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相关链接】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属于神童。他5岁就能背诵五经，“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黄庭坚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他的出类拔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15岁的黄庭坚不得不跟着舅舅到淮南游学。在扬州，他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著名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受益匪浅，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嘉祐十一年乡试时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第二年终登进士榜。

    对黄庭坚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他以一块洮河石砚作为见面礼，登门以弟子的身份拜见了老师，正式成为苏东坡的学生。随着师徒二人聚会京城，黄庭坚也迎来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汴京三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与苏东坡朝夕相伴，得以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受益良多。他对苏东坡极为仰慕，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东坡也为这样的奇才弟子而十分高兴，说“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俩人在一起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此时黄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声名也越来越高，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有了双星闪烁、“苏黄”并称的说法。可以说，得遇恩师苏东坡，是黄庭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与黄庭坚过人的才华相比，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当官不得领导喜欢，关键在于他总是坚持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例如他在《虎号南山》中，对虐民的苛政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流民叹》则描述了震后又大涝，数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这些作品渗透出强烈的关心国运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仁政爱民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理念，他曾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勒石自警，展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随之，他终因朋党之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贬谪诏书下达时，左右的人皆因蛮荒之地，少有人烟而替他哭泣，而黄庭坚却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或许正是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生活上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让黄庭坚有了更多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反而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辉煌。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他首先为人所推崇的就是诗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曼妙诗句，皆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对宋代诗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认为“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那何为“不俗”呢？“不俗”有两种：“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为诗品不俗；“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则为人品不俗。在二者的关系上，他提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说到底在他眼中，没有人品的高洁，诗品必然俗不可耐。

    黄庭坚说得好，做得更好。他的一生，屡受恩师苏东坡的牵连，但他从未为避免贬谪而与老师划清界限，更不会暗施冷箭。这种人生境界，保证了他诗歌的骨力，读来不仅意境悠远，而且荡气回肠。

    与诗歌相比，黄庭坚的书法更为有名。

    黄庭坚书法师从周越，一学就是二十年，他行笔中一波三折之势即受益于此。尽管黄庭坚练字刻苦，但作品却难入高手法眼。一次应宝梵寺住持之请作草书数纸，苏东坡甚是赞赏，但钱勰认为太俗。钱勰说：“你如果见过怀素《自叙帖》，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黄自此不肯为人作草书。

    不过黄庭坚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一边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一边师法自然，苦思突破的路径。船工划桨的整齐动作激发了他的灵感，得以初悟草书真谛。被贬为涪州别驾，意外地见到了怀素《自叙帖》真迹，将《自叙帖》借回家，废寝忘食地临摹和研究，草书技法由此突飞猛进。

    通过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终得自立门户，与苏东坡、米芾、蔡襄被时人并称“宋四家”。

    “诗品、书品、人品”，黄庭坚的艺术品格，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风骨，更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

（摘自2014年第3期《文史天地》，略有删改）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 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汤显祖：帝国逢衰世，大才写残梦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农历八月十四，汤显祖诞生在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其时他的祖父母、父母俱全，祖父汤懋昭精通《尚书》，贡生出身，父亲汤尚贤精通老庄之学，家境殷实且藏书甚多。

    汤显祖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借用龚自珍的话，明帝国已步入了“衰世”。整个帝国表面光鲜，而四处潜流涌动，隐患多多。庙堂之上政治腐败，政斗残酷；地方官场则是贪官污吏横行，道德沦丧。

    汤显祖很早就显露才华，被乡人称颂为“神童”。他十四岁进县学，二十一岁参加乡试，考得全省第八名举人。阳明学的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与汤显祖的父亲交好，汤显祖十三岁起，师从罗汝芳研习心学。罗师倡导“赤子之心”，提出“制欲非体仁”的主张，这对程朱之学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影响了汤显祖倡导人性解放、遵从内心良知的人生观的形成。

    汤显祖在中举的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第二次落第后，汤显祖被好友姜士奇举荐作当朝首辅张居正二儿子张嗣修的陪考举子，但汤显祖拒绝了这一安排。那一年会试，得罪了张居正的汤显祖毫无意外地落第，直到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通过会试、殿试，取得了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辅臣欺弊如故，科臣贿媒方新”而被贬谪到岭南。途中他遇到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此时张居正被夺谥，张府被抄家，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自杀，张嗣修被剥夺官籍，流放到雷州半岛。目睹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联想到自己半生蹉跎，汤显祖难免心生“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之感，但他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并没有破灭。毕竟，心学推崇“知行合一”，以济世安民为己任。

