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的“啸”

    魏晋名士，风流倜傥，雅好长啸。然而啸却不是由他们所首倡，早在《诗经》里就屡次提到“啸”，《小雅·白华》中就有“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之语。啸，郑玄说它的意思是“蹙口而出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吹口哨。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她们心怀幽怨，发而为啸。在其他记载中也常提到妇女作啸，如《古今注·音乐篇》说商陵穆子婚后五年无子，将别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妇女用吹口哨来舒其不平之气，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不过，啸也不完全是抒情的，它也用在某些行施巫术的场合中。葛洪的《神仙传》记西汉人刘根学成道术，郡太守知道后，命刘召鬼，如召不来，将加刑戮。刘根于是“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忽然南壁裂开数丈，有许多兵护送一辆车出来，车上以大绳缚着郡守已亡故的父母。

    至东汉时，这种音调既清越、用意又含有若干神秘色彩的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魏晋以后，关于吟啸的记事更加常见。这时的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而且当其意趣恬适、心境旷放、谈玄挥尘、登高临远之际，也常常且吟且啸。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自然有点旁若无人的样子。可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士人多苦闷，卓荦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的时代背景下，这却正是他们很欣赏的一种姿态。所以吟啸之风，广泛流行，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啸只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世说新语》用“傲然”来形容周顗啸咏时的神态，可谓搔中痒处。而这种动作和神态又可被简称为“啸傲”，即郭璞《游仙诗》所说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所说的“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至于《归去来兮辞》中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虽不言傲，而傲世之态，已尽在其中。但魏晋时的吟啸，现代却有时把它理解为“唉声长叹”（新版《辞源》）或“感慨发声”

    （新版《辞海》），果如是，它就只不过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既谈不上什么音乐性，也和讲风骨、讲谈吐的魏晋名士的气质颇不相投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说刘道真少时“善歌啸，闻者留连”，《陈留风俗传》说阮籍的歌啸“与琴声相谐”，都反映他们的啸声是带有旋律且相当优美的。啸之发声的特点不是唱，而是吹。正像《啸旨》中说的：“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

    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①。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游太山》“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等句便可为证。唐以后，此风渐息。到了宋代，学者讲义理，士子重举业，没有谁再像魏晋时那样动不动就长啸了。诗文中偶或提到啸，多半是在掉书袋，不一定实有其事。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是丑角行当的一项重要表演技巧。但它和魏晋之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隔膜，现代人对魏晋之啸不甚了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①孑余(孑馀)：剩余，残余。

警惕汞污染

    1953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怪病”，称为“水俣病”。这种病症最先出现在猫身上，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而死。不久，陆续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步履蹒跚，手足麻痹乃至变形，神经错乱甚至死亡。后来发现，这不是传染病，而是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水俣湾一家化工厂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使用了含汞的催化剂，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其中有的是甲基汞，有的是无机汞，而无机汞会与水体或水生物的有机物反应生成甲基汞。甲基汞的脂溶性非常强，可以在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被肠胃吸收，侵害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公司和政府对水俣病的认定只考虑直接接触甲基汞所导致的症状，而这种症状与甲基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症状不完本相同。因此，只有部分水俣病患者获得认定。

水体中汞污染是人类健康的隐患。因为水中的微量汞，经过水中食物链（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小鱼大鱼）的逐级转移，在食物链顶级生物体内可以富集到数千至数十万倍。以美国金枪鱼罐头为例，1953年含汞量为0.08PPM^[注] ， 到了2005年就增长至1.79PPM。对以鳌鱼和综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法罗群岛居民的追踪调查发现，他们的血汞含量可能是全世界人群中最高的，达到6PPM。鱼类体内的汞主要为甲基汞，其百分比随着鱼龄增加而增加，一年生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的31%-35%，8-12年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为67%-100%。在一般情况下调查和监测鱼类的含汞量，对于了解水域汞污染程度十分必要。

    目前全球人为活动向大气排放的汞达2000吨／年。汞很容易蒸发到大气中，并且能够随着空气团作全球范围的迁移，在大气中停留几个月甚至一年。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会发生沉降，并在当地食物链生物体内聚积。由于汞的这种属性，它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性污染物，是除了温室气体外唯一一种对全球范围产生影响的化学物质。

    我国是汞生产和消费大国，十分重视汞污染防治研究。有研究表明：中国汞污染的健康影响途径与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照搬欧美研究成果评价中国汞污染情况，如在北美和北欧地区，某些鱼类体内的汞浓度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但我国贵州即使在汞污染较严重的地区，鱼体内汞含量却相对较低。另有研究发现：汽车尾气中的汞进入到空气中后，可以被植物吸收，因此路旁植物中汞的含量要高于公园中的植物；北京市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煤和汽油燃烧的汞释放、化工厂的汞排放，贵阳市的汞污染原因则是土壤高汞背景值以及原煤汞含量高。

