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学科内部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学术集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能够将一个时代的学术推向高峰。考察两宋时代的学术发展，两宋士人学术共同体的昌盛便不可忽视。因宋代道学发达，或可名其为道学共同体。

道学共同体是由宋代部分持共同价值观、道德立场和学术取向的儒家形成的团体。道学家与汉唐儒家不同。汉唐儒家多致力于寻章摘句、解释经典，虽然在整理与保存儒家经典方面贡献颇多，但在学术与思想方面颇为缺乏创造性。而宋代道学家以继三代绝学，挽日下世风，兴仁义道德，正己心人心，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穷究天理人性，讲求修身之道。

道学家与宋代其他儒家亦有三个明显区别。就仕途而言，道学家往往两栖于学堂与官场，存庙堂之志，而以学堂为主；游离于政治，而对政治不忘。因此，他们与身居庙堂之儒有不同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价值取向而言，道学家更趋向向内追求和终极追求。他们对己追求居敬，自诚致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他们的终极追求则希望实现道德完满，以及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圣贤境界，并因这种追求而不与现实妥协。就理论而言，道学家更趋于哲学化。这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在向内的追求影响下，他们从事学术探索时都从诚意正心、居敬持正出发，不求闻达，潜心求索；而在终极关怀的影响下，他们都试图构建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两宋道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家的原因。

道学共同体是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方面，“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淫，士习日趋于卑陋”，故而收拾人心，修齐治平，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制度方面，北宋自太祖起便重视文治，政治一般出于有学术涵养、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之手，宽松的政治制度，也为道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文化方面，官办和私立书院得到很大发展，自由讲学的风气一时盛行。如二程、朱子等道学大家，都曾讲学、辩论于书院，书院也因而成为道学共同体发展的依托。

宋代道学共同体，据《宋史》记载，仅包括北宋五子、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这种界定固然有些狭窄，但他们身上确实更突出地体现了两宋道学家的特色。他们虽然出身各有所本，性格各异，仕途经历不同，为学风格与理论内容亦各具特色，然而正是这些道学家形成了道学传统的核心，他们之间各具特色的传承、交流和争论促成了道学共同体的发展。北宋五子虽没有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但在南宋朱熹等人的自觉构建下，事实上形成了发端于北宋并对后代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学共同体。道学家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承担着传承道统的重任，在具备当时学术精英的共同特征之余，更有自身特色。那就是，包容创新的魄力、经世济民的抱负，以及对人格圆满的追求、对格物致知的理性思考。

（选自罗旻《宋代道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特征》，有删改）

    我国民俗摄影自兴起以来，始终在民俗文化的继承、保护、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为之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日渐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今天，民俗摄影不断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逐渐兴盛起来。民俗摄影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但拍好民俗实属不易，其前提是要深刻认识和理解民俗摄影的本质及真谛，在取与舍上下功夫。

    民俗摄影应去伪存真。民俗摄影以纪实为原则，本质是真实再现民族历史、诠释民族文化，其作品的灵魂是它的真实性。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应该是民俗文化的缩影，通过现场客观记录，真实反映民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自然状态，在此基础上拓展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今，一些地方为达到不同的目的，民俗表演形式越来越多样，如果拍摄者对所拍民俗活动事前不了解、不研究，在拍摄活动中就很难把握关键，甚至被一些制造出来的“伪民俗场景”牵着鼻子走。民俗摄影者不可以逸待劳，过度强调自己的主观意识，要有历史学家考证历史的严谨态度，不断深入学习和研究所拍主题，以及与民俗活动相关的宗教、历史和艺术文化，用理性去实录民俗活动，让图片表现历史文化遗存，真正使民俗摄影不失真、不失据。

    民俗摄影应以小见大。富有长久生命力的照片都是以小见大，并能打动人心的。照片背后的东西远比照片本身更重要，单靠视觉冲击力的作品难以长久。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既能全面记录民俗活动，为继承、保护民俗文化搭建平台，又可以全面展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将民俗文化发扬光大。拍摄时，要从小处着手，抓住能代表民俗事项本质属性的突出特征。只有点、面结合，主体、客体、陪体相得益彰，创作者才能很好地把握叙事情节和抒情达意的融合，让受众系统了解、欣赏民俗文化的真正内涵和魅力。

    民俗摄影不可舍近求远。“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识庐山真面目”、舍近求远、贪大求洋、创作选题盲目等，是目前拍摄民俗的一些显著问题。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李泛曾多次深入我的家乡云南寻甸拍摄大量有关彝族的生活题材，成果丰硕。在交流中，他勉励我们立足本土，充分发掘寻甸这个民俗拍摄的宝库。通过拍摄和积累，我也深刻认识到，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题材可以让自己在拍摄上得心应手。民俗摄影就在身边。

    民俗摄影不可急功近利。巴西摄影家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花了八年时间筹备摄影展“起源”，这是他众多摄影专题中的一个，其作品完美与震撼的背后是摄影家的辛勤付出。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未尝不需要这样的积淀。只有放眼脚下、潜心钻研，对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一个一个专心挖掘和拍摄，长期坚持，才能不断积累起全面而系统并且具有一定价值的民俗影像资料。

