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

    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陈祖武2014.8.8《人民日报》有改动）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本文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醉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认同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由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直接触发的一场新的零售革命，其本质是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流通生态的再造和零售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观、时空观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零售的理念。电商成为这次零售革命的先驱和主力军，推动零售业产生颠覆性改变，消费者也受益颇大。

    针对传统零售的弊端和电商的瓶颈与问题，有人提出“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这与“智能零售”概念从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对“第四次零售革命”当下先进的零售模式的一种概括。

    尽管零售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传统的实体店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商都渴望得到并拼命抢占实体店资源，争做智能零售先锋；传统零售店也在探索或寻找机会触网上线。发展智能零售，首先应是零售理念的彻底变革，即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必须对消费者出于真心。

（摘编自王成荣《第四次零售革命：从电商到智能零售》）

材料二：零售渠道变革的路线图

（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三：

    学者和实践者对于“全渠道零售”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和讨论阶段，存在着诸多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营销学者和零售学者的反应，与实践相比，显得迟钝和冷漠。

    “全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端到客户端之间所有形态的流通环节的总称，从形态上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和直销渠道；从归属上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从级别上包含卖场、批发商、专营店、便利店等；从职能上包括宣传、发展和服务。

    从主体看，从事零售行为的可以是专业零售商，也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甚至消费者个人；从行为看，零售行为和批发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范围看，一次大规模零售活动可能是全社会多个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四：

    电子商务服务的本质是满足消费。21世纪以来，商业信息传递突破时空障碍、物流网络逐步实现全通联，制约消费的一系列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为此，消费亦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基于现代信息互联技术，以无限扩展的云为基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现代消费方式就是“云消费”。“云消费”在技术层面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云内容”“云终端”“云支付”。

    “云内容”即消费突破传统店铺限制，突破有形与无形的界限，突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云终端”即凡是消费者接触的任何店铺或智能电子平台都可以作为提供消费的便捷终端；“云支付”指消费者可以利用任何支付工具，无障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便捷安全，且资金互通共享。

    “云消费”时代，信息成本逐渐成为交易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成本。“云消费”以消费者为核心。当前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普及、智能移动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社会主流消费群消费模式表现出三大基本属性：消费的体验化、专属化和社群化。

（摘编自赖阳、韩凝春《论“云消费”时代的零售革命》）

    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申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仕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 ， 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廷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文学与书法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它们都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思想的艺术。《毛诗序》曾强调，“诗”是“志之所之”的产物。而文字的产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维度。千百年来，尽管汉字出现了多种生成方式，但其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为了追求汉字使用的正确、便利和美观，人们开始研究汉字书写的表现规律，便形成了今天的“书法”。

    至汉晋之间，书法探索逐渐趋于艺术的自觉，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艺术见地，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书法艺术尽管并非单为文学而生，却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除了“太极殿”“同仁堂”等纯粹实用的匾额、题字或标语，文学作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升华，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书法历史上，经典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兰亭集序》，还可以列举出《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前者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颜季明而作，后者乃苏轼由贬谪黄州三年的悲凉遭遇有感而发。

    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具有具体的用途，所以在选择或拟定合适的文辞内容时，创作者要全面地体察社会、深刻地体验人生、精准地判断情势。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数竿、奇石一尊。当是之时，常有一二学子坐立其间，或琅琅读书，或默坐静思。书法家启功先生在石上题字“奇峰高节”，“奇峰”描述奇石耸立向上之势，“高节”则指向竹子的高洁虚心，四个字皆指向具体环境中的景物，同时以拟人的手法指向人的节操、情感和旨趣。题字尽管寥寥数语，竟与相关的人、事、物、地、时、情相合，这表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表现的高深造诣，更显示了作者文学思维的精确。

    尽管今天仍有书法到底属于文化还是艺术的争论，也有艺术创作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但是，文化和艺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简单说来，艺术是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生活则必然夹杂着林林总总的实用成分。无数名家的创作正是既有服务于客观生活的实际用途，又充分整合了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书法艺术表现中，思想、语言作为内容和需求，汉字、书写作为载体和手段，每个方面都渗透了人们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更浓缩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艺术与文学相通。作家也应懂得一点书法，中国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写得很好的。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选自孙学峰《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