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折射多元文化心态

    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以鲜活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对原生态的生活形式和内容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调侃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起，流行语往往在一夜之间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流行语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社会风尚的某种折射，借助于网络等传媒，犹如插上了翅膀，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流行语契合了现代人的某种心理期待，产生了共鸣，成为其快速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我们翻看《诗经》，依然能够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流行语调查和发布。

    流行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社会热点，有的属于网络语言，有的是商业化助推的结果。流行语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以前可能是小范围的传播，现在由于借助于现代传媒，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传播。应该说，流行语的流行，是社会文化有活力的表现。从一个社会来说，历来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野，流行语显然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经常有所排斥，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常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不少流行语经过沉淀后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甚至进入精英文化的范畴。

    流行语的盛行，也是文化多元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流行语的盛行，说明话语权的下移扩散越来越明显，它反映社会冷暖，反映时代节奏，尤其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态。

    当然，部分流行语也呈现出泡沫化现象，浅表化，庸俗化。因而，我们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常粗俗甚至不堪的流行语，消解着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

    “流行语强迫症”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庸俗化的表征之一，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小品，为了包装和商业化效果，而刻意制造出一定的“流行语”，但这些流行语总体价值不大，甚至成为廉价的时尚点缀品。

    流行语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透过流行语，我们可以领略社会和时代某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体味社会和时代的某种深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语是民间生活的润滑剂，哪儿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哪儿的流行语就大量出现。什么时候的社会生活越宽松活跃，什么时候的流行语就越发达。流行语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近日，台湾大学、南开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从端粒酶杂合缺失的小鼠体细胞中得到端粒延长且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多能干细胞。这一成果从实验和理论层面都表明：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DNA每复制一轮，末端都将损失一段DNA片段。如果没有补偿机制，DNA在经过万千代复制后，最终将不断缩短甚至消失，从而造成两个后果——衰老和肿瘤。这被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称为“末端复制问题”。此后，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卡罗尔·格雷德发现，DNA复制时损失的基因片段是端粒，它像一顶安全帽一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证DNA序列的完整性。通过进一步研究，两位科学家证实，一种被称为“端粒酶”的物质在维持甚至延长端粒长度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布莱克本和格雷德也因发现了端粒酶以及端粒酶保护染色体末端端粒的机理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台湾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宋丽英、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林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徐捷合作，利用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模型，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得到了端粒显著延长的多能干细胞。在最为严格的多能性检测的四倍体胚胎互补实验中，上述实验得到的多能干细胞被证明是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生育的后代小鼠能够正常繁殖，并未发生早衰迹象。这一实验结果表明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细胞通过核移植后形成的多能干细胞，能分化发育成身体内任何种类细胞，可用于自身细胞组织修复，并具有安全性。

    据了解，体细胞核移植是目前最主要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手段，最近世界上已有多个实验室通过这一技术有效获得了具有发育分化多潜能性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在核移植过程中，卵子通过表达一些特异因子‘修补’了体细胞核中缺失的端粒酶基因，最终得到的多能干细胞的端粒长度被有效延长，功能得以恢复。”课题组成员、博士研究生郭仁朋表示，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干细胞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造福那些被早衰症等疾病折磨的病人，而且从理论上为人们实现“返老还童”的梦想打开了一扇天窗。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和其他传统节日强调“阖家团聚”不同，元宵节更强调“普天同庆”。元宵节被人们视为春节最后的高潮，因为过了这天，人们就要真正进入新一年的生产生活，所以人们在元宵节全民欢庆，以祈求上苍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这也表达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正因如此，在中国民间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习俗。

    这个传承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盛行于大江南北，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每到元宵节期间，人们都会走出家门，涌上街头，除了闹花灯、猜灯谜外，还有舞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敲舟山锣鼓……其中，有很多风俗和活动都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同庆佳节，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共同享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我们留下的审美体验。

    其实，元宵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它是春节的一部分。要理解元宵节的意义，不能不把它放在春节之中来考察。

    春节从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初一给家长拜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以后逐步扩大拜年范围到一般亲戚朋友。在这个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初五是破五，农活可以开始干，商店可以开门了。这个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作。到了正月十五，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到节日活动中。所以，元宵节具有确认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彼此不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意义。

    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狂欢节”，连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了。当然，个别礼法之士反对这个习俗，比如宋代的司马光。元宵夜，他夫人打扮了准备出门赏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我)是鬼耶？！”这就太不讲理了，总不能只让夫人终年只看他一个人一张脸吧？好在社会不买这些礼法之士的账，大多数妇女照样游乐。元宵节允许民众自由娱乐，这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发泄渠道。一些年轻人乘机会见意中人。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仅是娱乐。

    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古代人祭祀泰一(太一)神，因为他是最高神，掌管人类命运。祭祀他，可以获得丰收和平安。古人祭祀地神，是要保佑蚕事丰收。

    元宵节也是一个求子的节日。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这样一来，偷灯就象征着生育儿子。根据同样的道理，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于是，古代妇女出门观灯有了这个理由，就名正言顺了。一直到民国时代，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祝愿他们添子孙。清代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钉，也谐音“丁”。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有些地区的人们还赋予汤圆以象征意义。

    当然，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今天，元宵求子活动已经很少看到。现代人又赋予汤圆以新的解释，那就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象征一家团圆，幸福美满。它很符合人们的内心希望。元宵节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①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②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③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④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⑤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⑥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⑦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个人一生的发展。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思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威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ロ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후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