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骨

李子胜

    几年前，我突然腰疼，痛不能寐。找到个名医，他说我腰椎错位。治疗一段时间，名医面露赧颜，打发走了众人，对我耳语：“你去找瞎白话吧，也许他能帮你。”

    “瞎白话”三个字是方言，意思是一个人爱瞎说，爱胡侃。他说的瞎白话是一个老人的绰号。我所居住的小城边缘，有个叫柳沽的地方，瞎白话就住在那里。

    我们汽车出了城区，距离渤海更近了。当呼吸到淡淡的腥咸时，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手里握根短竹竿，蹲着钓鱼。朋友下车询问，我听着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有个叫瞎白话的住哪儿啊？”

    老人哈哈笑了：“找那个老不死的干啥啊？”

    “朋友腰扭了，看病啊。”

    老人又笑了：“问我算问对啦，走，我带路。”

    走进一个破砖头儿码成围墙的院子，老人把鱼竿扔下，走进了屋子，然后在昏暗的屋子里向我们招手。

    看到我们困惑的表情，老人说：“我就是瞎白话啊。”

    我趴到床上，老人用大手在我身上揉摸，他说：“我给扎扎针灸，不碍事的。”说完，老人点燃一支蜡烛，用烛火把银针简单消毒。

    第二天天明时，我很轻松就起床了。

    我就是这样结识了老人。他高低也不肯收我送的医疗费，于是逢年过节我会提着两瓶酒去看望他，他很高兴，和我无话不说，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他的故事。

    老人18岁的时候加入了东北野战军。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负伤了。那个时候，他的大号叫李贵。大约5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贵所在的连队被敌人伏击，战斗在一个山村打响。东野的战士骁勇善战，很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转守为攻，很快把敌人打散了。李贵胆子很大，为了追一个敌兵，摸黑跑了20里，把这个敌人追得趴在地上，狗一样地喘气。当时天已经亮了，李贵用枪口顶住了对方脑壳，正为自己抓到个俘虏心花怒放时，俘虏竟开口了：

    “喂，你是贵子吧？”

    李贵愣了，定睛看看，俘虏竟然是同村的李满。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哥俩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坐在一起唠开了。李满说自己前年闯关东，被抓了丁。李贵说自己爹妈死后也参加了部队。他又告诉了李满家乡的情况。说着说着，他忽然醒悟过来，抓起枪，对李满说：“哥哥，你是我的俘虏，你得跟我回去！”李满面如土色，扑通跪在地上：“好兄弟，放了哥哥吧，我想回家打鱼，不当兵了。”李贵琢磨了一会儿，觉得也对，反正没有人看见，就点头：“那你把军服脱了，我就相信你了。”李满迅速脱下军装的上衣，扔给李贵，然后，一头钻进了旁边的高粱地。李贵拿着那件衣服往回走了十几米远，身后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他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兄弟，我是怕你再追我——别怪我啊——”身后传来李满的声音。

    李贵就这样复员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申请到长芦盐场当了工人。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李满由于渔民转工人的政策，和他分到了一个工区。李满整天惊惶地尾随着李贵。休息的时候，李贵说起当兵的事，让李满心惊肉跳。李满总抢着帮李贵干活，李贵挺感激，在李满的张罗下，两个人杀了只鱼鹰，喝了鹰血，结拜为生死弟兄。

    几年后，李满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工区区长，李贵因为总爱说这说那，虽然有伤残军人证，也依然是工人。后来的某一年，李贵——这个时候已经被叫做“瞎白话”了——被怀疑是叛徒，调到杳无人迹的海边守水门，一守就是10年。他明白，这都是他义兄李满背后鼓捣的。10年间，分房子、涨工资等好事都没他的份，他惟一的收获就是捡了个媳妇。

    一个要饭的河北妇女晕在了水门，天性善良的瞎白话收留了女人，等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女人贴在玻璃上的喜字已经晒褪色了。后来，女人把自己的父亲接来了。

    瞎白话与岳丈很投缘，亲哥俩一样，形影不离，嘻嘻哈哈。有时候岳丈就直接叫他“瞎白话”，他叫岳丈“老要饭”的，谁也不在乎。一次，瞎白话扛盐扭了腰，死尸一样不能动，岳丈叹口气，让女儿买来银针，只扎了两次，瞎白话就下地了。岳丈这才告诉他自己懂点家传的正骨推拿医术，用了半年时间把正骨的医术悉数传授给了瞎白话……

