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①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②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③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④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⑤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倚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⑥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⑦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⑧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⑨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⑩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由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你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追求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

    在生前，王小波的小说很少有人敢出版，但是他的杂文却已得到广泛认可。作为小说家，他的文笔非常出色，杂文比一般作者的更具可读性。王小波的杂文大多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上，《东方》、《南方周末》等杂志也是他的主要阵地。有编辑回忆说，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小波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他随便写点什么，就有杂志抢着发表。

    但后来，他的杂文越写越少了，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重新放在小说创作上。一直以来王小波所热爱的都是写小说，他曾多次在文章中直言这一点。

    在王小波看来，小说创作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写小说对他来说是艺术事业，而不是表达自己。王小波特别喜欢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极度推崇他对小说的看法。卡尔维诺认为，一篇小说应该轻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并且还要连贯。这和许多作家对小说的看法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只把写小说当作传声筒，试图通过文字表达一些观点和理念，或者只讲一个故事什么的。

    王小波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写一部小说，或者是作者操作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作者自身被操作了一番，我赞成的是后一种。”事实上，每个作者都只是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推动文学事业往前行进。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用已有的方式写作，而且要创造新的方式，用那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方式去探索小说世界的无限可能。

    卡尔维诺就是这样的作者。他的一些作品会让人觉得古怪，往往把书看完后，还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我们看一部书，总是希望这部书能够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有开头，有结尾，中间各种各样的过程也是翔实的，但是卡尔维诺却不这样做，他后期的很多作品根本没有故事。王小波说，他大体明白卡尔维诺的想法，卡尔维诺希望在小说的创作方式上有所创新。

    这样做是困难的，写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吸引读者，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总是应该往这条路上走一走、试一试。王小波认为，一个真正的作者，必须如此！他自己正是在不遗余力地探索着小说创作的其他可能性。所以看他后期的长篇小说，会发现和别人的作品明显不同。有读者见到他时曾说：“没想到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这句话虽然让王小波汗颜，但至少说明他的努力有了成效，他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王小波始终认为：“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

    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曾一再说，王小波的作品属于纯文学领域。他的创作态度就是如此，就是纯纯粹粹地写小说，用创新精神推动着小说事业向前行进。

（摘编自乐文城《王小波传》）

【相关链接】①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中，王小波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以1997年为界，身处阴阳两界的他，经历了寂寞与喧嚣的冰火两重天。虽然主流文坛一直对这个“文坛外高手”投以不置评的冷眼，但王小波的文名还是不胫而走，成为大众传媒热议和追捧的对象。

（王强《“文坛外高手”缘何不寂寞》）

②在他短暂的自由写作生涯中，他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写作，对于那个文坛，既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他以一种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心态进行写作。

（陈启文《“文坛外高手”﹣﹣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祭》）

③整部小说天马行空，怪谈密布，一会儿笑得我岔气，一会儿又抑郁得窒息，真不知那些怪诞的场景是怎么被他想出来的。看完，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

（李静《必须冒犯观众》）

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李满星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并未得到当时热血的留学生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胡适悲愤不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入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就曾到过庐山浏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7月14日，蒋介石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民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以及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的决定。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就在这一天，胡适忍辱避战的是彻底动摇了。

    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至9月初，上海战事持续一个月，胡适看到军民抗日士气之高涨，思想开始发生很大转变，认为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从此，胡适抛弃了避战求和的梦想，认为“和比战难百倍”，思想开始走向苦撑待变。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日本一战到底，并决定委派胡适出使美国，争取援助。

    1937年9月26日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午餐后，他立即到大中华戏院发表《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侨胞。30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在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能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胡适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和罗斯福是同学，加上当时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视其为上宾，关切地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到1937年11月底，胡适创下五十一天行程一万零六百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六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至第二年7年，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驻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观。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一任驻美大使。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开始进攻广州、武汉。胡适可谓率命于危难之间。1938年10月5日，胡适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这次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10月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他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罗斯福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

（节选自《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有删改）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