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永恒的文赤壁

曹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老安羊杂碎汤

李佩红

    从这里搬到那里，人老了，食物不老。

    羊杂碎汤仍然是老味道。老安羊杂碎汤在焉耆卖了几十年。

    从前，焉耆没有羊杂碎汤，这种小吃是100多年前回族人从口里带来的。假如时间向后倒退100多年，你能看到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群一群从陕西、山西、河州、湟水落荒而逃的回族人，他们心里面揣着对故土的思恋和忧伤，扶老携幼、神色仓皇、衣衫褴褛，凄凉而又孤独，走在被无数人踩踏出来的砾石路上。向着西方，顶着风沙，一直走，一直走，进新疆，过迪化，翻二沟，抵和硕……似乎前方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迫不得已背井离乡的人是连根拔起的小草，他们得在饿死、累死，病死之前，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中的人谁也没有料定，此生会被焉耆这片古老而渺远的土地收留、供养。

    从口里逃难来的回族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品和工具，还有智慧、丈化、宗教、习惯和饮食，其中羊杂碎汤是他们的特色饮食之一。时过境迁，羊杂碎汤被焉耆回族人赋予了新的味道。说起来，羊杂碎汤的做法并不难，只不过是把羊的头、蹄、肚等杂碎收拾干净，放进水里炖熟，再调入葱、姜、蒜、红辣椒等佐料。

    老安做羊杂碎汤比别人舍得下工夫。他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先熬骨头汤，再把生姜、草果、八角、香叶、大葱、辣子等互不相干的调料添进去，再放入杂碎慢火炖四五个小时，等中午一两点时间到了，香味完全拱进杂碎里，一道美味的羊杂碎汤便可出锅了。时间短了，杂碎硬，口感差；时间久了，杂碎太绵，没嚼劲。一锅味道足够的杂碎汤，和老安的心情、调味的品质、杂碎的鲜嫩、水的好坏，甚至菜板的干净与否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食物之间讲的也是个因缘，它们原本生长在彼此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在同一时间里经火与水的调和与磨炼，最终相和相融相互完美，成就一锅美味。

    “这支由勇敢的商业家和航海家组成的民族，在东方古国的人海里挣扎，以防沉没。他们用唯一的一条船保证自己的种族在历史中向前航行，这条船就是伊斯兰教。”（散文家周涛语）当然，连接这条船的还有共同的饮食文化。只要有回族人居住的地方，肯定有羊杂汤、粉汤、油香、泡泡油糕，别小看这一点，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一把开启神秘大门的钥匙，一条连接回族族群的纽带。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如回族这般分散，星罗棋布。但是，无论时间和空间相隔多远，他们都顽强地保持着吃相同食物的习惯，初见，只一碗羊杂碎汤，立刻会确认彼此的身份，拉近彼此的距离，拉近彼此的心。

    在新疆生活久了的汉族人，出门在外都喜欢选择回族餐厅就餐。回族人出名地爱整洁，对一切事物信奉至清至真。老安认为，饮和食是件严肃的事情，严肃到与心有关。老安在做羊杂碎汤时心很清真，清即清洁，真即货真价实，不欺不瞒。老安说，制作食物和唱歌、跳舞一样，你用不用心，观众能感觉到，食物的优劣，舌尖也一触便知，欺骗别人，轮回到最后，即欺骗了自己。至于卖一锅汤赚多少钱，似乎与他无关。老安很享受制汤的慢时光，他感谢上苍给予的馈赠。老安想到他活到古稀年纪，身体仍然健康硬朗，心里倍感欣慰。老伴慈温，儿孙满堂，生活安适，这不就是百年来向往的日子。老安想要时光慢下来，再慢下来。他在重复而细碎的时光里，把一锅一锅羊杂碎汤细火慢炖，使香气收敛，绵绵散出，不至于消失得太快。一个人的喜悦与幸福融进汤里，这就不再是单纯的羊杂汤了，而是老安一生的修炼，一世的禅悟。

    味道好的话，哪个角角巷巷里都有人来吃呢；味道不好嘛，你把人抬上来人都不吃。你说对不对？老安的回族新疆话味道和他的羊杂碎汤一样纯正，他把说字说成佛，把卷子说成航子。老安头戴一顶回族白帽，脸膛红黑，像个农民。老安告诉我，他从前就是农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来到县城卖羊杂碎汤，一开始做得不行，慢慢地摸索着做，生意才越来越好。现在，他的羊杂碎汤一天至少卖出去一两锅，距离焉耆3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昌吉的，还有库尔勒的许多人周末专门开车来吃他做的羊杂碎汤。自己吃了不够，还买了带回去。一个农民凭自己几十年努力，把普通的羊杂碎汤做成焉耆县的一道招牌，算得上是一种荣光。

    焉耆，有老安这样的回族人，犹如他做的羊杂碎汤，色香味俱全了。

千年庭院

余秋雨

    ①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浪潮，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②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了自己。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③我在这个庭院里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④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长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项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无法落实的原因。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⑤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⑥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

    ⑦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⑧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⑨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

（有删改）

    ①王利发对秦仲义说：唉，一边做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得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②常四爷对二德子说：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③秦仲义对王利发说：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哎，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话剧《茶馆》通过个性化语言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是《茶馆》的特色之一。阅读下面几段台词，说说它们各自表现出人物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每段用不超过4个字的词语概括。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