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幼年熟读经史，在南开受新式教育，喜读科学，在美初习电机工程，任教清华后专研物理。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却又重温中国经史典籍，于中西文化密切接触体会中，融合中西学问之精华。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园任教，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他的夫人韩咏华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理科和工科，执教清华初期，教的是物理、数学、英文等课程。梅贻琦早年的学生浦薛凤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联系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后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施嘉炀回忆说：“我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高等科二年级学习时，梅贻琦先生是我的物理学老师。现在回忆起来，梅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学生解释课本上和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靠人格魅力，并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如春风华雨，润物无声。梅贻琦就是这样，熏陶了一大批清华学子。他最初的教育教学活动，为他以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其同意后，于九月廿三日提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长期治校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选自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语）

②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父母对他要求格外严格，他也一直比别人更加刻苦。1985年施一公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被导师刮目相看，成为导师眼里最出色的学生。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短短9年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2008年2月，40岁的施一公，毅然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辞职回国在全世界学术界引起一定的震动。有朋友劝阻他：“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回国就是回家。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国内的科研环境目前不比美国好，但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比美国强。”

    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了实验团队，除了他，全都是年轻的博士生。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

    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更别提药物研究了。如今，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全球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令他非常痛苦。

    施一公回国后，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

    这个课题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与时间赛跑，这让一向和蔼的施一公有时也变得严厉。2014年春节，新婚的马丹和卢培龙硬着头皮请了三天假回家见父母。可返校后，还是被他说了几句，“实验室还有7位同学都在这儿过的年，到这个份上了，必须玩命。”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也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2014年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这个让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它也是罕见的，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归国六年，一向用词严谨的施一公破天荒地用这样的评价为这个成果注脚。

    2015年7月8日上午，施一公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我们的师生就是这样的一批清华人！”

（选自《人物传记》同名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施一公回国以来，先后把70多名世界优秀人才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国际评估组来到清华，评估的结果是：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摘编自《新闻晨报》）②施一公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科研的方法，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协作和担当。”“每次遇到困难，都会从他那里获得无限的激情，什么灰心丧气都没有了。”学生们这样说。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反对迷信权威。他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曾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摘编自搜狐网）③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摘自施一公《致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信》）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晴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清水一般的杨绛

李娟

    看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年轻时的照片，钱钟书潇洒俊朗，她温婉清秀，真是一对璧人。我觉得，他们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和端庄最为动人。暮年时，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黑框的眼镜，两位白发老人一起捧书阅读的侧影，那么安详、静美、温情。他们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此生只深爱一个人。

    世间所有的繁华都过去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有书相伴，一同在书香里优雅地老去，多好。钱钟书曾称赞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读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不由得惊叹，杨绛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了。岁月的河流中，有的人，如江南人家的一坛女儿红，历久弥香，醇厚芳香。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永远是她的人格魅力。

    她在《一百岁感言》中写到：“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她八十余岁时，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相继病重住院，她奔波在两座医院、两位病人之间，悉心照料，辛苦和操劳可想而知。钱先生临终，眼睛一直未合上，她在他的耳边柔声地低语：“你放心，有我。”听到这句话，钱先生安然离世。这是她年轻时常对他说的话。早年她和钱先生一起留学英国，在英国牛津生下女儿钱瑗。在她住院期间，常见钱先生苦着脸去看她。一次，他说，不小心将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她说，不要紧，有我，我洗。几天后他又说，门轴坏了，不能锁门了。她又说，不要紧，有我，我修。他感激之余，对于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有我”深信不疑。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著书立说，但在生活琐事面前却如幼童一般束手无策。有她一生陪伴在身旁，与他比翼齐飞，做他温柔的知己。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句话：“你放心，有我。”在生死面前，内心如此强大和沉静，听之令人落泪。此时，她唯一的孩子钱瑗也已经过世。

    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走，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尘世间，她最爱的俩人都离她而去，内心的悲苦和孤独无以言表。八十余岁的老人，提笔写下散文集《我们仨》，写下一个学者家庭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患难情深，写下我们仨在人世的点点滴滴，如微风细雨，温馨感人。

    在“文革”那段黑暗的日子，大批知识分子无辜遭遇劫难，他们都被下放“干校”劳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绛先生写下散文《干校六记》，从容练达，幽默风趣，细微处见真情。那是寒冬里一树树盛开的梅花，清芬暗盈，几乎所有的苦难都被她一支妙笔化解了，连同那漫天的冰雪。她温情而柔弱地支撑着他，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杨绛先生年近九十岁，开始认真整理钱先生几十年来的书稿和笔记。那些手稿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她一字一句艰难地辨认，抄录，整理，而后相继出版了《容安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钱先生离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完成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她以这样的方式，寄托自己深深的思念。书稿所得的稿费和版税800万元，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留给后来的莘莘学子，连同他们一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有一次，媒体邀请她参加作品研讨会，她没有去。还幽默地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听她的话，令人莞尔。她说得真好。她就是一滴清水，文字和内心一样干净，清澈，透亮。她清华其外，淡泊如水，不做媚世之态，也不被俗世所打扰，一生沉浸在文字里，一活就是百余岁，终成一代大师，成为被世人尊称“先生”的女性。

（选编自《作文周刊》2016年第1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杨绛生于民国，江苏无锡人，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至今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