    瞎白话的故事让我唏嘘不已，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再后来，我所知道的是：

    那个从副场长位置退休的李满，在一个雨夜，一声炸雷后，心脏病发作，孤独地死在家里。那一刻，他的老婆在场俱乐部正欢快地跳舞。瞎白话的老伴无疾而终，瞎白话给老伴穿好装裹衣服，等大家注意到他，他坐在女人身边，面带笑容，仙逝多时了。

    很多他医治过的病人为他守灵，瞎白话也算风光了一次。念悼词时，写悼词的人说，这是老喜丧，悼词里就叫他瞎白话吧。结果，悼词几次被笑声打断。瞎白话下葬那天，我也去了，从坟地出来的半路上，忽然下起疾雨，等我们全身湿透，雨也停了。

有个人笑着说：“这个瞎白话，死了还和大伙闹着玩儿。”

    人们都笑，我也笑了。

橘子

李培俊

    他上衣破了，裤子也撕开了一道不小的口子。脸上还有几条浅色的灰道子，其中一条越过眉梢，在腮帮上拐了个S形的小弯，一直延伸到嘴角那里。他显得异常狼狈。天快黑时，他出现在卖橘子的小摊前。橘子又香又甜的滋味，对于又渴又饿的他具有致命的诱惑力，他恨不得立即拿起一个，剥去外皮，塞进嘴里！但他没有。他用力咽下一口口水，手下意识地伸进上衣空无一物的口袋，他最后又犹豫着把手伸向鼓鼓的裤袋……

    这时，摊主拿起一只又圆又大的橘子递到他手上，那只橘子是摊子上最为鲜亮的一只。摊主笑笑说：忘记带钱了吧？以后记住，男人出门，口袋可不能空。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

    他说了声谢谢，拿着橘子离开了。

    两天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个卖橘子的小摊前。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橘子塞给他，不是一只，而是四只。他张张嘴，想对摊主说些什么的，可他欲言又止，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放到大堆的橘子旁，走了。晚上摊主收摊，发现了那份报纸，打开一看，摊主惊呆了，上面有一则公安部门的悬赏通缉令，照片上那个通缉犯，竟是他!自己竟两次送橘子给他吃!几经犹豫之后，摊主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在小摊周围设伏，静等着逃犯的再次出现。三天后的中午，逃犯果然出现了。他没有马上进入警方的埋伏圈，而是远远站着，朝四周张望一阵之后，做出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动作：他先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尖刀，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晃动几下，然后五指一松，尖刀在阳光下划出一缕寒光，哐当一声落到地上。随即，他举起双手，走进警察的埋伏圈。警察一拥而上，给他戴上手铐，推向远处的警车。他说，请等一下，能让我和卖橘子的老板说句话吗？带队的警长犹豫片刻答应了，两个警察架着他，来到卖橘子的摊主面前。他对摊主说：那张报纸是我故意放在你这里的。说完，逃犯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摊主连忙找出那份报纸，发现背面有几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字：长期以来，我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东躲西藏，白天钻进不见天日的密林，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我都快疯了……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犹豫不决时，你送给我橘子吃，还对我微笑。老实说，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对你，我无以为报，举报不是有2万元的赏金吗？权作是我对你善良的报答吧。

    公安部门按照通缉令的承诺，第三天便把2万元赏金送给摊主。摊主接过钱，颤抖着打了一张收条，把钱掖进内衣口袋。

    八年之后，劳改农场的储油仓库发生火灾，危急关头，他冲进火海，搬出了8桶汽油，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又因一辆失控的卡车冲向一个狱友的时候，他及时推开狱友，却永远失去了左腿。

    他获准减刑4年。出狱那天，他没有回家去见妻子儿子，而是拄着双拐去了那个小镇，去找送他橘子的摊主。摊主的妻子红着双眼告诉他，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说着，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对他说，临死前让我把这包东西交给你，说你用得着。他让你也摆个水果摊，挣钱虽然不多，可那是自己挣的，花着踏实。他打开纸包，里面是那2万元钱的赏金，分文未动。包钱的报纸，也是他当年留给摊主的那张。

