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妙手仁心

    “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黄凯钧《友渔斋医话》

    2008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成立5O周年，亦是罗征祥教授从事心血管病研究56周年。

    祥和的面容，儒雅的风度，神情中透着成熟与稳重，眉宇间充满平和与慈祥——这就是罗教授给大家的印象。罗教授1952年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在医学领域里最难最复杂的专业——心脏外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禁区：除了专业技术的难度外，还有众多的不解和怀疑。罗教授经过与广大患者的接触后，深信心血管疾病并不是少见病、富人病，他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从摸清心脏基本结构开始，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在心脏外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心脏手术要求极高，罗教授从最基本的止血练起。大血管不慎破了，满视野都是涌出的鲜血，触目惊心，罗教授眼睛看着无影灯，一按、一压、一捏，大弯针缝合创面，气定神闲的几下子：好了!瓣膜要一针针依次缝合，重复的动作简单却枯燥，1小时，2小时……有些医生已经站酸了腿，看花了眼；罗征祥依然目不转睛，一双手不紧不慢，对生命精雕细琢。经过多年的探索，禁区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不服输的突破者缓缓打开。

    1974年，为发展中国心血管事业，周总理推荐阿根廷专家到广州、北京、上海选定交流医院及团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罗教授现场演示心脏手术准确无误，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叹为观止。考察结束后，阿根廷决定邀请以罗教授为团长的7名心血管病专家赴阿学习考察。在国内，手术间是他人生拼搏的战场，他努力地做好每一台手术；在国外，他的字典里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地学习心血管领域的新知识，常常带着面包等简单方便的食品，泡在手术间和病房。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罗教授的座右铭，经年累月的探索与辛劳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1977年，罗教授主持研制了国内首创的广东I、Ⅱ型生物心脏瓣膜和左心室辅助循环器“罗叶泵”，罗叶泵被认为是中国医学的一项重要突破。罗教授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没有一点大牌专家的架子。他的手术做得“漂亮"是远近闻名的，因此，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同行专程前来观摩。每当这时，罗教授总是将自己的技术倾囊相授，有时还一边手术一边讲解操作要领，使观摩的同行受益匪浅。这种毫无保留的大医风范赢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誉。

    在这些年中，盘桓在罗教授脑海中的一直是一个未能达成的愿望：建立一个集预防、临床诊治、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心血管病研究中心。1984年，罗教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霍英东先生，在霍英东先生的帮助下，罗教授从零做起，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研究中心规划、建筑专家聘请、施工现场勘察……每一项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罗教授亲力亲为，同专家们一起克服一个个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霍英东心脏中心（原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终于建成了。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我国首批仅有的3个心血管病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之一，并连续多次任命至今。

    罗教授在治病医人的同时，不忘进行医学科普宣传，教育广大群众；也不忘培养更多的学生，让医学事业这朵火花不断放大。罗教授对年轻医生的要求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先学好做人，再好好做事；要树立目标，不怕困难，干好自己的临床工作和相应的科研工作。罗教授把培养年轻医生比作链式反应。也正是有了罗教授这些老一辈省医人对年轻医生的辛勤培养，省医的精神才得以在新省医人的身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如今，心研所已经建立了一支立体的人才队伍，科研与临床互相支持，前沿和基础相互渗透，有力地推动着心研所的可持续发展。

    罗教授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是成功的，他所创立的心血管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心血管病研究与治疗中心。作为学科带头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断探索，从不停止。现在已经81岁高龄的罗老，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继续为繁荣我国的心脏外科事业奉献着心血!

（摘编自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雷黎明）

    文化大师钱钟书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时抓周时抓得一本书，得名钟书；考大学时数学只有15分，却因国文英文成绩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后留洋深造，恣意读书，因用眼过度而患上头晕的顽疾。

    学成归国，钱钟书左手创作右手治学。一部《围城》，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神来之笔随处可见，风靡海内外，畅销几十年；一部《管锥编》，博大精深，振聋发聩，妙绝之论，震惊学术界，倾倒读书人。

    钱钟书著作等身，声名远播，却特别谦逊。

    对于年轻人，钱钟书一向以友相待，不摆长者和老师的架子。王水照是他指导的研究生，但他收到王水照寄赠的《唐宋文学论集》时，在回信中说：【甲】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王水照曾师承钱钟书，不敢说自己的本领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一次见面对钱钟书说：我是您的学生，有‘文’可证。当年我的进修计划和您的审批意见俱在，白纸黑字。钱钟书听了大笑：给你写的题签，特地盖上我的印章，已经表示咱们的交情了。但事后写信，钱钟书仍以平辈待之，称王水照为贤弟贤友吾兄。 钱钟书把王水照这个弟子当做朋友，那是他的谦虚了。其实，他曾手把手教王水照写论文。王水照执笔写的《唐诗选•前言》全文一万多字，钱钟书为此写的审读意见有一千六百多字。王水照文章开头说：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钱钟书以为不妥，指出：首句‘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宜改为‘我国文学史’更妥，因‘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在语言上血肉联系，且唐诗至今还是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此为开宗明义之句，应说得高瞻远瞩些。何况隔一句又说‘我国古代诗歌’，似不须重复如此。鲁迅语可引，但其意（‘到唐已被做完’）是绝后，而把它来承上句‘空前繁荣’，稍觉不贯，至少得说‘鲁迅先生还（甚至）说’这一类字样。

