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已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十字勋章

（法）巴比塞

    由于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我们进入了加拉各村。村子里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只有几个漆黑的人影儿在墙上警戒着。

    大家隐蔽在矮茅屋后面，子弹上膛，步枪平托，一切就绪。在我前面，有两个黑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默默无声，一动也不动地紧偎着。我瞄准了右边那一个，暗自思忖道：他们两人没完没了地在谈些什么呢……

    一声号令!我们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射，有如晴天霹雳。时间并不长，两分钟而已，这些漆黑的人影儿，全都呜呼哀哉，被打发回老家去了。他们好像钻进了地底下，又好像烟雾似的，风吹云散了。

    我却记得很清楚：两个黑人，在我前面，我举起步枪，瞄准了其中一个。这两人后来我又见到了：因为我几乎绊倒在他们身上。就在前不一会儿，他俩还不言不语，模样真够滑稽，现在却变成了尸体，倒在长凳下。这是两个小黑人，一男一女，身子蜷缩，相互紧抱着，酷似两只紧握住的手……是一对恋人!这件事总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萦绕在我的脑际，以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不禁有好几次以此来说笑逗趣。

    后来，我的脑子完全糊涂了：狂食暴饮，呼嚎吼叫，手舞足蹈，挤鼻子弄眼儿，乱蹦乱跳。突然，脑壳上一阵剧痛……我跌倒了……不省人事。

    六个星期以后，在圣路易医院我才恢复了神智：一天早晨，我睁开了两眼，四周呈现出一片白色，散发着一股碘酒气味。

    此后旁人陆陆续续地告诉我所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连队过于疏忽，滞留在那被征服的村子里，而且倒地酣睡。因而，回家来的敌人杀尽了我们全部的人，全部，一个也没剩。

    “那么我呢?”我问。

    他们告诉我，说运气救了我，一所茅屋倒塌了，断墙土块把我压倒在下面，但是却把我遮盖住了。第二天，远征军的主力重新占领了村子，洗劫了全村，终于把罗洛贝族人杀得一干二净，还从掩盖着我的坍塌的碎块堆里，拉着我的两腿，把我拖了出来。

    ……不过更妙的事还在后头：总督来到我的床前，亲手颁发给我五等荣誉勋章。

    没多久，我伤愈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佩戴着我荣获的勋章回到故乡去。盼望已久的日子来到了：七月的一个清晨，我抵达维勒福城。我穿上了我原来的那件军大衣，挂上了我的新勋章，昂着头，迈着方步。

    天啊!多么了不起的欢迎会!车站，乐声响连天，列着队的少女，年幼的和年轻的，全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摇着旗子，挥着花束。

    人们把我拥到市政厅去进午餐。席前，席后，没完没了的演说，所谈全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大家称我：“塞内加尔的英雄”。

    大家散了席，外面还有陪送的人群，他们一直排到村镇的尽头，言之无物的演说，巴尔贝大爷的敬酒，最后是一场令人受不了的拥抱，这样，大家才散了……我终于在朦胧的夜色中，独自来到了工厂区附近。

    我沿着教堂旁边的小石子路走回家。夜色已降临，我不时地眨着眼睛，两眼还在冒金星，难道是他们的香槟酒和他们错综复杂的大道理把我的神智搞糊涂了吗?我多少有点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忘却了自身的一段经历：我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功勋，就像我全然不曾有过什么功勋似的。

    ……这时，在一个拐角上，我透过昏暗的月色，发现有两个人，互相紧偎着坐在庄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们像是手拉着手，谁也不说话；不过，他们似乎沉湎在一种共同的寂静之中，仿佛全神贯注于一件重要的事情。朦胧的夜雾中，一点也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只能分辨出他们的形体和察觉出他们胜似语言的那种内心的交往。

    “哎呀!”我叫了一声，又站住了。

    两眼直望着村镇深处的这个拐角，骤然间我恍如看见了另外一个村庄，现在它已被消灭殆尽，这个村子和全体居民，最要紧的是那两个小黑人，都已从这地球上消逝了。他俩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虽然只看到他们的形体，只察觉到他们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这对小黑人，由于夜色的简化作用，就和这里的两个人影一模一样。

    这两个影子，那两个黑人……我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实在是太傻了，但我确是发现了。人们酒喝得过量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天真，头脑也简单起来，我一定是相当醉了，因为这种可笑的联想，本来应该使我发笑的，却使我哭了。我的手伸向十字勋章，把它从胸前摘了下来，很快地塞进口袋深处，好似一件偷来的东西。

【注】《十字勋章》是巴比塞的以描写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名篇之一。小说以19世纪法国发动的一场侵略非洲的战争为背景。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阔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动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红高粱

莫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冷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腿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略有改动）

忆白石老人

艾青

    1949 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画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画知了、蜻蜒的翅膀像薄纱一样；他画的蚱蜢，大红大绿，很像后期印象派的油画。

    他画鸡冠花,也画壮丹,但他和人家的画法不一样,大红花,笔触很粗,叶子用黑墨只几点；他画丝瓜、窝瓜;特别爱画萌芦;他爱画残荷,看看很乱,但很有气势。

    他也画山水,没有见他画重峦叠嶂。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他一张山水画上题:“子用自家笔墨写山水,然人皆以余为糊涂,吾亦以为然。白石山翁并题”。印章“白石山翁”。

    后在画的空白处写“此幅无年月,是予二十年前所作者,今再题。八十八白石”,印章“齐大”。

    事实是他不愿画人家画过的。

    我在上海朵云轩买了一张他画的一片小松林,二尺的水墨画,我拿到和平书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是假的,我要他一同到白石老人家,挂起来给白石老人看。我说:“这画是我从上海买的,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的。”署名齐白石,印章是“白石翁”。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大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

    这张画是他 70 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他对自己的艺术是很欣赏的,有一次,他正在画虾,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一边对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他挂了三张画给我看,问我:“你说哪一张好?”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懂得。”

    我曾多次陪外宾去访问他,有一次,他很不高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我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他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

    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张纸条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哪,诗写的不坏,出口能成腔。”我接过来一看是柳亚子写的,诗里大意说:“你比我大十二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我感到很惊奇地说:“你连柳亚子也不认得,他是中央人 政府的委员。”他说:“我两耳不闻天下事,连这么个大人物也不知道。”感到有些愧色。

    我有几次去看他,都是李可染陪着,这一次他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要他到香港去。我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那儿许多人是从大陆逃亡的……你到香港,半路上死了怎么办?”他说:“香港来人,要了我的亲笔写的润格,说我可以到香港卖画。”他不知道有人骗去他的润格,到香港去卖假画。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不在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会有多久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

    他逝世时已经九十七岁。实际是九十五岁。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