    几年时间，纸张已经发黄，通缉令上的照片也已有点模糊不清。

朱友山

杨林海

    在我们瓷片族中，朱友山绝对算得上一个大家。

    朱友山玩瓷片的时候，根本没人意识到古代的碎瓷片能玩──他在市住建局上班，有一次去工地上量土方，忽然看见一个明代的土坑里挖出几块碎瓷片，拿到水下冲洗，他发现上面用青花画了一人一鹿。

    朱友山觉得好玩，把它放进提包里。

    有一次碰到个文博专家。文博专家懒懒地说了一句：“粗大明。”

    什么意思呀？

    明朝的民窑瓷器大多粗陋不堪。

    朱友山当时只觉得这个瓷片好玩，并不知道它的朝代。

    赶紧孙子一样地过去请教，人家告诉了他明朝的瓷器釉色和底足的特点。

    说到上面的青花图案，人家启发他：你看这个人戴的官帽，再看这只鹿在哪里。

    帽子很高，鹿在他的身后只露出一个头。

    对了，这叫“高官（冠）厚（后）禄（鹿）”。

    虽然粗──底足上沾满了瓷渣──可是胎薄釉厚，应该是读书人为求一个好口彩而使用的器物。

    哦？

    哦！

    过去古玩行里有一句行话：瓷有毛，不值分毫。朱友山手里的只是个碗底儿，文博专家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也并没有觉得有多珍贵。

    但是朱友山喜欢──喜欢，就留着玩呗，他用鞋盒盛好，拿一个小本子把文博专家的话工工整整地记下来。

    再去工地量土方，烟呀酒的就免了。

    工地上的甲方会事先把挖到的碎瓷片捡起来，清洗干净──放到他的自行车上。

    等到别人意识到瓷片也算是个玩意儿的时候，朱友山已经收了十多年，他的瓷片已经有了几万片。

    等到文庙的地摊上开始有瓷片卖的时候，朱友山已经有了几十万片。

    虽然现在“瓷有毛，不值分毫”的话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但玩瓷片的人还是像写网络小说的作家一样不被重视──省古陶瓷研究会好歹同意在全省瓷片族中发展一名会员。朱友山成了当然的人选。

    ──古陶瓷研究会的专家那都是什么样的专家啊，人家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呢。

    那时候朱友山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们一边送他去省里面试，一边嘱咐他：“人家愿意吸收你，实在是给了咱瓷片族大面儿了──见了专家们，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八十多岁的朱友山像个孩子似的一脸得意：“我懂，混社会我有一套──当年在住建局，有个领导说我不务正业，最后还不是被我摆得妥妥帖帖的？”

    古陶瓷研究会的专家倒也没有接受我们孝敬的烟呀水呀，人家随手从博古架上捧出一只碗，请朱友山断代。

    朱友山看看碗底，有刮削痕，中间有一个淡淡的凸起（行话：鸡心），笑了笑：“明朝的吧？”

    “能不能再断得具体一点──明朝什么时期的呀？”

    “明晚的──明朝的碗都有鸡心，早期的很重，到了中期，鸡心就不太强调了，这一件的鸡心已经近于无。”

    原来是这样呀。

    “孤证不证──我再来看看青花的发色。”朱友山接过碗来看膛里的图案。

    “扑哧！”他笑了起来。

    “这是明朝人的衣服被现代人穿了──在演戏呢。”

    “啊？”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专家的脸色变了：“这是我刚买的，虽然有些疑惑，但我没看出来是假的呀。”

    “你当然看不出来。”我们拼命地朝朱友山使眼色，可他根本不管不顾，“这个碗的胎、釉、形制得都没问题──这是明代的素碗，价格不高，但是现代的窑工们得到后，又在碗心里画了青花，入窑再一次烧制而成。”

    每个时期，烧制出的青花发色是不一样的。

    这样呀。

    我们在心里都暗暗地为片儿朱喝彩，我看到，专家们的脸上也流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看来朱友山进入省古陶瓷研究会是没问题了。

    但是谁也没料到的结果出现了：那个买碗的专家出于对正品的洁癖，把碗扔到了外面的水泥地上。

    就算是现代人在上面画了青花图案，可碗本身是明代的没错呀。

    它能流传到今天，容易吗？

    朱友山急白了脸。

    那个碗碎成了十八瓣荷花，但幸亏碗底子还是好的。

    朱友山捡起碗底，对我们说：“我不想加入这个古陶瓷研究会了，我们回去吧。”