    万历二十一年，四十四岁的汤显祖升任为浙江遂昌县知县。遂昌虽然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穷县，但汤显祖尽职尽责。他在这个“斗大县”劝农兴学，惩罚鱼肉乡民的豪强，得罪了巨室。尽管遂昌的百姓感其恩德，对其热情挽留，汤显祖还是决定辞官回到故乡。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他回到故乡临川，开始了其长达十八年的归隐生涯。

    回到故乡的汤显祖，修建了玉茗堂，开始专心写作戏曲，并教导故乡戏班演习。“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南京时创作)外，其余三部《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都在故乡完稿，很快风行全国。《紫钗记》《牡丹亭》以男女之情梦入戏，肯定了人的情感追求的正当性，倡导人性要得到释放，因理而违情的人生不可取。《南柯记》《邯郸记》则是用梦来演绎官场之荒诞，人生之无常。已经享国两百余载的大明帝国何尝不是《南柯记》中的一个“大槐安国”？

    汤显祖在“四梦”中显然体现了其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反抗，而“四梦”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则是禅学，他一生礼佛，年长他七岁的达观法师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佛教讲求“无情”，但他在给达观的一封信中却说到“忘情”之难，“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旺。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汤显祖毕竟是儒门书生，终不能在佛法中得到解脱而忘却世情。

    万历四十四年(1616)，汤显祖在临川的玉茗堂与世长辞。也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帝，建立了后金，明王朝由衰世转入到乱世。再过二十八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也消失在风中，终成一梦。

    曹文轩，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火印》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2016年4月，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盐城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省里下到当地的一个高校招生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北大老师王德义的电话，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他在《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中一再地追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

    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创作中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写出了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他为主人公的成长设置了很多被围困的“异境”，却又生发出新的象征意味。曹文轩写出了人生的困苦与悲怆之情，但绝不沉湎于悲切的情绪氛围里，他让读者看到即便在生命的低谷或是“绝境”当中，生命依然有它不屈与坚韧的一面，人性依然有它灿烂光辉的美质。

    曹文轩的作品意蕴丰厚，同时在表现方式上有多方位探索。曹文轩小说的叙述者，是努力把读者带到现场，让读者用自己的全部感觉去感。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即在于作者使用的是只属于作者自己的极富个性化的语言。他的作品从词汇处就是很书面化、文人化的，曹文轩小说首先选择那些能直接诉诸人的感觉，情感色彩较强的词，还有就是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词义向形象情感的方向偏转，变实用化为非实用化。

    曹文轩小说长句子较多，具有诗化散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较多的长句的出现自然使作品显得厚重。小说的句子主要是陈述句，表明他的小说偏重于描绘、叙述，有意识地追求叙述的含蓄性。不仅一下子开启了一个思绪苍茫的回忆空间，而且给人一种一唱三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曹文轩小说多描写性段落，减缓了叙事的速度，也使文本显得繁丰、厚重。曹文轩小说总体上属于一种典型的写实性的文本，明白晓畅。

    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曹文轩作品的一大特色。对此，曹文轩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我的作品之所以是我的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风景元素。从写作上来看，离开风景描写于我是一件非常痛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曹文轩说：“风景描写最能体现写作功夫，若把自然风景描写得不落俗套，而且把它与作品的情调、氛围和人物的情境融为一体，这是很难的。自然风光是自然世界，也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让小孩去读那些没有风景的作品是非常糟糕的。”

    北大教授曹文轩的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如《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等。他教授的课程有《中国当代文学》《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有着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的曹文轩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话语形成了积极有效的互动，他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学术背景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更为深厚的基石，他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里一颗耀眼的星。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他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国际安徒生奖颁奖词）

②哪怕只写几百字的东西，我都是在创作一个艺术品。

（曹文轩）

善口技者牛玉亮

魏薇

    牛玉亮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煤市街湿井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内，21平方米的小屋，朴素的摆设，身上穿的仍是24年前在前门商厦买的裤子。屋檐下玉鸟婉转低吟，牛玉亮时不时与其“对鸣”，令人感觉一派美好。