    垃圾焚烧是汞污染的又一个主要来源。垃圾中的汞主要来自电池、体温计、日光灯等，如果能对含汞废弃物采取比一般生活垃圾更严格的处理措施，将有利于减少汞污染。

【注】PPM：即百万分之一。

    ①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②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这两个方面大致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③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④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⑤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⑥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⑦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后者虽有争论，但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

    ⑧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李华瑞《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有删改）

    在汉字产生之前，人们只能通过一些出土的文物了解中国文化。但我们如果要真正详尽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还是只能依靠文字。汉字作为中国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跟其他文明的语言文字载体具有质的差异。

    世界上的文字到目前为止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这种文字被描述为构意文字，因为它的形体是按照它所表达的意义来构造的，汉字的形体跟汉字的意义密切相关，而拼音文字只是用不同符号去对应不同音节。

    汉字是承载中国文化最具象也最细节化的单元，与别国的文字对比，会发现汉字具有非常独特的一面。它既有跟西方其他古老文字相通的一面，也有独特的一面。古埃及文字同样属于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中的“水”字描写的是埃及人所生活的那个地域的一条大河——尼罗河。但是，尼罗河和黄河相比落差其实非常大，中国人看到的水有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所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中国文字中的水是截然不同的形式与方向，中国的水字不会出现古埃及的写法，古埃及也不会出现中国水字的构造。再以“男”字为例，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社会，从有文字开始，男性是耕地的农夫，所以中国是田力为男；而古埃及的男人都是猎户，所以他们的“男”字又是另一种构造的表达。可见不同民族的文字往往带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不同文化对相似的概念会有其个体化的表达方式。

    再来看“门可罗雀”的“罗”字。在古代汉字中，“罗”表示捕捉，而捕捉不同猎物时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捕大象、捕野猪……捕什么猎物都要写成对应的形式。但是现代汉字就不能如此复杂，每一种捕获物都有对应的汉字，所以就要从中选择一个代表，最终因为鸟类是最常见的，所以汉字中的“罗”选择了追鸟的构造。比如“尽”的概念，在古汉字中是下面一个器皿，上面一只手，表示一个人在洗锅，而这个动作意味着饭吃完了。古人就是通过如此具象化的场景表述了这样一个抽象的含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先人在造字时付出的努力和令人惊叹的智慧。

    除了社会生活的概念，自然生活的概念也在汉字中有场景化的表达。比如代表早上的“朝”字，由一堆草和太阳、月亮来构造。太阳在东边的草丛里，月亮在西边的草丛里面，这是只有早上才会出现的特定场景，所以这就是“朝”字。这些东西都充分体现了汉字的人文性。

    汉字除了人文性，还具有充分的艺术性。在中国古代，把“上善若水”“龙飞凤舞”等汉字概念形态融入艺术器皿设计当中。如此，只有把古汉字的元素融到我们现代的建筑、用具等设计当中，去挖掘古汉字的文化艺术特质，才会使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汉字文化的气息，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格调，也更美好。

（摘编自王立军《汉字载体的人文特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湖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

当前，我国有2100多种报纸、9400多种杂志，数以千计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和每年数以万计新增的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互联网，截止到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商业化运行，面对媒介数量的高速增长和传媒信息内容的无限量增加，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科学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因此提上日程。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

国际上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例如，新西兰的学生在五年级课程中就已加入媒介素养的培训，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的“综合教育”科目中纳入了媒介素养。然而，对我国公民而言，媒介素养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面对形形色色传媒的重重包围、面对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冲击，在强调“媒体传播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前，“媒介素养”在我国还处于“陌生概念”的状况下如何逐步推广是重要的课题。首先，传媒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群众增进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特别应重视正确、理性地分析和认知客观事物的方法的教育，使公众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其次，向国外学习，使社会成员也对传媒的职业规范和基本常识有充分的了解，帮助群众形成对媒体的正确认知。比如，向国外学习，传媒的信息怎样采集又如何制作和传播、传媒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应否分开又如何区分，从而增强社会公众对传媒信息及传播方式的判断能力，学会选择、识别良莠，形成拒斥不健康的媒体信息的自觉。再次，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组织建设，美国有旧金山的“媒介素养教育方略”、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等传媒教育组织；智利有“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筹办会议、组织专题研究等形式大力倡导传媒教育，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较为重视在未成年人中的推广，是为了使人们从小就拥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成长为拥有“媒体智慧”的人，并提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学虽然开设了媒体课程，但主要侧重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较为忽视关于各类现代媒体信息的接受、鉴别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好奇心强、求知欲旺，人生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将内涵更为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选自谭泓《媒介素养教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