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看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把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爷爷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地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有了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地多嚼几把黄豆，还娶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地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

    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要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音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房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把它们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

    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黄昏

英·萨基

    诺尔曼·葛尔特茨比坐在海德公园的长凳上，背向着公园栏杆围起来的长方形草坪。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只有那微弱的月光和点点星星的亮光冲淡着昏暗的夜幕。马路和人行道都空落落的。然而，就在这若明若暗的夜色中仍有不少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在活动着。他们有的荡来荡去，无声无息；有的把自己点缀在长凳和木椅上，一点儿也不显眼，在昏暗中，他们的身影已经无法辨认清楚。

    葛尔特茨比此时心事重重，眼前的景色与他此刻的心情完全和谐。黄昏，在他看来，是失败者的时刻。经过奋斗仍不免遭到惨败的男男女女，在这日薄西山的时候纷纷出来活动。他们把失掉的好运、破灭的希望深深地掩藏起来，躲避着好奇者的寻根问底。他们寒酸的衣衫，压弯的双肩，忧郁的目光，在暮色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码，他们不会被人们认出来。

    长凳另一端，就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从他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和社会抗衡，但是他的气概已趋衰退。坐了一会儿，老人起身离去。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

    空出来的位子几乎立刻就被一个年轻人所占据了。年轻人衣着虽然比较考究，但是他面部的神情并不比那位老人开朗。新来的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同时嘴里还狠狠地骂了一声，吐字之清楚就好像是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称心如意。

    “看来您心情不大好啊。”葛尔特茨比说道，心里揣摸着年轻人的这番表演准是为着引起他适当的注意。

    年轻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坦然得令人不能产生一点怀疑。但是葛尔特茨比反而因此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要是陷入我的困境，您的心情也好不了，”他回答说，“我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傻的事。”

    “是吗?”葛尔特茨比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今天下午到的伦敦，本打算在伯克夏广场的伯塔刚尼安饭店落脚，”年轻人接着说道，“可是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饭店在几个星期前给拆掉了。旧址上盖起了一家影剧院。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介绍了另一家旅店，远一点儿，可我只好去了。我刚给家里人写完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就出去买香皂了——我讨厌旅店里的香皂，可自己又忘记准备了。我在街上溜达一会儿，在酒吧喝了杯酒，又逛了逛商店，然后转身回旅馆。就在这时候，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记住旅馆叫什么，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上。这多么尴尬!我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当然了，我可以打电报给家里人，叫他们把地址告诉我，可是这封电报明天才能收到，而眼下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一先令。买了块香皂，喝了杯酒，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兜里只剩下两便士，只怕要落得个流浪街头，无处栖身了。”

    年轻人讲完这段故事后，出现了片刻沉寂。这种沉寂是意味深长。“您大概想，我讲的这段遭遇荒诞无稽吧。”年轻人随后接着说道，语调里多少带着点委屈的口气。

    “这事也并非不可能，”葛尔特茨比像法官审理案件似的说，“记得有一次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个外国的首都。不过那次我们一行两人。事情显得更离奇了。幸好我们还记得旅店紧靠条什么运河。一找到运河，我们就顺着它找到了。”

    听完这段往事的叙述，年轻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国外，我还不会这么发愁，”他说道，“总可以找到领事馆，得到必要的帮助。可是在自己国家里，一旦陷入困境，真是束手无策。我大概得到河堤上过夜了，除非能找到个够朋友的人，他能相信这是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因为您并没有认为我这段遭遇过于荒唐。”

    年轻人往这最后一句话里倾注了不少热情，就好像他有意向葛尔特茨比表示，葛尔特茨比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够朋友的人的必要条件。

    “然而，”葛尔特茨比慢吞吞地说，“这段故事里的破绽就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来。”

    年轻人连忙向前探身，在大衣口袋里忙乱地摸了起来。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准把它丢了。”他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声。