（选自2017年第1期《小小说月刊》）

小铁盒里的秘密

朱士元

（一）

    雪停了，大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车子行驶在上面发出“咔咔”的响声。

    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究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

    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在就开车走。

    孙子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您别急，我们到了这里不就是等于到了卫爷爷的家了吗？

    不是还有20里的行程吗？

    20里转眼间就到了。

    好，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雪，和我们那年在战场上一样，一下就是好几天啦，雪停了以后，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二）

    华伟是1949年2月参军的，那年他刚满20岁。到了部队，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班长卫国。

    解放家乡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捷报也频频传来。华伟跟在比自己大两岁的卫国身后，学会了很多打仗的本领。

    战斗休息期间，卫国教华伟识字，还教他打枪扔手榴弹，还为他补衣服。很快，华伟视卫国为亲哥哥，卫国也视华伟为亲弟弟。

    要去海南了。部队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华伟的母亲煮了20个鸡蛋送了过来，她要儿子不要饿着。华伟无法面对母亲，劝她连夜回去了。

    华伟把20个鸡蛋分给了全班人，班长让他留着自己吃，华伟一个也没留。

    那么多的战斗，华伟经历了。他看着好多战友离开了他，心里想起来就会难受。

（三）

    华伟，我们马上要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了。你怎么想？卫国问。

    保家卫国，这是七尺男儿的担当，我一定去！华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不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

    敌人再一次反扑过来，战士们怒目圆睁，等待敌人靠近些，再靠近些。

    打！首长一声令下，敌人倒下了一片，余下的缩着头拼命往回逃窜。

    轰！一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看，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手，已不能说话。

    班长卫国走到华伟身边一看，伤情十分严重。他立即叫来担架，要他们立即将华伟送到战地医院。

    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

    华伟对卫国说，你也负伤了，要去，你去，我在这里守着。

    你在这里已无意义了，得赶快走，有我在，敌人就别想上来。卫国坚定地说。

    哥哥，我是舍不得你何！华伟流泪了。

    弟弟，有军人在战场上流泪的吗？

    我委托你一件事，把我这枚军功章送到我淮阴老家，也好让爹娘高兴一回。卫国说。

    接了卫国的军功章，华伟便被担架队抬走了。

（四）

    卫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是连长告诉华伟的。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一年。

    华伟离休以后，写了无数封信去查询卫国的家乡，可一个回音也没有。

    66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

    华伟的叹息声，唤起了孙子的一种想法。孙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上网给您查询，再请志题者们帮忙，一定能带来希望的。

    孙子，这有可能吗？华伟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孙子。

    试试吧！

    好！

    3个月过去了，华伟老人的孙子收到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的与老人要找的卫国的家乡和家人完全吻合。

（五）

    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老人坐的车启动了

    卫国的侄儿已是年近80的老人了，见到华伟老人后泣不成声，说，叔叔有下落了，叔叔有下落了。

    华伟老人从小包中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卫国侄儿的手中，说，这是一枚军功章。

    卫国的侄儿用手轻轻地打开小铁盒一看，只见那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爷爷，这么多年，您一直不让我们看这个小铁盒，原来藏的是这么大的秘密啊。华伟老人的孙子既惊讶又感慨地说。

    是的，这个秘密可以洗清我叔叔那些传说中的不白之冤啦。卫国的侄儿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枚军功章。

    这么多年了，真的难为你们啦。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您何，华叔！您的小铁盒藏了我叔叔的一生啊。卫国的侄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郑重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卫国的侄儿向华伟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

裱画徐

马犇

    裱画是一门传统手艺，淮城自古多文人墨客，裱画的地儿也就不缺乏了。说是裱画，其实字也裱。

    本土出产的画，外地的画，还有那些需要修缮的旧藏，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但后来，有些作坊后继无人，有些作坊不再经营这老手艺，还有些作坊改成了机裱。

    不管别人怎样，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姓徐的裱画师，一直坚持手工装裱。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他居于淮城天妃宫的芦苇畔，号苇间居士。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裱画的程序复杂烦琐，讲究颇多，对裱画师傅的综合素养要求极高。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还是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儿。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