    王水照文稿中还有这样一句：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下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不成熟”三个字引来了钱钟书的批评：“‘不成熟’三字似可删，因主观上是‘成’而大成、‘熟’而烂熟，方敢提出公之于世。此序义非即席临时发言或考场试卷，无人催促，非急就章，如觉“不成熟”，不妨再加深思熟虑。虽客气话，亦当切合体裁。”

    钱钟书的谦虚对年轻学者有极大的感染力。学者陆文虎有过这样的体会。陆文虎曾读到一篇讽刺自己的文章，他想到当前学界多吹捧少批评，就将此文收入自己编的一本文集中。钱钟书得知此事后很高兴，说：欢迎批评的人是有力量的人，一是有实力，批不倒；二是有胸怀，经得起。

    钱钟书1979年赴美返国后，美国多所大学邀他去讲学，但钱钟书对所有的邀请都一概婉拒，他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多次谈及此事：Princeton，Chicago等来函，邀弟明年携眷来美‘讲学’，【乙】七十老翁，夜行宜止，宁作坐山虎，不为山林狼，已婉谢矣。钱钟书的桌上堆满了国外的邀请函，他的外甥女曾问：“舅舅，难道你就从不考虑。”钱钟书答：“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我都没答应，还会答应其他人？”

    钱钟书自视甚高、性情狷介，对同辈学人多有臧否。

（选自魏邦良《钱钟书的谦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实在说，先生赶上的并不是一个钟书的人理想的时代，他留学归来，即逢战乱，所谓海水群飞，淞滨鱼烂，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安得读书的好环境？此时完成的《谈艺录》，真正是一部忧患之书。纵是如此，他仍出入于中西古今，兼采博搜，极深研几，于诗话一方领域，打造出一片光天霁月读书的化境，令世上无数读书人折腰。爰至和平建设时期，却又风波迭起，动荡日剧，复有浩劫来临，以一国宝级的大学者，只能去烧开水度日。迨至文革收场，纷乱渐靖，先生始能重理书箧，抉剔爬梳，锥指管窥，神游八极，立意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为一家。而此时，先生又因声望大震而多受干扰，乃杜门谢客以拒之。（杨联芬《钱钟书评说七十年》）②1933年夏，钱钟书清华即将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不愿在清华读研究所、不愿在牛津与人合作写书、不愿长期呆在西南联大。（史飞翔《狂狷钱钟书》）

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罗婷  曹忆蕾  北京报道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摘自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

老树画画：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老树不是画画的，他是个教书匠。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老树本来不叫老树，叫刘树勇。也许像他说的，因为很小就长成了很苍茫的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学生们就“树哥”“树叔”地叫他，要叫到“树爷”的时候成了“老树”，既然自己的本名叫起来有点不大顺口，他就找个大家都叫得顺的名字用起来。“我的长相太凄凉了，上下五千年提前都长好了。”他自嘲地呵呵一笑，大家跟着乐了，初见的拘谨和陌生就渐淡渐散了。

    老树书教得好，学生知道。学生描画他教授公文写作课的状态：“铃声响过，晃着进门，低头看一眼课本，抬眼扫一下我们，然后滔滔江水般流泻出真知灼见、性情心声。他讲西南联大里中国文化界的翘楚、讲风华绝代的林徽因，讲钱钟书的《围城》，讲张艺谋的《红高粱》，讲卢梭的《忏悔录》，讲诗经，讲高更、塞尚，讲波普艺术、解构主义，还有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些完全无法用‘公文写作’涵盖的东西听得大家如痴如醉。要下课的五到十分钟，他才会懊恼地讲一会儿课本，期间还夹杂‘公文写作，神马东西’之类的抱怨，直到下课铃响，仿佛扔掉了课本的郁闷，说声‘去也’，踹门而出……”

    老树的画中人，悠闲简静明朗。却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隐士形象，是街头巷尾市井喧哗滋味饱满的世俗常人，他们性情、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明人生。

    老树喜欢民国的趣味，而这民国又非确然的民国，只是他心里想象和希望的趣味——“女子温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画中那个长衫男子一会儿树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

    “他是我，又不是我”。老树说。画中的长衫先生，闲适、率性，肆无忌惮。一如过去的老树，会戏谑地表达情绪。

    有读者提出，画中的闲适与现实的忙碌嘈杂完全不一样，你能接近画中的生活状态吗？老树回答说：“画里那么悠闲，生活却忙忙碌碌，怎么可能达到！因为没达到，所以才缺什么补什么。焦虑是常态，谁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不可能像画里那么悠闲，但身体做不到，心境或者能做到。”