    “一个下午就丢了家旅馆，又丢了块香皂，这只能说明您存心粗枝大叶。”葛尔特茨比接着说道，可是年轻人没等他话音落地就走了。他顺着小路溜掉了，头昂得高高的。不过，在他那高傲的表情中，总显得有几分疲倦的样子。

    “说来怪可惜，”葛尔特茨比想道，“整个故事中只有出去买香皂这一点有说服力，然而在这细节上露了马脚。他要有一点先见之明，就应该事先准备下一块香皂，包装和封记都要跟刚从铺子里买来的一样，那他准可以成为这一行业里出类拔萃的人。干他那一行，什么都得事先想好。要有这种能力，而且是无限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个歪才。”

    想到这里，葛尔特茨比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就在这时候，他惊讶地、关切地喊了一声。只见地上，在长凳边上，失落着一个椭圆形小纸包，外表和店主人精心打上封记的一样。除了是块香皂，还能是什么!准是那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来的时候从衣兜里掉出来的。

    说时迟，那时快，葛尔特茨比立刻顺着那暮色笼罩着的小路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穿浅色大衣的年轻人的踪影。就在他遍寻不见，已经感到无望的时候，忽然他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站在马车道的路边上。年轻人神态犹豫地站着，显然拿不定主意，是从海德公园穿过去好呢，还是直奔耐茨布里支的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当他听到葛尔特茨比呼喊他的时候，他带着几分敌意，好像准备自卫似的猛然转过身来。

    “能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葛尔特茨比说道，伸出手来把香皂递了过去。“一定是您坐下来的时候从大衣兜里滑出来的。您走后，我在地上发现的。我曾经对您不信任，您一定要原谅。那时一切证据都对您不利。如今，既然我听取了香皂的证词，我想我也应当服从它的判决。您如不嫌弃，我可以借给您一枚二十先令的金币……”

    年轻人连忙接过金币，放进兜里，从而解除了这个问题上的疑虑。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葛尔特茨比继续说道，“您这星期哪天还钱都可以。这儿是您那块香皂。可别再丢了，它可是您的好朋友啊。”

    “幸好给你找着了。”年轻人说道。接着，几句感激不尽的话脱口而出。声音还有点呜咽。他朝着耐茨布里支方向急忙跑去。

    “这孩子真可怜，差点哭出声来，”葛尔特茨比自言自语地说，“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困境中脱身，这种慰藉降临得太突然了。这对我也是个教训，不能自作聪明，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情况就给一个人下判断。”葛尔特茨比顺着原路往回走去。经过那条长凳时——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长凳下面和四周望来望去，捅来捅去。葛尔特茨比认出这就是刚才同他坐在一起的那位老人。

    “您丢什么东西了，先生?”他问道。

    “对了，丢了一块香皂。”

药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① ， 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便出了门，走到街上。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白天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横肉的人只是嚷。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夏瑜^②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得了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节选自鲁迅的《药》，有删改）

【注】①洋钱：指银元。银元最初是从外国流入我国的，所以俗称洋钱；我国自清代后期开始自铸银元，但民间仍沿用这个旧称。②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秋瑾在徐锡麟被害后不久，也于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政府杀害。

荒芜

    老张的儿子在城里混得不错，买了楼房，接老张到城里，让老张享享福，老张高高兴兴地跟儿子进了城。

    进了城的老张高兴没几天，就郁闷了。不是儿子媳妇对他不好，不好能接他进城吗？也不是他们看不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饭前便后不洗手，晚上不洗脸不刷牙就上床，而是老张自个儿郁闷了。儿子问郁闷的老张：“爹，咋了？哪儿不舒服？ ”老张一声叹息：“没不舒服。”儿子就笑了： “没不舒服你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老张就又一声叹息：“这城里有什么好啊？哪儿都是硬邦邦的，连地气都接不上，连点泥土味都没有。”儿子就解释说：“干净嘛，你想闻泥土的味，楼下不是有花池嘛。”老张就哼了一声：“那也叫泥土？巴掌大的一块地儿，况且，哪有一朵花，净是杂草。”儿子说：“这院子是大家的，不是自家的，谁肯花钱种花啊！这楼区现在还没物业，花池子不荒着还能咋的？”