    牛玉亮每天早上6点起床，起床后，雷打不动地骑自行车到民族文化宫东门外的小山丘上练功。78岁的他仍然“禽鸟百兽一身带，真假难辨惊满堂”，一口气承受60秒的气量。《百鸟争鸣》《纺棉花》等传统节目，每每获得满堂彩。

    牛玉亮的老家在北京东郊朝阳区的高碑店村，父亲是卖小金鱼儿的。那时的高碑店村，通惠河河水清亮，池塘边蛙鸣鸟叫，他小时候就爱学这些叫声。

    1956年，牛玉亮拜上海杂技团口技表演艺术家周志成为师，并深得师叔孙泰培养。“师父看我长得精神，牙齿也好，特别满意。为什么要看牙齿呢？牙齿是口技的挡风墙，学鸟鸣，牙齿漏风不行。”牛玉亮至今仍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为了保护牙齿，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作息十分有规律。

    在他看来，口技演员要热爱生活、热爱自然。1958年，牛玉亮在芜湖演出，在出早功时发现山上有座庙，庙顶上有只黄莺的叫声特别好听。牛玉亮就跟着这只黄莺学鸟鸣，刚开始时黄莺因为害怕而不发声。随着牛玉亮模仿的声音越来越像，黄莺也和他对鸣起来。“这只黄莺是我的‘鸟老师’，整整教了我8天，每天早上它都会准时落在庙前的树上等我。第9天我离开时，看见它还在那里等我，心里特别难受。”

    在牛玉亮看来，口技表演讲究“声有韵，韵传神，神化艺，艺有情”，绝不仅仅是模仿声音。“60多年的从艺经验告诉我，学口技第一要真，就是要有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基本功、真实的知识；第二要准，就是声音要到位；最后要美，用声音把生活的美好展现在舞台上。”

    谈到口技的历史，牛玉亮如数家珍。近代的口技代表人物是“百鸟张”张昆山，在老北京天桥上，张昆山的《百鸟争鸣》曾是一绝。“百鸟张”之后，就是牛玉亮的师爷尹士林。20世纪30年代，尹士林把口技变成了视听艺术，打破了以往“围设青绫好隐身，象声一一妙于真”的表演方式，走出了八尺屏障，走上了舞台。新中国成立初期，牛玉亮的师父和师叔通过巧妙运用麦克风，实现了用口技模仿汽车、火车、飞机、大炮等的声音，扩大了口技的模仿范围。

    2011年，口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牛玉亮担起了传承人的担子，也开创了口技“循环运气法”和“循环发声法”，为口技表演开发出了大量气源和声域。

    牛玉亮介绍说，口技之难一在先天，二在后天。口技发声要用到口、齿、唇、舌、喉、前腭、后腭、软腭、小舌，这些缺一不可，一般人不用来发音的器官都要用来发音，这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天赋还要靠刻苦的训练。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病痛也时常找上身来，半年里经受了两次手术的他心里唯一惦念的就是不能让口技失传。牛玉亮招收了13位徒弟，“练口技辛苦，家庭条件好的孩子都不愿学这个，他们大都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全凭不定期的表演，而演出一多就保障不了学习时间。”

    现实让牛玉亮有强烈的紧迫感。“还有太多东西没有教给他们，我着急啊！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技艺教给徒弟，让口技永远传承下去！”2014年3月份，他陆续写了32年的《中国口技》一书终于出版，为徒弟们，也为社会留下了一部权威的口技教学材料。

    为引起更多关注，也为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牛玉亮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级非遗口技展演”中，展演于2015年7月6日、7日在天桥剧场进行。一个月的准备时间，13位来自不同省市的徒弟被召唤回来，师徒吃住都在一起，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牛玉亮精心指导徒弟们排练，在创新上“大做文章”。他创作了不少新节目，像口技情景剧、口技民俗舞蹈、口技小乐队、口技沙画表演等。在一个名为“草原情”的口技节目中，牛玉亮的徒弟们同时模仿苍鹰、百灵、牛、羊、马等动物的几十种叫声，并与马头琴和呼麦结合起来，听罢让人感动落泪。

    “让更多的人热爱口技，让这门延续两千多年的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永远的心愿。对我来说，口技比生命还重要。”牛玉亮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