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集体中的诺奖得主

    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近过，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饶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正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率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电视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李廷钊急了。“书在哪儿？”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离开电视，小跑着去找书。“你看，这是个分子结构，一加热就破坏掉了。”接过老伴儿递过来的书，屠老太太自顾自地指着封面上的分子结构对记者说。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获奖感受的提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却听清了新闻联播中的句子。“200多种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老人认真地对记者重复道。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两口说自己小时候都染上过这种俗称为“冷热病”的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08日02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屠呦呦，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是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古人为何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并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之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家境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毫不自夸地说过：“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学校招生放榜的时候，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同学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十分淡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梅贻琦。同为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通宵达旦。

    1908年梅贻琦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所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后来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留学美国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在他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1931﹣1948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为人重实干。梅贻琦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即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赶教授更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无所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吴教授问梅校长是不是要走，梅校长说：“我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认为这是“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经中间的进修并被破格聘为教授，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的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达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原来是清华的基金帐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选自《人物周刊》）

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杨潜

    牟宗三是1949年夏秋之间离开大陆去台湾的。此时，国民党大陆政权行将崩溃。牟宗三临行前，来到广东番禹乡下的黄氏观海楼，探望隐居于此的恩师熊十力。熊先生曾认真地建议牟宗三等几位门生留在大陆。牟宗三回答说，地球是圆的，怎么会回不来？世事终究难料，这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晤面。

    熊十力之于青年时代的牟宗三，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抗战期间，牟宗三颠沛流离于西南边陲各地，一度生活困窘。为此，熊十力曾写信向西南联大的汤用彤推荐他。梁漱溟曾问熊十力，何以对牟宗三如此器重？熊俨然作答：“能悟人之所不能悟，见人之所不能见。北大有此可造之才，而不能容之用之，岂不可惜可憾？”

    在台湾最初的岁月，牟宗三不忘记恩师厚望，潜心于学术，著述甚丰。他既继承熊十力所开创的形上思辩的新途径，又不墨守师说，创造性地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用他的学术成就回报了师恩和故乡的亲人。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晚年曾自道：“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这项宏阔的伟业却是在海外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有过漫长的阻隔，对于前去台湾的大陆人来说，亲人难见，故土难回。萦绕了牟宗三心头的同样是挥之不去的桑梓情结。桑梓之情，大而言之是家国情怀，小而言之是怀乡之念。

    最能集中反映牟宗三桑梓情结的是他的《五十自述》。他在文中追忆了少年时的生活世界，故乡栖霞乡村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家庭温馨种种，在他的回忆里，温情而美好：“村前是一道宽阔的干河------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催。养蚕时节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

    牟宗三是从乡间走出的。虽然牟氏在栖霞为大族，但牟宗三这一支到他祖父执家时，已经衰微。牟宗三说他父亲虽是农家之人，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诵古文。”这样的家庭熏染，使他自幼形成了养志立身、择善而从的品性。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读到了熊十力所著的《新唯识论》，后经邓高镜的引荐得以见面，这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变，他后来感慨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牟宗三遇到与之精神相契合的熊十力，使他的学术路径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转向了中国哲学。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越来越多 。1992年5月，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在大陆首次出版。同年十月，山东大学主办了“牟宗三与新儒家”学术研讨会。此后，牟宗三更多的著作得以在内地出版，对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对“新儒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不衰。对牟宗三来说，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思想开始“还乡”，也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牟宗三去世后的1998年，两岸又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我国各地及其他国家的近百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牟宗三的弟子们激动地说：齐鲁是儒学发源地，也是牟先生的桑梓之地，来山东参加这次盛会，意义非同寻常。

    牟宗三少小离乡，飘萍不定，但却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儒学的“花果飘零”到现代儒学的返本开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如孤臣孽子，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艰难苦斗，终至完成了自我救赎与革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极富中国智慧的、能与西方任何学术流派相媲美的哲学体系。牟宗三作为其中健将，有这样的成就，缘于中国文化之深远根脉。

