。传说轩辕黄帝当年来此地，相中的就是这座鼎湖峰，于是定居于此，并把这座山命名为缙云山，也就是黄帝山。黄帝在鼎湖峰顶上铸鼎炼丹，最后驾龙升天去也。之后，缙云成为古时江南祭祀轩辕黄帝的中心。

    ⑤鼎湖峰拔地而起，上下同圆。它固然是一座山，但把它叫做石柱更合宜。在苍翠的山峦之中，在好溪的喧哗声里，突兀而立的鼎湖峰引人遐想。我第一眼看到鼎湖峰，便觉人类的渺小，只能站在地面上仰之望之，如果环绕此峰观察一下该有多好。再一想，飞鸟幸福啊，它们可以围着鼎湖峰飞无数圈，累了在上面栖息。

    ⑥期望环峰飞翔的人，不光我一个。宋代诗人柳绅初到缙云时，惊叹于鼎湖峰的雄奇，留下一首诗：“独出诸峰表，周围百丈圆。千寻雄镇地，万仞上摩天。湖浪动星际，莲花生日边。终当驾云鹤，绝顶会群仙。”他想象自己骑着云中的仙鹤，到达鼎湖峰绝顶，去拜会群仙。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曾为鼎湖峰所倾倒。南朝宋永初三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他赴任路上经过缙云，改乘竹筏，走好溪水路。他在《归途赋》中叹曰：“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常在，经盛衰而不易。”在《游名山志》中，谢灵运再度写到鼎湖峰“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好风景经过谢灵运的夸赞，传播士林，咏叹缙云的诗篇越来越多。李白在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开篇写道“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神往鼎湖峰的大诗人还有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缙云一游。他听说鼎湖峰顶有黄帝置鼎而塌陷形成的湖，湖上生莲。他想，倘若劲风吹过，峰顶的湖水会不会随风而落，形成高天散雨的奇观呢？白居易为此留下一首诗：“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做不出这样的好诗，但比古贤幸运的是可以坐缆车观望鼎湖峰。缆车在山峰后方，一路攀升到山顶，可窥见鼎湖峰顶全貌。放眼望去，几近梦幻。

    ⑦鼎湖峰边上的苍龙峡口，东晋时即建有祭祀黄帝的缙云堂，它是有史记载以来江南最早祭祀黄帝的建筑。唐乾元间，经缙云县第一任太守李阳冰奏准，缙云堂改名黄帝祠宇，李阳冰题写篆额。李阳冰的篆书与李斯并称“小篆二李”。这些年，逢清明节与重阳节，当地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祭祀。重阳节由地方政府主持公祭，清明节则是民祭黄帝的节日。

    ⑧我喜欢考究方言，尽管并没有语言学的基础。我十分崇拜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他同时又是音乐家与作家。他写的自述，让人百读不厌。赵元任通33种汉语方言，可以用口技的方法，模仿一个人从北京出发，周游全国，从东北返回的经历，用各地方言表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特产。方言实为历史的活化石。我跟缙云人聊天，发现这里的方言遗存着明清之前的古语，或许还有古越国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人”称之为“丁”，一如汉代的称呼。小伙子，他们称“后生丁”。“大丁”指成年人，“老髯丁”是老人。称“女孩子”为“婉转尼”，过门的新媳妇叫“新妇”，与《陌上桑》的称谓一样。唐宋时期的词语也保留在当地农民的言谈中。“走过去”这句话，当地人发音“往过克”。“去”的读音为“克”，这是明代以前的发音。明清之后的汉语，名词后面爱加“子”字，比如桌子，椅子。而缙云只叫桌、椅，不加“子”，保留明代以前的读法。从他们语言的古朴，想到缙云的百姓把山称之为山娘，认为鼎湖峰是黄帝炼丹的道场；而他们的语言中又保留着好多古音，这就是文化，文化应该源远流长，有山水和人的血脉气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7月0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