    民俗摄影的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对视与理解，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摄影小视窗，民俗大舞台。只有真情投入民俗摄影创作，小视窗中的画面才能具有生命力，民俗摄影的真谛才能彰显，也才能为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节选自2016 年1月17 日马克军《光明日报·民俗摄影的取与舍》）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 “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材料一：

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77.6亿件，同比增长25.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396.7亿元，同比增长23.7%。

分业务类型看，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50.8亿件，同比下降0.2%；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220.4亿件，同比增长33.9%；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6.3亿件，同比增长21.2%。

分区域看，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80.1%、12.6%和7.3%，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80.5%、11.1%和8.4%。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0.2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基本持平；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下降0.2个百分点。

（摘自2019年07月1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2019年6月邮政业消费者申诉情况通告。通告显示，国家邮政局和各省（区、市）邮政管理局6月共处理消费者申诉44844件，申诉中涉及快递服务问题的42840件，占总申诉量的95.5%。

6月，邮政业消费者对快递服务问题申诉42840件，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10.1%。邮政业消费者对快递服务问题有效申诉1479件，环比下降5.7%，同比下降68.5%。

邮政业消费者对快递服务有效申诉的主要问题是投递服务、快件丢失短少和快件延误，分别占有效申诉总量的35.6%、21.2%和18.6%。快递服务问题有效申诉量环比增长的有违规收费和快件延误问题，同比均呈下降趋势。

（摘自2019.7.22《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快递员事先没通知一声，就把快件投递进了智能快件箱，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日前，国家邮政局公布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从今年10月1日起，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否则此类情况算违规。

    此番新规定的“快递投放快件箱需要征得用户同意”，是快递公司与收件人的一种契约，是依法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利于促进快递业的规范发展，减少无谓纠纷，倒逼快递末端服务精细化，值得期待。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快递柜公司、快递公司、用户三方应该照顾各方利益。逾期费怎么收，收多少应该进行明确规范，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从而减少三者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使快递业能健康有序发展。

（摘自2019.7.22《新京报》，有删改）

材料四：

    记者日前从国家邮政局2019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绿色包装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今年4月份随机检查情况显示：快递包装减量化成效明显，电子运单使用率已达95%；寄递企业二次包装占比逐渐降低；可循环中转袋推广应用深入推进，已达到50%；45毫米“瘦身胶带”得到全面推广。

    在推进包装绿色化方面，行业探索推进步伐明显加快。邮政企业在30个省完成配发绿色包装箱，在北京和河南试用可降解包装袋。

    在推进包装减量化方面，推广应用成效更加凸显。寄递企业通过推广使用电子面单、规范包装操作、减少胶带使用、印刷减量等措施推进包装减量化，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95%以上。邮政企业进行系统升级，推广使用一联面单。邮政企业已有23个省完成窄胶带采购使用。

    在促进包装循环利用方面，行业亮点做法不断涌现。邮政企业试点投入可循环包装箱，回收率达100%，使用中空板可循环信盒，材料重量减轻60%以上。

（摘自2019.7.16《工人日报》）

材料一：

有文化历史学者说：“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指导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民法典在价值理念、一般条款、具体制度、倡导性规定等方面，均体现了对中华法系“有典有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当代立法者深入挖掘中华法系的价值内涵，在民法典中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法系“善”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法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载体。民法典第1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部法典的价值统领。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第7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法典设定的诸多有关“善意”的规定，都是以传统法中“善”的价值理念来填充现代的一般“善意”条款（包括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善意占有等）。民法典第10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将习惯作为法律的辅助性渊源，可以把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纳入民法体系之中。民法典物权编专设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了与土地所有权并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可以在中国传统法的“一田二主”“业主与典权并立”中找到依据和制度原型，超越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通常采用的德国物权法理论。民法典第五编以“婚姻家庭”命名，重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原自中国传统法以“户婚”为枢纽的制度理念，有别于大陆法系民法只规定婚姻、亲子关系、监护权。“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虽然是提倡性规定，但超越了个人主义民法而体现了传统法精神，把个人、家庭、社会连接为一体。

我国民法典有1260个条文，与2281条的法国民法典、2385条的德国民法典相比，是一部精简的民法典，体现了中华法系“有典有则”的结构设计。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主要规定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不追求为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提供具体规则。民法典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在其基本原则、体系框架的统摄之下，还会有民事特别法、民事司法解释、民事指导性案例等，提供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典”与“则”共构形成一个既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民法体系，诠释了法典和谐、良善的秩序理想。

（摘编自张生《民法典：传统“典则”理念与体系的传承发展》）

材料二：

民法典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4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相关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经过5年多的努力，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颁布实施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适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的客观需要，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是新时代厉行法治的权威宣言。民法典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妥善处理民法典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适应民事立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民法典在编纂时保持一定前瞻性和开放性。比如，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对知识产权作出概括性规定，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出可依照其他立法进行保护的援引性规定；增加“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人格权单独成编；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等。这些制度创新无疑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民法典对公权力行使进行了更加严密的规范。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时，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这些规范对促进公权力依法履行职能、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民法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法，必将更好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

（摘编自冯军《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