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经济行为的互利与道德行为的互利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中的利他是结果的利他，而动机仍然是利己的，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并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是利他的。而道德行为中的利他不仅要求结果的利他，也要求动机的利他，至少在动机上不能是损他的。从结果来看，经济行为的互利也与道德行为的互利存在着差异。经济行为的互利主要是就满足经济主体的当下需要而言，并不能保证从长远看仍然对双方有利。有些经济行为虽然满足了双方的需要，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如向恐怖组织出售武器。此外，有些双方互利的经济行为，也可能导致第三者受害，如盗版光盘的买卖使专利所有者的权益受到侵害。道德行为的互利不仅要求符合行为者双方的眼前利益，也要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并且这种互利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②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未必符合伦理要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这一假设的含义是：在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因此，在经过理性判断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简而言之，“经济人”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他试图用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始终且完全恪守经济人原则的个体例证。但是，“经济人”作为一个理论假设得到了大量的学术拥护者，这种“经济人性格”也不时在一些经济活动中显现出来，从而使利与义的冲突更加明显。

    ③大体而言，义利冲突可以概括为两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为了道义而丝毫不顾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我国古代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义利冲突形式的典型表现；另一种是为了实现利益而丝毫不顾道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主要偏向后一种情况，并且主要体现为拜金主义。在商品经济中，私人的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决定其在经济活动中是亏本还是赢利，决定其劳动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商品似乎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力量，导致人们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神一样来崇拜。货币出现以后，一切产品、活动都可以同货币相交换，而货币又可以无差别的同一切相交换，因此，使不同的东西相等同的货币就具有了非凡的魔力。在质的方面，货币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是无限的。但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为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贮藏者贮藏货币的欲望永无止境。

（选自《经济伦理学》有删改）

    中国传统美学是由三家组成的，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道家美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禅宗美学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正统地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突出一个“仁”字。“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讲和谐，儒家尤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是“入世”，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禅宗的思想是“遁世”。我们可以各列举一位唐代的诗人来说明。儒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圣”，因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因为他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禅宗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王维，王维被称为“诗佛”，因为他是典型的禅宗思想的代表人物。

    三种美学，在一代文人身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杜甫是以儒家为主，李白是以道家为主，王维是以禅宗为主，但并不是说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思想。杜甫身上也有道家的东西，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东西，王维身上也有儒家甚至道家的东西。比如，王维进朝做官肯定要按儒家的方式行事，上朝是儒家，退朝是禅宗。所以说，他们每个人身上三种美学都有，只不过是每个人更侧重哪一种。另外，一直讲“儒道互补，庄禅相通”，这八个字概括了三种美学、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大家去过青岛崂山，就能发现山上佛教的庙宇和道教的道观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宗教能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教派都能留下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分支，但是谁也不占统治地位。

    再一个是艺术作为精神的家园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刚才讲了儒家是“入世”，但是在历代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道家和禅宗往往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说中国画家中著名的“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全都是寄情于书画，在道家和禅宗里面尽情地遐想。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功成名就以后都自杀了，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19世纪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尼采自己就没有做完这场梦和演完这幕剧，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自杀了，因为他钻研越深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就是在拿了文学大奖以后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的，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生病导致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越写下去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而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精神的家园，失意后往往到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的精神家园中寻找寄托。

    进化理论中有一个词叫做“间断平衡”，意指一个生态在达成平衡之后，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某种因素触发进化的齿轮，原有的均衡就被打破，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各部分相互反应，直到新的平衡形成。生物学家将这这种新旧之间的交替称之为：“蹦移”。

    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演化。继漫长的农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在工业时代，人类已见证和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现今，我们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入口处。信息技术正在颠覆既有的平衡态，人工智能和认知技术的发展、机器深度学习、3D打印等新技术的发明，正在将“未来”带到世人面前。新、旧技术革命之间的转移正在发生。这是技术的“蹦移”。

    全球化发展类似于生态演化。一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两轮全球化历程。第一轮是以英国主导，主要表现是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殖民地，掠夺原材料；第二轮以美国为主导，主要表现是贸易全球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信息、人才的全球流动。而现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正在遭遇其本国人民的抗拒，也进入到逆向时期。但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作为一种秩序，一旦展开，就不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回到原点，最多是变化一种发展形式，更换一批演员。以当前的情势论，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这是国家的“蹦移”。

    新旧交替之际，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任何人都难免彷徨、犹豫甚至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类似于两百年前欧洲农民面对蒸汽机时的心情。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在不到两三百年工业时代所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之中农业时代创造财富的总和，今天一个普通人可享用汽车、冰箱、飞机、高铁等工业制成品，在封建时代即使帝王权贵也不可得之。由技术进步而促成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涓滴”效应，虽然不可能如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假以时日，还是能将大多数人置于共享技术进步的好处之下的。这是增长的“蹦移”。

