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①文学经典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长期以来受到数字影视媒介编创者的青睐。

    ②以往，文学经典作为文本阅读的典范，通常以单一的线性阅读为主，对受众的文学水平及文学修养要求很高，隶属于“小众文学”的范畴。而随着数字影视媒介化的介入，“大众性”的特质使得文学经典从高高在上的存在，逐渐成为视听化的“大众文化”，这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与传承有一定的推动。伴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文学经典将会在电影、电视、艺术表演等多种形态之外，以全新的艺术形态示人，并能够更好地实现虚幻与现实的还原，使文学经典在表现和存在的形式上更丰富、更立体、更易于接受。

    ③当前，由文学经典衍生出的作品，正在和原著一起逐步进入产业化链条。一部作品的诞生，已经由单一的传播渠道向多渠道传播扩展，由此产生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也得到提升。文学是提供审美的艺术品，也是提供思想的精神养料。然而数字影视媒介化以声音、图像为主，以文字为辅的特质，或多或少地削减了文学经典的深度与力度。文学以或幽默、或平实、或优美、或泼辣的文字描述，给受众以玩味和想象空间，每个读者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对角色的重造，而数字影视媒介的具象化特点直接切断受众的想象空间。

    ④随着数字影视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下文学经典的数字呈现，在表现形式和声音的震撼上趋于极致，但在作品的内容上、角色的塑造上却显得苍白。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现在数字影视媒介对经典的翻拍更符合市场化的商业特点，能收到良好的经济回报，可是媒介人却失去了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如果说早些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向经典致敬，那么时下泛滥于荧屏、银幕的改编就是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如果以歪曲、无厘头的戏说来重复经典，则是对经典的不敬，更是对受众无情的戕害。

    ⑤在我看来，如何把握好忠实原著与锐意创新的关系非常重要。该超越原著的地方应当“飞跃到位”，忠实并不等于“死忠”。忠实于原著的，不一定是原著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而是原著的人文精神。

    ⑥文学经典的地位是建立在时代和读者的基础之上，分析受众的审美心理与时代风尚，应该成为影视艺术创作之前的一门必修课。观众对改编作品有着不同的心理期待，尤其在对文学经典的改编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⑦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如何更好地传播而不仅仅因袭原著文本，是对影视工作者阅历、见识的检验，是一种深刻解读文学经典基础上的高层次攀登。改编名著经典，前提是弘扬经典所蕴含的人文意义，使经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普及。

    ⑧在数字影视媒介产业化的今天，数字影视的编创者是以社会责任为先还是以经济利益为上，是决定文学经典重塑质量如何的关键。有必要呼唤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更有必要呼唤责任、道义与社会担当。

（选自2013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正解与误读是阅读阐释中经常碰到的是非之争，两者难解难分，又必解必分。读者的正解往往是在不断克服误读的过程中获得的。

    关于误读，阅读学界存在着真误读和假误读之辨。中外一些学者认为，误读永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美国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曾连续发表四部著作，系统论述了“诗的误读”：“一首新诗总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及其伟大作品释读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释读，它不在于对某一具体作品的释读实际发生与否，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接受影响与打破影响，继承与创新的悖谬状态。”我国清代纪昀说：“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现代钱钟书说：“作家原作叙事抒情本无彼意，然读者却在阅读中出现创造性的误解，悟出确有引人入胜的彼意，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可。”三家所说的“特殊性释读”“合理性误读”“创造性误读”显然是指读者释义对作者原意的超越或对传统释读的突破。由此，对“误读”引出“反误”和“正误”两种分法：“反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本穿凿附会，随意歪曲，既不合作者的原意，也不切作品的本意，那是真误读；“正误”指读者的理解和作者原意相抵牾，但切合作品的实际，使文本意义增值，这是假误读。我们认为，把不同于作者原意的多元阐释归入“误解”的范畴是不妥的，正就是正，误就是误，不必对误解分正反，不存在“正确的误解”。将“合理性误读”和“创造性误读”作为“假误读”的修辞来运用，未尝不可，但把“正误”作为阅读学的概念和常规就不够科学了。超越作者，超越文本的“增解”“异解”和“批解”是典型的“个性化理解”，不宜说成“正误”，而应说成“正解”“精解”或“圣解”。在文章和文学的个性化阅读中，必须严格区分错误解读和正确解读。真正的误读、曲解、歪批、胡吹算不得个性化阅读。本文所论的“误读”是与“正解”相反的真误读，不包含所谓“正误”的假误读。真误读，作为阅读病态大有研究其病理的必要。

