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

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 年 3 月 21 日）

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

林庚

    李白有一首《长相思》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是一首闺人思念征夫的诗，相思之苦，以至于到了“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程度。美妙的眼睛竟成了一口泉眼，这当然是有些夸张；却还不能说就怎么不合理，还可以算在合理的夸张之列；但也有其不合理处，这不合理处在于她还要证明原来是秋波横生的眼睛，真的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到时候为她作证。因为如果真到那征夫回来的时候，她即使还很憔悴，即使是当时快乐得又哭了起来——那神情毕竟会大不相同——要证明她真正肠断的情形，只有那面镜子才最清楚。可是除非那面镜子是面魔镜，又怎能重现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容颜呢？也许今天有了录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妻子录好了像专等她丈夫回来时证明这一切，恐怕她的丈夫反而更不相信；何况古代并无录像这种先进技术呢？假定真能录像，也许看来是合理的，却反而近于荒唐；假定镜子可以证明过去，看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反而更近于真实。艺术的魔力竟然真能把一面普通的镜子变成了魔镜吗？反正我们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为合理的；那么所谓合理的夸张到底该怎样来理解呢？

    “白发三千丈”，这是人们谈到李白诗中夸张时最爱引的名句，在这首《秋浦歌》中乃是轮到李白自己面对着一面镜子了。所以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这个“三千丈”简直是违背常识；从夸张的尺度来说，也未免无边无际；如果这样的夸张起来也算合理，那么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合理呢？李白有一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望庐山瀑布》，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瀑布仿佛是一道银河自天而降，也不过才夸张到三千尺，而白发从头上算起，却竟能达到三千丈；艺术的魔力似乎正是通过战胜那日常尺度认为的不合理而变得更为合理，这能不令人为之惊异叹服吗！

    有些人认为夸张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有些道理，可也并不尽然。夸张几乎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夸张在许多场合中，往往最容易产生使人发笑的效果；这与浪漫主义作品之多少带些悲剧性格或英雄性格的特征是毫不相干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除了“千里”这个习见的词汇外，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夸张呢？而这首诗却无疑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名篇。然则夸张既不是浪漫主义中所必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中所特有的；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而已。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宏观”的创作方法，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微观”的创作方法，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从日常的尺度来说，她是完全可以不必出走的，但娜拉却决然出走了。《秋浦歌》中的白发，从日常尺度看来，那白发只不过是映在咫尺明镜之中，而它却能直达三千丈。用日常的尺度去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一切，有时常会出人意外。例如在近于光的高速运动中，人竟能青春不改；这不简直如神话之不可思议吗？日常范畴的尺度，与艺术的无限魅力；在这里两相对照，也正如面临着一面魔镜，不禁令人为之深思神往！

（选自《唐诗综论》，略有删节）

    文明起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尤为引人瞩目。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了十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掲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在独立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不论是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还是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的“早期中国文化圈”，都以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朝，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爱好和平、重视礼节的民族性格，肇始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独立发明农业的文明之一，农业发展需要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培养出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农业经济定居的特点使农业民族不需要将领土扩张至不适合农业的区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很早就形成了；农业社会注重内部秩序，于是中华先民发明出礼的概念，崇敬祖先、遵守礼制的传统源远流长。总之，中华文明是本土原生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刷新并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201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从文明源头获取复兴力量》，有删减）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中国进入“新穷人”时代

汪晖

按照户籍统计，现在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这一打工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这一新工人群体是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同他们一道诞生的是那些曾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但如今衰落了的工人阶级，他们从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滑落至失业者，成为城市贫民。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而今，一种不同于上述经典意义上的穷人的“新穷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例如廉思在发表的著作中描写的青知“蚁族”：他们大学毕业，聚居于城市边缘或中心，拥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却在消费社会的碾压下辗转反侧。用陈国战的话说，“‘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和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与物质上的消费不足相伴随的，是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的缺失等。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但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产物。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地带。

    如果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就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过去，我们不难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和莫斯科的街头示威游行中看到“新穷人”的身影，如今，中国的“新穷人”也异常活跃，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但中国“新穷人”的身份似乎更不确定，“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又未能展开全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又不断地在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

    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仍然维系着。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是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变革十分关注，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离真正的戏剧还有一段距离，各种新因素迅猛涌现，规模空前，它们预兆着一个正在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工人、“新穷人”将是历史变动的重要力量。

材料一：

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在此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文化交流交融，中华民族最早的大家庭逐渐成形，国家由此诞生，“大同”社会理想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价值追求逐渐深入人心。

秦汉至宋元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期，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成熟并迈向新的高峰。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形态，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文化支撑，民本思想、文治主张、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等得到丰富和完善。贯穿其中的价值主线是对“大一统”的坚定追求。

明清以降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期，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厚遗产。“大一统”趋势愈益强化，新生社会因素愈益彰显。面对新的时代变革，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甘沉沦、前赴后继、浴血奋斗，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历史从来都不是冰冷的过去，相反，我们一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今天的现实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是通向未来的起点。缺乏历史关怀、历史自觉的民族，不可能拥有远大的未来。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历史道路的自信，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摘编自高翔《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有改动）

材料二：

所谓学问，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知识的系统化与对材料的融会贯通、对问题的融会贯通紧密相关。为此，推动历史学科融合发展，首先要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既要在整理材料上做到融会贯通，也要在思考问题时把相关联的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考虑，还要把问题与材料融为一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要想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并形成重大成果，必须把不同历史学科的材料与问题融会贯通起来。

做到融会贯通，需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使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真正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高度统一。

只有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才有可能贯通古今，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形成的研究成果有思想穿透力，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摘编自王震中《以融合发展推动史学创新》有改动）

材料三：

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它是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较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这文献材料本是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摘编自王贵元《努力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