    老张眼睛就一亮说：“那我收拾收拾种点菜行不？ ”

    儿子一愣，犹犹豫豫地说：“应该行吧。”

    老张立刻下搂，手脚并用，片刻就把杂草清除干净了。又去买了一把小铲子，细细地把泥土翻了一遍，就去买了小白菜、水萝卜的种子。

老张火热朝天忙碌着的时候，很多住户都围了过来，看老张忙碌，有些惊奇，网老张做什么。老张乐呵呵地说：“种菜。”住户们一怔，摇着头笑，冲老张儿子住的楼层指指点点，嘀嘀咕咕的。老张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也朝儿子住的楼层看，儿予在阳台上看到住户们指指点点，就冲老张喊：“爹，你快上来吧！”老张回应道：“快了，这就种完了。”儿子的声音就高了起来：“爹，你快上来吧！”老张嘴上应着：“完了，完 了。 ”手上仍不停忙乎。儿子很快出現在老张面前，拽起老张说：“上楼吧，吃饭了。”老张拍了拍手说：“都种下了。用不了几天，这菜就出来了！”儿于拽老张的手劲很大，几手是把老张拖上了楼。老张不高兴地说：“你用那么大的劲儿执我千什么？ ”儿子说：“我不该让你在花池子里种菜。”老张说，“我在花池子里种菜怎么 了？荒着也是荒着；要不闷死我了。”儿子就苦笑着说：“你没看那些人栺指点点的吗？ ”老张说：“看到了，他们嘀咕什么呀，也听不清。” “指定说我和你儿媳妇对你不好，不给你买菜吃，逼你去种菜。”“什么？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不行！我得下去跟他们说一说。”老张气得就要往下走，儿子一把拽住他：“别去了，你去说，他们又该以为是我逼着你去跟他们解释的呢，你儿子媳妇在他们眼中可就成了恶男刁妇了。”老张直跺脚：“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这可咋办哪？”儿子叹口气说：“别再下去管你种的菜了。”老张就十分痛苦地说了一句：“不管了，不能让你们受委屈。”

    老张没想到种的菜自己不管了，老天爷倒是“管”上了，一天一场小雨，他种的小白菜、水萝卜很滋润地冒出了头，蓬勃地生长起来。一看菜苗都出来了，老张坐不住了，偷偷下楼，侍弄起来。在老张的侍弄下，花池子里的小白茉、水萝卜长得葱绿一片，老张的心情也郁郁葱葱的。

    花池子里的菜可以吃了，老张在楼下晃荡了一天，告诉每一个进门出门的住户： “要吃小菜就可以薅啊！”可他们都只对老张笑笑，没有人去薅菜，老张就很郁闷地上了。……

儿子回来了。儿子的手绿绿的，沾满了菜汁。儿子的脸青青的，没有一丝好声气。老张看看儿子的手，又看看儿子的脸，跑到阳台上往下着，就着到花池子里的小白菜、 水萝卜都被薅出来，它们鲜嫩的身躯支离破碎，惨不忍賭。老张的心口猛地被撞击了一下，痛痛的。老张转回头看看儿子问道：“他们又说什么了？我让他们吃菜随便薅的啊！”儿子气急败坏地冲老张喊了一句：“这花池子是大家的，不是咱们家的菜园子。”老张的心里轰然一声，抹了一把脸说：“还是荒着好。荒着，人心就不都慌了。”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扎西的菜园子

邢庆杰

    扎西的菜园子，是来自山东的援藏干部老马帮扶着弄起来的。

    扎西本来对种菜不感兴趣，他已经习惯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放牧生涯。可当他看到老马什么都亲自动手，从翻地、施牛粪、扎棚、育苗，都盯在菜地里干，就不好意思推辞了。扎西一不好意思，干起活来的时候就特别卖力气。

    一转眼就要过中秋节了，老马休假回山东。临走，他对扎西详细地交代了管理菜园子的方法。回到家后的第二天中午，饭后，老马正斜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就听到扎西急促的声音：“马顾问！马顾问！你快回来吧！出大事了！”