    文章阅读疾病与文章本体疾病、文章写作疾病有所不同，它与文学阅读疾病也有差异。文章阅读疾病，发生在阅读的认知、理解、欣赏、评价、表达、迁移各个环节，也出现在辨体、感言、人情、得意、运思及物等各个方面；若分类别，它既有阅读生理的、心理的、行为的疾病，又有阅读知识的、方法的、情志的疾病。不仅处于学习性阅读阶段的普通读者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且进入创造性阅读阶段的专家读者也难免犯自由化误读的毛病。文章阅读病理研究是专门探讨读者在阅读全过程中阅读心理和行为的病症及其医治的一门阅读分支学科，目的是求得学校阅读教学和社会读书活动的健康生存和科学发展。

（摘编自曹祥芹《文章阅读学》，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纯粹”觅得“好声音”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

    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也要求电视节目应该有更严格的自律，使得出现在屏幕上的选手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情节的状况，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2年8月7日）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公众对现代诗的认知，一般停留在朦胧诗到海子阶段，越往后越觉得“困惑”。海子之后的诗歌格局，探索与出轨并行、追新与偏激携手、诗与非诗交叉、有序与混乱重叠。无论是对西洋诗人的文本引进，还是本土日常诗性的挖掘，写作资源都越来越敞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反 映在诗歌接受上，便出现了“现代诗比古诗更难进入”的不满与控诉，“懂”与“不懂”的老生常谈再次被提出来。对现代诗的阅读与接受，除了诗歌观念、审美趣味、教学方法等众多因素牵扯外，我以为被忽略的下述三点，应引起充分的反思。

    其一，现代诗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知识”。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进入现代诗歌，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这意味着现代诗有它特异的质地以及与其相适配的方法论，如果不与时俱进，最终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有人会说：我也学得几十种现代修辞格，可是并不灵验呀。这里要提醒的是，熟悉几十种修辞格，并不等于理解掌握诗歌。况且新诗经过近百年实践，发展积累起许多新元素，说夸张一些叫“日新月异”。这些“特殊知识”，是古典、域外、现代新诗自身的“小传统”三者的融合与变异，并非传统文学常识与传统修辞学所能覆盖的。重要的是，现代诗与生命体验、精神、潜意识、情绪、悟性等心理图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科书上“死”的修辞格，尚未转化为活的、有生命的、针对对象的感悟，即便你掌握再多，也很难得心应手，更遑论那些对基本常识处于半空白状态的人，其尴尬可想而知。所以，进入现代诗，要从叩响“特 殊知识”的门环开始。

    其二，现代诗与文言诗是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很多人把现代诗与古诗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但大量实践证明，现代诗在思维、感受、语境、语言等方面已然与旧体诗产生巨大差异，若死死抱住旧体诗与现代诗这一“共同体”，在传统审美惯性与惰性的驱使下，把古诗那一套评价鉴赏体系移用到现代诗身上（好一点的略加变通），就必然出现某种方凿圆枘；而且愈是固执地执行“古今通用”标准，阻抗愈大。“古今一体”的审美绿道通行，在某些时候（比如遇到早期白话诗）勉强还能凑合，但如果遇到稍微“怪”一点的现代诗，比如遇到某些超现实文本，势必捉襟见肘。如若遇到更怪诞的后现代诗，简直就不知所措了。由于现代诗写作更趋于一种个人化的体验写作，讲究自我体验的微妙散发，所以有必要来一次观念疏通，清除一下误区：不是死死抓住古今诗歌的共通性，而是寻找、发现双方的差异，从差异中重新审视现代体验的瞬间、碎化、游动，从差异性入手去解读。

    其三，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是有效进入途径。这就不能不提到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被诟病为内在循环的封闭容器，但在打通文本间各环节上不乏机杼独出。许多新批评的核心术语都成为现代诗解读的利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方法针对现代诗内部的架构更是十分有效。一个词的含义，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意象选择、搭配及隐显，上下文关联及言外之意……都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分层扫描”之内。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那么，再深厚的漫天雾霭，还能不露出点“庐山真面目”吗？

（摘编自陈仲义《读诗就是再做诗》）

材料一

古典诗词——这语言和思维的极致表达，是人类情感最为重要的传达渠道和“储存器”。李白之高蹈豪放，杜甫之沉郁顿挫，苏轼之澄明旷达，李商隐之错彩绮丽，王维之淡远蕴藉……每一个语言里的诗人，都在以自己的一人一身探索着人性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以惊心动魄的历险精神拓宽着人类感受的疆域边界。

诗人对于独特山川风物中的情感表达，几乎形成了那“数学般精确”的唯一而又广泛共鸣的“情感表达式”。思念故乡之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绕不开的诗句；面对冬日怀人的傍晚，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言自语式的问语，是我们心头一次次泛起的惆怅；亲人生死阴阳两隔，“不思量，自难忘”的短句，会自然在心头徘徊。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这些诗词歌赋的句子和句子之中，隐藏着文化血脉最牢靠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整体情感珍宝，被一代又一代诗人收纳珍藏在诗词歌赋的“情感储存器”中。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语之笔登陆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中“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古典诗词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摘编自杨少波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血脉》)

材料二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一一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风骨气韵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