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和”。“和”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

    以此观中国传统绘画，“和”的思想在其中的印迹俯拾皆是。从笔法看，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一幅画全用藏锋、中锋，则画面呆板；若全用露锋、侧锋，则不够含蓄。从线条看，过细过圆，则柔弱无骨；过粗过重，则显压抑。从用墨看，有浓、淡、干、湿。过浓画面沉闷，过淡画面苍白，过干则失气韵，过湿则失刚劲。因此，作画时要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并用，线条要刚柔并济、时轻时重，墨色要浓淡相间、干湿互补。当然，所有这些对立要素并非各占一半，而是运用适度。这便是“和”，是一种互补的和谐。

    在造型和构图方面，中国传统绘画也处处讲求“和”，讲求“和而不同”。画树，不能画出完全平行的枝；画山石，要大小相间；画鸟，常是一栖一飞，或一只闭嘴一只鸣叫；画人物则要求有动有静，衣纹不能完全平行。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方面十分讲究，奇正、开合、主次、虚实都是一些基本要求。要求布局严整，但不是要求画得四平八稳，而是奇中求正，险中见稳。讲究对称开合就体现了对称，但不能把相对的两部分画得一模一样。注重主次，主要对象细细刻画或放在突出位置，陪衬对象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虚实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天空常常不染色，只是一片空白，远山也是似有似无。虚实对照，既突出了主要对象，又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画面上一叶扁舟，不画水波纹，你会想到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湖；山上悬瀑，下面是一片空白，你会想象到山脚的清溪。

    中国传统绘画正是通过这些对立要素和对立概念的互补而达到的和谐，才具有了一种韵味独特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线条、水墨、造型、构图的种种对立要素和各种要求，但在一幅画中只要运用其中一部分要素，满足某些要求从而达到某一种统一的效果，即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例如，有的画偏重于精细，有的画偏重于简约，有的雄浑，有的清奇，有的恬静，有的飘逸。为表现某种风格或特点，画家在笔墨运用、造型构图上就有所侧重。画家们常常采用夸张手法，以突出其特色，与这种特色不协调的东西就大胆舍弃。为了追求这种统一性，画家常对次要的、细小的情节省略或简单概括。我们有时看到一幅画的细节似乎很粗糙、很随意，可是当观看整幅画时，立时感受到它的确气韵不凡。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整体美。

    和谐与统一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有机结合的。只有和谐，才能真正达到统一；而统一也不是毫无差别、毫无变化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中国传统绘画由于融入了和谐与统一的哲学思想，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墨子，东周春秋末期战国期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在游学初期，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盾、扦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子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提出了“兼爱”的主张。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也即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则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的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征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理性，不但使期著作存在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而且理论适应性很差，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成文）

    陶渊明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尘世恶浊，却也要承担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田园破败了，他日趋穷困，唯一珍贵的财富就是理想的权利。于是，他写下了《桃花源记》。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做终点。

    《桃花源记》用娓娓动听的讲述，从时间和空间两度上把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清晰地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初一看是艺术手法，实际上是哲理设计。

    就时间论，桃花源中人的祖先为“避秦时乱”而躲进这里，其实也就躲开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历史在这里消失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落伍和背时，但刚想笑，表情就会凝冻。人们反躬自问：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那么怡然自得，外面的改朝换代、纷扰岁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于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这种嘲笑，对人们习惯于依附着历史寻找意义的惰性，颠覆得惊心动魄。

    就空间论，桃花源更是与人们所熟悉的茫茫尘世切割得非常彻底。这种切割，并没有借用危崖险谷、铁闸石门，而是通过另外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美丑切割。这是一个因美丽而独立的空间，在进入之前就已经是岸边数百步的桃花林，没有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位渔人是惊异于这段美景才渐次深入的。这就是说，即便在门口，它已经与世俗空间在美丑对比上“势不两立”。第二种方式是和乱世切割。这是一个凭着祥和安适而独立的空间，独立于乱世争逐之外。和平的景象极其平常又极其诱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鸡犬相闻、黄发垂髫……这正是历尽离乱的人们心中的天堂。但一切离乱又总与功业有关，而所谓功业，大多是对玉阶、华盖、金杖、龙椅的争夺。人们即便是把这些耀眼的东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景象？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们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说，我们也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实，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总是与试图摆脱平常状态的功利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为桃花源，就是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外界，被这里的人们切除了。没有了外界，也就阻断了天下功利体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独立和精神独立，才是真正的空间独立。第三种方式可以说得拗口一点，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这个“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层面上，它永远在；在实用层面上，它不可逆。

施一公：用一流成果来爱国

罗旭

“即使在中国做着和美国同样的事，在祖国也会开心得多。”“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说，“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既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