    于是他画，画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空间情境，他的画成了另一个老树在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的梦呓。

    对他，画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的过程。他那些别人一掷千金想求的画，在地上桌上椅子上箱子里随意堆放着。“把内心关注放在怎么做好一件事上，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而不是去炫耀，不是表演给人看，你要相信这一切东西都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让你自己通达、精细，对自己日常生活起居坐卧有要求，你这个人慢慢才像个样子了。”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又说：“老树文字有股特殊的稳，并非四平八稳那种寡淡之稳，亦非精巧设计那种做作之稳，更非所谓风轻云淡的鸡汤之稳；他是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却又胸中有丘壑，可点百万兵的动态之稳。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得意处长篇大论，愤怒时脱口骂娘，论人事也常有论据不足便下大结论之嫌……按说这么个写法非常危险，容易跌入莽撞汉子夸夸其谈的恶境，但是没有，得力于几点——力量、心智、修养。”

    老树的微博，粉丝近百万。他也曾开过博客，其思想其语言其风格吸引了大批簇拥者，2006年，他以一篇《走了》叫停了自己的博客。有粉丝留言，用“阿甘不跑了，我们怎么办”来形容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其实阿甘跑或者不跑都不为什么，老树也是，博客想开的时候就开了，想停就停下，没有，也不想为什么。（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09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拥有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粗犷，内心却敏感细腻，情感也十分丰富”，老树的研究生曾泽鲲说。与课堂上诙谐豪放的树老师不同，私下里的老树很期待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孤独空间。②老树博闻强记，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策划诸多影像展览，摄影圈里，提到刘树勇，是响当当的名字。只是，他不把自己的博学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些不过是“看过些杂书，想过些事，码过些字”罢了。

杜甫在夔州

    杜甫在夔州最初居住的“客堂”，是在山坡上架木盖起的简陋的房屋；这类的房屋散布在山腰，好像鸟巢一般。他到这里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按照夔州人民的习惯，用竹筒把水从山泉引到他居住的地方。又因为乌鸡能医治风痹，他养了许多鸡，并且催促他的长子宗文在墙东树立鸡栅……对于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他下了一番布置的功夫。

    夔州是三峡里的山城，这里的山川既雄壮又险恶，杜甫一到这里，便开始爱用惊险的文字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他感到这座城是“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一方面，给杜甫的印象最深的，是夔州人民的生活。他看见夔州的许多女子因为男丁缺乏，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结婚，她们每天到山上砍柴背到市上出卖，供养一家，有时还冒着危险贩卖一些私盐回来。人们不深究原因，只说她们面貌丑陋，所以找不到丈夫；杜甫却反过来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他看见峡中的男子，少数富有的驾着大船经商，大多数贫穷的终生充当劳苦的船夫，人们说，这里的人都器量狭窄，只图眼前的利益，杜甫也反过来问：“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峡中的人民大部分过着穷苦可怜的生活，而夔州却是阔绰的估客胡商必经之地，这两种生活的对照杜甫也写得很清楚。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面前活动起来。他写了不少长篇的诗叙述他过去的生活。他写《壮游》诗，从七岁学诗起经过吴越齐赵的漫游、长安时代、安史之乱，一直到滞留巴蜀，是一篇完整的自传。他还写了八首长诗，怀念八个人物，集在一起，叫作《八哀诗》，但它们只有历史的价值，艺术方面并不算是成功的作品。

    杜甫在这时因为与外面的世界脱离，作诗的态度有时改变了。他在成都草堂时说他写诗的态度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前两句说他长安时代以来对于诗的努力，极力避免庸俗，生活越艰难，作诗也越刻苦；后两句则说明在草堂的生活较为清闲，对着美丽的自然界可以信口成章了。无论是刻苦努力，或是信口成章，由于他有充实的生活体验，都能写出像他天宝末年以后那样富有创造性的诗歌。但是到了夔州，他又把一部分的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边去了。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里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在《解闷十二首》里说“颇学阴（阴铿）何（何逊）苦用心”。并且在指导儿子宗武学诗时，也教他熟读《文选》，以便从中采撷辞藻：这好像又把诗歌扯回到“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时代里去。但杜甫夔州时代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这样写成的，他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诸将五首》。这些诗不是没有接触到实际的问题，不是没有说到国家的灾难与人民的贫困，不是没有写出时代的变迁和自己热烈的想望，只是这些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给蒙盖住了，使后来杜诗的读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节与词藻的迷惑与陶醉，翻来覆去地诵读，而不去追问：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因此在解释上也发生分歧。与此相反，反倒是在《写怀》里毫不费力地写出来的“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读起来觉得亲切动人；而像《宿江边阁》里“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样的诗句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品格。

    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落了一半，耳也聋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他在这情形下，两年内写了四百三十余篇诗，占有他全集诗中的七分之二，而且其中有不少的长篇，这是一个丰富的创作时期。由于生活的限制，在内容和思想上比起过去的作品都略有逊色，但其中也不缺《登高》这样的杰作。

（节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