    老马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他定了定神，说：“扎西，别着急，慢慢说，哪里出事了？”“是、是菜园子，菜、菜出事了！”扎西由于激动，有些语无伦次，“毒药，全是毒药，您快来吧！吓死人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毒药，全是红的，您还是快点来吧！我们一家都不敢在菜园边住了。”

    老马一听，这个问题严重了，现在，他们这个援藏点上的技术人员都回家过节了，只有自己跑一趟了。

    老马坐飞机赶到日喀则，又坐车来到扎西所在的牧区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来到菜园子门口，扎西不敢再往里走了，他指着里边，战战兢兢地对老马说：“那里，就是那里，全红了，像血一样红。”

    老马只看了一眼，就有种想哭的感觉。那一片红，是刚刚成熟的西红柿。

    想到自己大过节的赶了几千公里路奔到这里，只是因为西红柿成熟了，他就有些生气。但他转念一想，这也不能怪扎西，西藏这个地方，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以前除了萝卜土豆，根本就没有别的蔬菜，扎西从来没有见过成熟的西红柿，这是很正常的。

    恐怕，大多数生活在偏远牧区的藏族同胞，都没有见过像西红柿、黄瓜、茄子等内地司空见惯的蔬菜……想到这里，他感觉到鼻子酸酸的，心里沉甸甸的，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老马摘下一个大大的西红柿，用衣角擦了擦，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又摘下一个递给扎西，说：“你尝尝。”

    扎西看了老马一眼，他相信老马不会骗他的，就学老马的样子，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顿时，扎西瞪圆了眼睛，说：“好甜！这是糖菜呀！”

    扎西的菜园子丰收了，扎西一家吃不了，就到处送人。

    老马知道后，给他打电话说：“扎西！帮你种莱，不是让你送人的，你要去卖，以后，这就是你的一项家庭收入。”

    扎西惊讶地说：“卖？怎么卖？卖东西多丢人！”

    老马知道，传统的藏民，现在还保留着以物易物的习俗，他们还不习惯用人民币来交易。老马就耐心地对扎西说：“扎西，这些东西都是你花力气种出来的，还有大棚、种子等成本，别人拿去吃，给你报酬是应该的，就像你拿牦牛皮去换青稞一样。”

    在老马的说服引导下，扎西终于答应去卖菜了。老马帮着扎西把已经成熟的西红柿、茄子、黄瓜摘下来，放在几只篓子里，然后绑在了两头牦牛的背上。

    扎西要出发了，老马问：“你不带秤吗？”扎西一愣，问：“秤？秤是什么东西？”老马笑道：“秤是称分量的，没有秤，你怎么按斤收钱？”扎西摇摇头说：“这个你不用管，我们藏民，良心就是秤。”

    扎西骑着马，赶着两头牦牛走了。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集市。

    老马望着他宽厚的背影，心想：这些菜，按斤论价，怎么也得卖个百八十块的，不知道这个憨家伙能不能卖到钱。

    老马钻进了菜园子门口的帐篷里，他要等扎西回来。一觉醒来，老马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老马走下山，远远的，就看到扎西赶着两头牦牛回来了。

    看到老马，扎西忽然兴奋起来，他不管那两头牦牛了，打马快跑着赶到老马面前，身姿矫健地跃下马背，有些激动地说：“马顾问，钱，我卖到钱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纸币，炫耀般用双手捧到老马面前。

    老马一看，这些钱有五十元的、二十元的、十元的、五元的……大约得三百多块。老马迟疑地问：“这都是今天卖的钱？这么多？”扎西拍拍胸脯说：“是的，都是今天卖的！”老马禁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问：“扎西，你没有秤，怎么收钱呀？”

    扎西说：“菜就放在地上，谁喜欢哪样菜就拿走，拿多少都行，钱也是随便给，给多少随心……”老马心里一动，茫然地看着扎西问：“这就是你说的，藏民的良心秤？”扎西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马的眼睛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