    从长周期的角度看，经济衰退源于技术红利的渐渐消失，“低垂的果实”被采摘完毕，而要走出衰退、迎来下一个繁荣，唯有创新和技术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的交替期，需要准确认识技术革命的演变方向以及其对我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性，需要发挥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的能动性，主动清除那些不合时宜、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冗余，来为新技术的成长壮大开辟空间，留足空间。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迎来几十年连续的增长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政府2013年以来始终矢志不渝推动的“放、管、服”改革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释放了企业与个人的活力与创造性，一方面在中国经济下行之行稳住了对于全社会重关重要的就业，另一方面创造出人人都有可能和条件为自己的梦想与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的伟大时代。我以为，这就是最大的包容性增长。

（摘编自冯俏彬《即将到来的大变革》）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16版）

    “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孟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永嘉学派的叶适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王夫之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者也。”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诚已经具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甚至被幻化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我们今天进行诚信文化建设，要善于面对和运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价值资源和历史现实。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文化，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诚”是这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价值，具有轴心性。《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具体地说，从社会价值论角度看，我们研究诚信文化建设应该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体价值主体性的涵育。“正心诚意”，诚信、真诚、诚实是个体人格育成的必备品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诚的品质。诚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是工具性价值，是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因素。诚即良知真心、赤子之心、天地良心。诚的反面是虚假和欺骗，主体责任的缺失和泯灭。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的本义是真，可以从真实、真诚和真理三个层面挖掘诚的价值意蕴。一个高尚、伟大和充满理想的人格一定是以真实、真诚和追求真理为基础和底色的。我们需要把“三真”熔铸到新时代新型人格的塑造中。

    二是价值主体间的融通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稳定、确定、连续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变化、断裂和不确定的社会，我们正经历着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诚信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当代诚信文化建设有助于主体间增进可交流性、可合作性、可识别性和可确证性。没有现代性的诚信体系，人格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碎片、断裂、虚假的主体人格将使主体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价值运行无法展开。

    三是社会价值主体性重建。诚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必须以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为支撑。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诚”提炼升华为现代文明中的诚信价值，使其融入现代法治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有了完备的诚信体系建设，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全、和谐、自由、公正、美好、幸福的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级算法和各种智能管理系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这是问题的一个积极方面。另一个应该警惕的方面是，诚信技术体系建设中个体价值主体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包括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自由价值界限的守护、生命价值的看护和隐私等个人权利的保护。没有这个方面，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离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应该说，我们今天倡导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遗失、现代性缺失和审美迷失的危险，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参照系、更长远的目光、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宽广的胸怀，审视今天的现实，判断和选择未来的路径。

（摘编自庞井君《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论意蕴》，《人民论坛》2018年3月）

美育是培养人认识美、体验美、热爱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帮助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是做好美育工作的三大支柱。当前，我国学校美育改革发展进入加速提质阶段，美育深程建设稳步推进，呈现良好势头。与社会日益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联系，以博物馆、美术馆为代表的社会美育也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作为美育实施的基本途径，家庭美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美育工作，必须重视家庭美育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孩子由一块璞玉塑造成一座雕塑，在成长的路上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家庭。”可以说，美育的根在家庭，家庭是美育的摇篮。家庭美育的特点是润物无声，但影响深远持久。家庭日常的环境、气氛情感和活动，是孩子认知外在环境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对文化人文的体察，影响着孩子道德修养的建立，审美观念、价值体系的形成。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重视艺术思维的培养。现在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智力开发，对审美教育的关注，往往又将重点放在美术、音乐、舞蹈等技能特长的培养上，以期在未来的升学和求职中有一技之长，功利倾向明显。其实，比技能特长训练更重要，对孩子一生影响更深远的，是艺术思维的建立。艺术思维是一种以情感、符号和形象为基本要素的思维方式，艺术思维让人不断思考自我局限性，并从中找到突破的方法和答案。艺术思维对于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艺术思维的建立，重在熏陶，这种熏陶需要适宜的环境。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美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孩子艺术思维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更为根本、持续的，还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熏陶。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拓展家庭美育的实施途径。要将自然美作为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风霜雨雪阳光，沙丘泥土树木花草，鸟兽虫鱼……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家庭美育素材。家长要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玩耍的过程用手用脑用心感受，对人从哪来，如何与万物共存形成丰富独特的感知，这些感知是滋养孩子健康审美意识的丰厚土壤。要在节庆习俗中引导孩子认识社会文化之美。从食物制作，到家庭装饰，再到日常礼仪，传统节日习俗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思想，表达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族群的关系，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塑造孩子审美情趣的基础材料，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家庭美育。要鼓励孩子在动手劳作中认识美、体味美。孩子动手去操作，不论是多变的还是重复的，粗犷的还是精细的，都会形成身体上的感受，从而传达到大脑中形成认知，这种改造事物的经验会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强化他们的信心，萌发进一步的创造。

(摘编自陈佳《美育的根在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