2008年，施一公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至高荣誉。但施一公却谢绝了这份邀请，选择了“千人计划”，回国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

    施一公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作为享誉世界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回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的关注，《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专门报道，探求其中的原因。

    “其实，我的动机再简单不过：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每个中国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与归属感。”施一公表示，“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为祖国健康工作至少30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科学家理应敢担当、有作为，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几年来，他在细胞凋亡、重要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大分子机器的结构与功能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始创新成果。

    施一公开始主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工作后，积极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大力提升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水平。

    “核心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如果在6年之内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水平，就必须离开。”施一公介绍，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才引进面向国内外开放，全部实行海外评审专家组评议；薪酬体系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不让人才为柴米油盐发愁；每个实验室配备的启动基金，免去了人才的项目、经费申请之苦……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国际顶尖青年人才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全职工作，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2010年举行的国际评估中，由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总体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2012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名列全国第一。

    在科研及人事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固然让人骄傲，但让施一公最引以为傲的还是人才培养。他曾不止一次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归国以来，施一公一直亲自为学生讲授《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生命科学前沿》等课程。他倾力于学生的学术成长，经常在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他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重要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生，他带的多位研究生获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荣誉。到今年底，他的实验室将培养出18名博士。他说：“我毫不怀疑他们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我希望通过推动清华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带动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变革，在中国生发出能够培养大师的肥沃土壤。施一公说，“我常想，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能够影响世界进步的科学领袖，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有删改)

相关链接：施一公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如今，施一公自己在清华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在国外曲折而真实的经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古典诗歌是极其精炼的语言艺术，言约而意丰是历代诗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古典诗歌中很少有泼墨如水的长篇巨制，相反，人们对那些一字千金的精简短章更为推崇。正如刘勰所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又云：“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个原则虽然对各种文体都适用，但显然对于篇幅有限的诗体更为重要。而古典诗歌的篇幅相当有限，作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意蕴，所以不能容忍芜辞赘句的存在。从意象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原则，显然会导出对于意象密度的追求。

    何谓“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假如同样长短的诗句或诗篇中包含的意象或多或少，也就是意象的密度或密或疏，那么前者所承载的意蕴更加丰富，或者说所传达的信息量更大，如此更可能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两句诗各用五个字营造了三个意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人只把六个意象连缀成句，除此之外不着一字。这样的写法真是干净利索，从意象营造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意象的密度很高。它们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极其生动、丰满的早行图景：鸡鸣声声，乡村旅店的茅檐上方斜挂着一钩残月；一条板桥上积满浓霜，上面印着行人的足迹。句中虽无一字直接抒情， 然而早行的苦辛、心境的寂寞皆渗透在那些物象之中，读来令人恻然心动。如果不是意象如此密集，恐怕难以在寥寥十个字中安置如此丰富的内涵。

    但是，是不是意象密集的诗一定是好诗呢？或者说，是不是意象密度越大的诗就越好呢？下面以五律为例做些分析。“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后人的赞扬之词甚多。但是它也招致了一些非议，有人就说：“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其实正是指此诗意象过于密集。那么，为什么意象过于密集也会是一种缺点呢？简单地说，原因在于意象过密会妨碍诗歌意脉的流动，从而显得堆垛、板滞。

    从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诗句来说，意象密集往往会产生精警的名句；对于诗篇来说，意象密集则是利弊参半的，有些作品因意象密集而见胜，有些作品却因意象过密而受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名句和名篇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凡是万口传诵的名句都具备某种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把名句从原诗中彻底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也几乎不受损伤。

    由此可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名句都是意象密集的，但是意象密集肯定是构成名句的重要条件。因为名句的篇幅仅有寥寥数字，如果意象的密度太低，那就包蕴不了多少意义，要想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名句也就难上加难了。诗篇的情形则与诗句大不相同。一首好诗，不但应该“状难写之景，如见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且应有完整的意境和流畅的意脉。

    那么，对于诗篇来说，什么样的意象密度才恰到好处呢？宋人范温的一段话颇有启迪意义，他说：“诗贵工拙相半，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范温所说的“工”与“拙”指诗歌艺术的精丽与朴拙，意即一首诗既应有精丽细密的部分，也要有相对朴拙粗放的部分，才能张弛有节，并突出重点。一首诗中的意象密度也是如此，整首诗的意象最好是“疏密相半”，也即有疏有密，疏密相济，才能恰到好处。事实上唐代的优秀诗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很好地贯彻了这种精神。他们对意象的密度是相当留意的。唐诗名句的意象密度大多较高， 唐诗名篇的意象则以疏密相济为普遍规律。唐代的优秀诗人有意无意地把一篇作品内的意象密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程度，从而写出许多疏密有致的佳作。

（摘编自莫砺锋《论唐诗意象的密度》）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

    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摘编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定义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