    牟宗三的怀乡情结还体现在牟宗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虽走遍南北，开口说话依旧是改良后的胶东腔调，一日三餐最爱的仍是山东口味，生葱大蒜一样不少。讲学著文，常常拿“山东”这个地理名称或举例或说事。

    晚年的牟宗三，对国家的统一问题，时刻挂怀于心。一生爱看京剧的牟先生，有一次看完戏，在与众人谈及两岸前景的话题时，用他特有的牟氏幽默冒出一句：“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京剧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杜甫在夔州

    杜甫在夔州最初居住的“客堂”，是在山坡上架木盖起的简陋的房屋；这类的房屋散布在山腰，好像鸟巢一般。他到这里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按照夔州人民的习惯，用竹筒把水从山泉引到他居住的地方。又因为乌鸡能医治风痹，他养了许多鸡，并且催促他的长子宗文在墙东树立鸡栅……对于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他下了一番布置的功夫。

    夔州是三峡里的山城，这里的山川既雄壮又险恶，杜甫一到这里，便开始爱用惊险的文字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他感到这座城是“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一方面，给杜甫的印象最深的，是夔州人民的生活。他看见夔州的许多女子因为男丁缺乏，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结婚，她们每天到山上砍柴背到市上出卖，供养一家，有时还冒着危险贩卖一些私盐回来。人们不深究原因，只说她们面貌丑陋，所以找不到丈夫；杜甫却反过来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他看见峡中的男子，少数富有的驾着大船经商，大多数贫穷的终生充当劳苦的船夫，人们说，这里的人都器量狭窄，只图眼前的利益，杜甫也反过来问：“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峡中的人民大部分过着穷苦可怜的生活，而夔州却是阔绰的估客胡商必经之地，这两种生活的对照杜甫也写得很清楚。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面前活动起来。他写了不少长篇的诗叙述他过去的生活。他写《壮游》诗，从七岁学诗起经过吴越齐赵的漫游、长安时代、安史之乱，一直到滞留巴蜀，是一篇完整的自传。他还写了八首长诗，怀念八个人物，集在一起，叫作《八哀诗》，但它们只有历史的价值，艺术方面并不算是成功的作品。

    杜甫在这时因为与外面的世界脱离，作诗的态度有时改变了。他在成都草堂时说他写诗的态度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前两句说他长安时代以来对于诗的努力，极力避免庸俗，生活越艰难，作诗也越刻苦；后两句则说明在草堂的生活较为清闲，对着美丽的自然界可以信口成章了。无论是刻苦努力，或是信口成章，由于他有充实的生活体验，都能写出像他天宝末年以后那样富有创造性的诗歌。但是到了夔州，他又把一部分的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边去了。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里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在《解闷十二首》里说“颇学阴（阴铿）何（何逊）苦用心”。并且在指导儿子宗武学诗时，也教他熟读《文选》，以便从中采撷辞藻：这好像又把诗歌扯回到“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时代里去。但杜甫夔州时代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这样写成的，他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诸将五首》。这些诗不是没有接触到实际的问题，不是没有说到国家的灾难与人民的贫困，不是没有写出时代的变迁和自己热烈的想望，只是这些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给蒙盖住了，使后来杜诗的读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节与词藻的迷惑与陶醉，翻来覆去地诵读，而不去追问：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因此在解释上也发生分歧。与此相反，反倒是在《写怀》里毫不费力地写出来的“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读起来觉得亲切动人；而像《宿江边阁》里“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样的诗句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品格。

    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落了一半，耳也聋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他在这情形下，两年内写了四百三十余篇诗，占有他全集诗中的七分之二，而且其中有不少的长篇，这是一个丰富的创作时期。由于生活的限制，在内容和思想上比起过去的作品都略有逊色，但其中也不缺《登高》这样的杰作。

（节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